我们村祠堂的正中央，供着一根扁担。
不是红布盖着的那种供。是供在香案正上方，用两个木叉架着，左右各点一盏长明灯。逢年过节，村里人给祖宗上完香，还得给这根扁担磕三个头。
外地人来了都觉得怪。一根竹子做的扁担，两头磨得发亮，中间被肩膀磨出了一个凹槽——一看就是用了至少二十年。这种东西放柴房里都嫌旧，搁祠堂正位上算怎么回事？
我小时候问过我爷。我爷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这根扁担救过一村人的命。"
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个挑夫路过我们村。
那年村子里闹瘟疫。不是普通的风寒，是人传人的那种。先是东头的李老三在田里倒了，抬回家第二天就没了。接着是他媳妇，他老娘。不到十天，村里倒了十几口人。
能跑的都跑了。跑不了的躺在床上等死。
那个挑夫就是在那个时候进村的。
他三十来岁，穿一身打满补丁的短褐，肩上扛着一根竹扁担。扁担两头各挂着一个旧布袋，一个装着他全部家当，一个装着路上换的干粮。
他本来只是路过，想讨口水喝。
村里人告诉他：有瘟疫，你快走。
他看了一眼村子里紧闭的门窗和满街的药渣子，没走。
他在村口的空地上搁下扁担，解开布袋，从里面翻出一包东西。甘草、黄连、金银花——走江湖的人，随身都带着应急的草药。他把药熬了一大锅，挨家挨户地送。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怕。他说了一句：
"我光棍一条，没啥好怕的。你们上有老下有小的，留着命比什么都强。"
瘟疫持续了一个多月。外乡人没走。
他白天上山挖药，晚上回来熬药。谁家断了粮，他把自己的干粮分一半。谁家死了人没人抬，他放下药碗就去帮忙。全村跑的跑、死的死，他这个外乡人反倒成了村子里最忙的人。
那根扁担，他走到哪儿挑到哪儿。挑药、挑水、挑柴，两头不空着。
瘟疫过去以后，全村两百多口人，活下来七成。
村里人凑了一笔钱，不多，但够一个外乡人安家立业了。
他们把钱用红纸包了，推了村里最有威望的老人去送。
挑夫没收。
他说："我就是个挑扁担的，走到哪儿都是干活。你们把钱留着，给孩子买口粮。"
当天下午，他收拾好包袱，把那根扁担往肩上一搁，走了。
后来村子恢复了元气。死了人的重新生了娃，跑了人的又回来了。日子虽然穷，但好歹是活过来了。
又过了七八年，有一年大旱，村口那口老井见了底。
全村人排着队去十里外的河里挑水，一挑就是一整天。老人小孩渴得嘴唇起皮。就在那几天，有人在月亮底下看见一个佝偻的身影，挑着两桶水，从河那边一步一步走过来。
一趟，两趟，三趟。
天亮的时候，那人走了。村口的缸里装满了水。
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
第三天也是。
第四天，村里人提前蹲在路口守着。月亮底下，那个人果然又来了。还是那根扁担，还是那两个木桶，还是那个佝偻的脊背。
他老了。比八年前老了太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走路的时候脚在地上拖着走。
他倒完水，转身要走。
村里人拦住他，拽着他的手，非要他进村歇一晚。他不去，说天亮了还要赶路。
有人眼尖，看见他扁担上梆着一块布条，布条上用针线绣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周"字。
就是当年他扁担上那块布。
那块布已经洗得发白，边角都磨烂了，他还留着。
村里人问他现在住哪儿。他没说。
问他家里还有人没有。他没说。
问他为什么又来挑水。他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
"我怕村里人渴。"
那天晚上，村里人硬把他留下来吃了一顿饭。他吃完就走了，走的时候月亮正好升到正头顶。
第二天早上，有人在村口的井台上发现了那根扁担。
它就靠在井沿上，磨出来的凹槽更深了。两头的铁钩被磨得锃亮，不知道挑过多少东西、走过多少路。
人不见了。
村里人找遍了附近几个村子，没人见过一个挑扁担的老人。去镇上找，去县城找，都没有。
他就这么消失了。像当年他突然在瘟疫里出现一样。
后来村里人把那根扁担请进了祠堂。
一供就是一百多年。
我爷给我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问他那根扁担现在还在不在。
我爷说："在。"
"那个挑夫呢？后来到底找着没有？"
我爷没说话。他抽了一口烟，烟头的火星子在黑暗里亮了一下，又暗了。
"我小的时候，听我爷爷说——那个挑夫走的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他的背影。他走到山梁上的时候回过头，往村子的方向看了一眼。"
"然后呢？"
"然后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走到月亮底下，就没了。"
"没了？"
"没了。月亮照得到的地方，一眼能看到边的。但他就是没了。"
我爷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人，还是什么东西。"
我后来去外地读书、工作，很少回村。
有一年清明回去上坟，路过祠堂的时候我特意进去看了一眼。
那根扁担还在。比我想象的要旧得多。竹子表面已经起了细细的裂纹，像老人的手背。两个铁钩子上生了一层褐色的锈。
长明灯还亮着。
供桌前面不知道谁放了一碗水，清亮亮的，映着灯影。
我站了一会儿。
没上香，没磕头。
就是觉得——一百多年了，他可能还在路上走着。肩膀上挑着那根扁担，两头不空。
只是不知道这一次，他要去挑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