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秀兰

读王成伦老师《母亲的土方子，我疮面上的暖​》，我触动很深，恍若回到自己的童年。和王老师一样，我也出生在豫东平原一个贫瘠的小村庄，同样属于70后，对于豫东平原“冬天冷得格外刻骨，格外漫长”深有体会。王老师经历的那种求学之苦，冻疮之痛，我亦身有体会。

当年，我的手和耳朵也是年年被冻得红肿糜烂，母亲亦用多种方法护我周全，可年年难以幸免。那种奇痒难耐，正如作者所说“那是一种刻入肌理的折磨：双手双脚一入冬就肿得像发面馒头，通红发亮，皮肉紧绷。痒起来钻心挠肺，稍一触碰又尖锐刺痛，痛痒交织，昼夜不休。”好在，我有一个会编草鞋的父亲。那时，一到冬天，我就穿上带有泥屐子的草窝子，脚上暖融融的，故而我的脚从来没冻过，那是父亲给的暖。可我裸露在外的手和耳朵就没那么幸运了，尽管母亲缝有棉手套，尽管我有棉帽子和围脖，可小孩子的天性使然，好了伤疤忘了疼，我没那么听话地都按母亲的叮嘱照做，所以我的手、脸，还有耳朵年年被冻疮光顾也是必然。

正因孩子在遭罪，所以母爱来得及时而厚重。王成伦的母亲早早为他赶制了厚实的棉衣棉鞋，一针一线缝好棉帽，又用粗暖的蓝粗布，密密匝匝纳出一双棉手套，把他从头裹到脚。即便这样，他的冻疮依旧年年盘踞不去，越冻越重。

虽然冻疮之痛像挥之不去的烙印，伴随着他的整个童年。“一到夜里，被窝里稍稍回暖，刺骨的疼便化作更磨人的痒。那痒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百爪挠心，恨不能用指甲狠狠地抠，用牙齿狠狠地咬，恨不得把那块块肿胀发烫的肉剜掉，才能稍解那股钻心的难耐。那痒疯了似的蔓延，抓也不是，揉也不是，整夜辗转难眠……”直到成年，没了寒冷至极的天气，没了冻疮的纠缠，但一想起那疼痒交织的滋味仍会让人心有余悸。王成伦老师把那段刻骨记忆描写得朴实无华而又生动形象，直接把我们带进了那些苦苦煎熬的夜晚，产生感同身受的共情感。

也就是那些刮骨锥心的疼痛，把母亲的爱释放到极限。“她憔悴的脸上写满心疼与自责，指尖悬在我的疮口上方微微颤抖，生怕稍一用力便弄疼我。”母亲给王成伦轻轻擦药，柔声细语安抚他的情绪，甚至心痛得红着眼圈抹眼泪。她寻遍所有偏方，护孩子少受一点罪。这让我想到自己的母亲，她年年为我洗烫消肿，涂抹药膏，百般苛护，让我心头暖暖的。这种爱何尝不是天下母亲共有的特性？她们都在平凡的生活中，默默关爱着自己的孩子，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生怕他们有一丁点闪失，母亲让我们在清贫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尽情享受着母爱的温情和力量。

作者说，自从1976年那个极寒的冬天，自己多处生了冻疮之后，母亲一门心思寻访治冻疮的土方子。田间地头、邻里乡亲，但凡听说有效，再远再麻烦也要去寻来一试。有时候母亲顶风冒雪，去生产队菜园捡拾干枯的茄子秆与根，抱回家择净慢熬，煮出浓酽发黑的药水。有时候用茄子杆添上辣椒秆、冬瓜皮同煮，熬出汁水给王成伦泡洗。有时候也会用猪油拌艾叶灰或者羊油调艾叶末做药膏，抑或者用棉花灰兑麻油等土的掉渣的方子来给孩子疗治。最费功夫的要数熬蛋黄油，“母亲把鸡蛋煮熟，小心翼翼剥去蛋白，只留下金黄的蛋黄，掰碎后放进小铁勺里，坐在灶边小火慢熬。她一手握着勺柄，一手轻轻扇着灶火，目不转睛地盯着蛋黄慢慢变焦、渗出油来。油烟微微熏着她的眉眼，她却浑然不觉，只盼着多熬出几滴油来。”这就是可爱的母亲，她那小小的身躯里蕴藏着多么大的能量啊！她还不时安抚孩子的情绪，“疼不疼？烫不烫？忍一忍，泡一泡就不痒了。”“这油金贵，最能长新肉，涂上几天，口子就长上了。”洗泡期间还不时问：“烫不烫？要是热得慌，就跟妈说。”这又是多么温柔细致的母亲啊，这样的爱即便是用冻疮的疼痛换来的，想来作者也是欣慰的。

也难怪作者会在文末深情表达：“原来母亲当年给我的，从不止是治愈冻疮的土方子，而是一整个冬天的暖，一整个人生的光。那些敷在疮面上的粗糙偏方，早已深深渗入岁月，长成我生命里最坚韧的温柔。让我一生有暖可依，有爱可寻，无论走多远，都不忘来路，不忘那个在无数寒夜里，用全部深情为我抵御世间风雪的母亲。”

☆ 本文作者简介：王秀兰，女，周口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课文阅读》《阅读时代》《散文选刊》《中国教师报》《语言文字报》《中国劳动保障报》《中国水运报》《教育导报》等杂志或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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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