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川解放前夕，国民党务川县政府按照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的《贵州省反共保民救国纲领》的布置，推进“反共应变计划”。在务川邻近的凤冈、正安、德江、彭水等县相继解放的情况下，迫使务川县治安委员会派人到正安与解放军联系，同意务川和平解放。务川解放后不久，县境周边及境内土匪四起，1950年4月发生了庙坝战斗，务川县人民政府及驻军根据上级放弃边缘县的命令迁驻凤冈县绥阳场，此后务川陷入匪乱近半年。1950年9月，人民解放军对土匪进行全面合围，于9月26日收复务川。县委、县人民政府先后建立区、乡人民政府，废除国民党在务川的基层保甲制度，并进行清匪反霸工作，逐步消除了匪患。
一、国民党务川县政府“应变计划”
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务川县长徐钟奇在县政府二堂召开机关党政军联席会议，到会20余人，建立了“反共救国委员会”。农历五月中旬，谷正伦委任简宗颐为务川县长。1948年，谷正伦回黔主政，受蒋介石命令，于1949年8月在贵阳召开历时1个月的全省训练团会议，妄图依靠贵州和云南山高地险，作为“反共救国”的堡垒，训练团会议以如何开展游击战为主要训练内容，务川民卫副总队长杨国治参加了训练。训练期间，谷正伦通知全省各县县长赴省城召开“应变会议”。
务川县县长简宗颐参加了在贵阳召开的10多天的“应变会议”。简宗颐在开会期间，大肆招募反共军官，购买枪支弹药，急急忙忙回县，于9月初在务川县城召开了有省、县参议员、县直各单位头头、仓库主任、小学校长、各乡（镇）长等50多人参加的务川“应变会议”。会上简宗颐宣布：必要时将撤销县政府，按省部署，由正安、务川、凤冈、道真、湄潭、绥阳、德江等7县组成“七县游击网”，总指挥由正安县长郑一平担任，各县的县长任副总指挥，每县设3个兵团。
谷正伦提出了“人枪共存，人地同归”的“反共应变计划”。谷正伦还派原宪兵团长包士祺和军阀时期黔军团长袁炳麟与简宗颐一同来务川，主持反共军事，分别配给包士祺和袁炳麟各1支卡宾枪使用。
简宗颐执行谷正伦的“反共应变计划”，遣散县机关、学校，宣布成立军政联合办事处，将县政府的文书档案迁移到城西20里处的黄水垭古庙内。
简宗颐任军政联合办事处总指挥，申烈、包士祺为副总指挥，下设政务组、军务组、政工组、经理组和预备兵一团、二团、后备兵团“四组三团”。防区：预备兵一团防守务川北路，即正南、砚山、青岩、分水、浞水等乡。预备兵二团防守务川南路，即丰乐、新田、黄都等乡。后备兵团率保警队机动。
反动的军政联合办事处成立不到一周，在农历十月初一晚，简宗颐听说解放军马上进入务川，将老婆、孩子和家庭细软送往涪洋，自己向正安方向溜走了。
解放军二野三兵团入川部队经过县北的茅天、浞水，县南的煎茶、凤冈，简宗颐于1949年11月24日（农历十月初五）夤夜将县长大权委托给杨国治代理，伙同德江、凤冈两县县长当夜逃往涪洋。早饭后直奔当阳，将护送他们的保警队张光华等遣返涪洋，3个县长向正安方向逃跑了。
杨国治当上代县长后，手中掌握200余保警兵。简宗颐逃走不几天，杨国治便唆使分队长侯国卿将袁炳麟的卡宾枪抢了，军装脱了。这样一来，预备二团无形中垮了。军政联合办事处有的不到职，有的逃回家，有的下乡避乱，根本无人到岗。杨国治也随老婆去镇江洪代禄家躲藏，务川的“反共应变计划”以失败收场。
二、务川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4日，士绅申惠畴、彭彦猷、陈子猷等出面派人鸣锣晓众，吁请在城居民，每家1人前去参议会开会，商讨治安大事。当晚到场百余人，主持人申惠畴讲明开会宗旨，陈子猷做了记录，决议成立“临时治安委员会”。公推龚伯宏任主任，并作出决定：①将全县现存的公粮、积谷、学谷、斗息、税捐，作为治安经费；②原保警队250余人枪，由治安委员会接管，改名治安大队；③选举申惠畴、彭彦猷为副主任委员，刘佑栽、中立常、杨国治、李泽民、陈子猷为委员；④通过治安会宣言，其主要内容是：“本会纯系为维持治安的机构，除全县军、公粮由本会接收，以作治安部队和工作人员给养外，其他政务，概不过问，一俟政府正式主持有人，即撤销本会。”
县治安会成立后，并聘请原县参议长申烈，原三青团干事长李泽华，原省参议员冯建中，县城绅耆冯汉卿、谭寿萱、纪云渠、王春圃、聂香屏和甘禾的何满六.砚山的李绍春、李仲春，浞水的覃雨锄，正南的徐寿彭，当阳的陈天朗，丝棉的陈世隆，黄都的邹道彬，山江的王大乾为委员。
通知各乡成立治安分会，聘任原各乡（镇）长为分会主任。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后，道真匪首韩克位伙同正安上坝场匪头汤天尧等率土匪300余人，长短枪150余支，于1949年农历冬月十七日，洗劫了涪洋、扎溪，焚毁民房30余间，抢去衣物钱财牛马无数。治安会即派分队长邹茂书带队前往防守。次日拂晓，韩克位匪部前锋已进逼涪洋，治安队于硝磺洞与其交战，因寡不敌众，便退过涪洋河。后牧羊坪、沙窝等处民团齐到，奋力抵抗，于后坝击毙数匪。治安队见四邻乡团均出村助战，郎家林火枪队也赶到，又复战于扎溪，土匪被击退。此次战斗，活捉匪徒1名格杀，悬首示众。同年腊月十四日黄都赶集，绥阳县匪首雷三于光天化日之下，率匪徒300余人洗劫黄都场。腊月二十九日，道真县惯匪韩华率众洗劫浞水场。
