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自长沙移驻衡州。其所以离开省城，表面理由是“避督抚之权”，实际动因在于长沙绿营与团练系统掣肘太深，难以按照自己的意图重建一支独立武装（《曾文正公年谱》咸丰三年八月条）。从八月二十七日抵达衡州，到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建旗东下，曾国藩在衡州停留五个月，完成了湘军陆师从募勇到成军的全过程（《湘军志》曾军篇）。


陆师编成的核心制度，是在衡州与罗泽南“商搉兵事”后所定的营制。《曾文正公年谱》记其内容为：以五百人为一营，每营四哨，每哨八队，亲兵一哨六队，“火器刀矛各居其半”；每营用长夫百八十人，营官、哨官、队长以至勇夫薪粮“分毫悉经手定”，并“刊立营制数十条，营规亦数十条”（《曾文正公年谱》咸丰三年十月条）。这一营制的关键变化，在于将此前湘乡练勇三百六十人一营的旧制改为五百人一营，使营官能够掌握一个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战术单位（《曾文正公年谱》咸丰三年条）。


十营陆师的营官名单，据《湘军志》与《曾文正公年谱》参互考订，为塔齐布、罗泽南、邹寿璋、周凤山、储玫躬、曾国葆、朱孙诒、邹士琦、杨名声、林源恩各领一营，合计五千人（《湘军志》曾军篇；《曾文正公年谱》咸丰三年条）。但这一整齐的十营之数，是在裁并王錱所部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王錱原领六营，约二千四百余人，是衡州各支陆师中人数最多的一部。曾国藩命其缩编为三营、一千五百人，王錱不服，率所部投湖南巡抚骆秉章而去（《湘军志》曾军篇：“国藩议合并湘勇为十营，汰珍军，珍大怨望”）。这一编遣冲突的意义超出个人恩怨：它表明衡州建军并非曾国藩自上而下地“创建”湘军，而是在多支既有勇营之间进行整合与裁汰，曾国藩能够直接掌握的陆师，从一开始就是整合的产物，而非整齐划一的新建之军。


出师时的兵力总数，水陆合计约一万七千人。陆师五千余人为十三营，水师五千人为十营，另有长夫、工匠及随军人员（《湘军志》卷二）。这一数字与《曾文正公年谱》所记“合计员弁兵勇夫役一万七千余人”相合。但陆师“十三营”与前述“十营”之间的差额，来自出师前夕陆续附入的部队，而非衡州定制的十营本身。

首战目标的选择，在出师之际并无从容筹划的余地。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自衡州浮湘东下时，太平军西征部队已自武昌向上游展开：二月陷湘阴，由陆路犯宁乡；三月围岳州，踞靖港，再陷宁乡，败湘军三营，随即攻陷湘潭，对长沙形成上下钳制之势（《湘军志》卷一）。曾国藩出师后的第一道作战命令，是遣储玫躬往援宁乡，而非主动选定某一战略方向发起进攻。


储玫躬部五百人在宁乡的战斗，是湘军陆师成军后的第一次实战。《湘军志》记其率五百人分三道入城，乘太平军散掠之际发起攻击，太平军“各求门出走”；储玫躬止营郊外，自率十余人行衢巷安抚难民，太平军先出者不知官军已至，返城时与储玫躬相遇于城门，储玫躬及十八人尽死（《湘军志》卷一）。此战湘军损失一名营官，但太平军亦“即夜引去”，湖南境内一度解严。首战的目标是援救宁乡，结果却以营官阵亡、敌军自退收场，并非一场按照既定计划达成的胜利。

此后岳州溃退、靖港败绩、湘潭克复，连续三役均在出师后两个月内发生（《湘军志》卷一；《湘军志》卷二）。曾国藩在衡州所定的营制与营规，尚未经过充分训练与磨合，便被迫投入连续作战。湘潭之战由塔齐布指挥取胜，但靖港之败迫使曾国藩自请治罪，出师时的“东征”目标在实战压力下迅速被本地防御战所取代。这说明衡州出师时的“首战目标”并不是一个稳定、明确的战略选择，而是在太平军西征部队的主动进攻面前被迫做出的应急反应。湘军陆师以五千人分十营的结构出师，其第一个月的实战记录，已经暴露出营制初成、指挥未协、训练不足的若干弱点，而这些弱点在此后的整军过程中才逐步得到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