12月中旬，有城郊杨村坝贫民简美廷，原是保警队士兵，乘社会动乱之机，潜往蒙鼓丫行劫，杀伤商人。受害者鲜血淋漓，来城叫冤。治安会主任龚伯宏召集委员开会，将简美廷擒拿，于衙门口当众枪决。
务川解放前夕，全县各地乱象环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2月间，邻县的正安、凤冈、德江、彭水等县相继解放。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务川治安会被迫派杨国治等人去正安、道真联系；派唐明伦、申茂祥、申尚武、陈涛等去思南、凤冈、湄潭、遵义串联。申茂祥等在凤冈会见凤冈人民政府县长范登峰和原黔东北纵队司令先仲虞（德江地下党负责人）。领到《约法八章》《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布告》等文件回县城。
简宗颐自1949年11月25日（农历十月初六）逃走后，大家都不知其下落。1950年1月3日，他只身回县致函临时治安委员会：
案奉贵州省人民政府遵义公署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秘改字第二号命令：“务川县人民政府未正式成立以前，务川县原任县长简宗颐，着令该员按照本署秘字第一号命令，并转饬原县政府各级人员，照常供职，保护国家财产，维持地方治安，使务川免遭损失，人民不得再遭涂炭。”等因。宗颐于本年1月3日返县视事。
落款为务川县长简宗颐，1950年1月4日。龚伯宏在上面手批：“召开常务会议。”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头头们商讨，认为简宗颐此次来是看守政府，不予理睬，县印不给。简宗颐亦知事情难办，次日(1月5日)晨往遵义去了。
中共遵义地委、专署、军分区决定派陈彬、梁子庠、王荷生等人为军代表，前往正安，同时通知正、道、务3县原国民党政权首脑人物前往正安，商讨和平解放3县事宜。1949年12月19日，军代表陈彬、梁子庠与正安、道真、务川3县国民党政权代表郑一平（正安县长）、闵涤非（正安县参议长）、丁本扬（道真县参议员）、杨国治（务川代县长）、李泽华（国民党务川县党部副书记长）在原正安县政府办公楼谈判。通过谈判，3县代表表示愿意起义投诚，达成和平解放3县的协议。军代表在会上宣布由3县原国民政府县长暂代县长，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等待人民政府接管。杨国治回到务川后，通过各种会议和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3县谈判和平解放的精神。
遵义召开庆祝解放大会以后，地委书记陈璞如把陈彬、杨材书、梁子庠、王荷生等请去商量。陈璞如说，遵义地区还有正安、道真、务川3个县没有人去，情况不明，你们去这3个县看看情况。陈璞如把任务交代后，语重心长地告诫也是鼓励：“任务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的。搞得好，便出得来；搞不好，就会丢在那里。”
几位同志接受任务后马上起程。先到正安县，把梁子庠留在那里，其余4个干部、4个通信员、8支枪、1匹马，赶到道真县。
在道真，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过了阳历年，开了庆祝解放大会后，正准备把道真县旧县政府的主要人员带到遵义去开会时，务川县的原保警队大队长杨国治，以代理旧县长的名义赶到道真。他要求陈彬派人来务川接管，说务川人民都希望共产党派人来主持工作，并一再下保证：“保证不会出事，去一个人都行。”陈彬派王荷生去务川，王荷生只带1个姓童的通信员，1支加拿大冲锋枪，王荷生配两支短枪。过阳历年后的第三天，1950年1月3日，就同杨国治一道出发了。第二天一清早走出韩石桥10多里地，从山上跑下来10多个土匪。挑夫为他们挑的行李，全被土匪抢走了。连在路上用来换饭吃的盐巴也没有了。当天饿着肚子赶到镇江，住在国民党乡长洪代禄家。
王荷生未到务川之前，国民党务川县县长简宗颐已离开务川了。王荷生到务川后，就听说简宗颐曾在遵义会见了专员李苏波，李苏波要他赶快回到务川维持县里的秩序。但他回来后没有人理他，县里的大印也不交还给他。他没有办法，就在王荷生到务川的当天(1月5日)早晨走了。王荷生是1月5日黄昏时分到达务川县城的。
王荷生到务川的第二天，就召集县城的士绅开会，到会的30多人，全是治安委员会的成员。除参议长申烈外，所有人都到了。在会上，王荷生向到会的人宣传党的政策，特别强调：要维持好地方秩序，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当天就讨论成立“务川县解放临时委员会”，负责维持地方秩序。
1月8日，再次召开地方士绅座谈会。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会议决定撤销原有的“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务川县人民解放临时委员会”，选出龚伯宏为主任委员。
务川县解放临时委员会宣告成立后，立即通知全县各单位和各乡（镇），宣布“务川县人民解放临时委员会”成立，同时撤销原有的“务川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当天，还向省人民政府和遵义专署发了致敬电。并发出通告：于1月11日下午，在北门公共体育场召开“务川县各界庆祝解放群众大会”。
经过充分筹备，庆祝大会如期召开。参加群众有1000多人。由县人民解放临时委员会主任委员龚伯宏任大会主席，全体委员参加主席团。王荷生在大会上系统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杨国治在王荷生讲话之后也讲了话。接着是工人代表陈子猷、农民代表彭彦猷、教育界代表李泽民讲话，商会和治安大队也选有代表上台发言，庆祝务川和平解放，会议开得很成功。
人民解放临时代表委员会于1月12日至13日召开了全县的原国民党乡（镇）长会，全县乡（镇）长基本上到齐了。每个乡（镇）长都带有三五支枪进城，王荷生向他们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着重强调全县的国民党乡（镇）长们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保证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并向他们约法三章：第一，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公家的粮食、物资不受损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待人民政府接管；第二，不准本人为匪，不准与人民政府对抗，每五天报告一次匪情；第三，按人民政府征粮规定交粮，并及时送交县城仓库。王荷生完成和平解放务川的前期工作后，于1月16日离开务川，返回遵义复命。
1950年1月中旬，遵义专署召开“县政大计会议”，务川随军代表王荷生一同去遵义开会的有原国民党务川县旧职人员杨国治、李泽华、冯建中、谭珍华等4人。会议开了7天，主要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会上，遵义专署还用一大幅白标布让代表们签名留念。
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六团一营一连在王占奎营长带领下从正安进驻务川。解放军驻务川期间，曾去甘禾围剿土匪吴承国，缴获一些肉和大米，全部分给了当地贫困群众，活捉13名土匪经教育后释放。
中共遵义地委、专署决定：派赵力中（湄潭县人民政府县长）任中共务川县委书记，胡俊卿（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六团供给处长）任务川县人民政府县长，丁润斋（中共遵义县委民运部长）任务川县公安局长，组成中共务川县委会，接管务川。一同接管务川的还有王荷生、安明章、朱家清等。
1950年2月18日，赵力中、胡俊卿和接管务川的几位同志，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六团二营五连从凤冈出发，20日进驻务川县城。2月21日，县委接管务川县民众自卫总队，改编为县大队。2月25日，在县城大操坝召开群众大会，宣告务川县人民政府成立。同日，一三六团一营一连返回正安归建。
根据中共遵义地委和遵义军分区指示：为了安定人心，等待群众觉悟，充分体现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英明政策，对土豪劣绅暂时一个不关，一个不捕。还组织他们下乡征粮（后因收效不大而停止）。另外，动员他们联系已经当上土匪的关系人，缴枪悔过，改邪归正。当时上级布置三大任务：一是剿匪反霸，二是建立政权，三是宣传党的政策，扩大政治影响，发动群众，进行社会调查和民主改革。
解放初期，敌人慑于解放军的声威，也不了解共产党的具体政策，他们窥测观望，但都不敢轻举妄动。
1950年3月，务川周边土匪四起，有些原务川县的国民党乡（镇）人员和土匪已开始勾结，蠢蠢欲动，形势逐渐恶化。3月中旬，有群众举报县城居民龚华清从四川彭水县国民党残兵游勇手中弄来机枪1挺，手枪10余支，藏于伍家岩寨内。又另据群众反映：原保警大队长周相贵家藏有不少短枪、手榴弹；一般有钱有势的地方绅士都潜居新寨、伍家岩，不下县城住宿，居心叵测。
一天拂晓，县人民政府布置部队全城突然戒严，清查户口，搜缴武器。在伍家岩寨内搜得捷克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支。周相贵家交出手枪10余支，手榴弹数箱。就在这个时候，胡俊卿县长奉令去遵义开会5天，回务川路上遭到土匪的袭击。
中共贵州省委为确保交通干线畅通，集中精力做好中心县各项工作，于1950年3月29日决定，暂时放弃务川、正安、道真等21个边沿县。
1950年4月8日，胡俊卿他们突围回务川县城后，按照遵义军分区和专区命令暂时撤离务川，将县人民政府迁到凤冈绥阳场。
1950年4月12日下午7时，除原保警队大队长周相贵逃跑外，驻务川的干部战士及原县保警队所属三个分队经过整编后，一起奉命撤出务川到凤冈绥阳场。
三、五县股匪乱务川
（一）务川县城的混乱局面
务川县人民政府奉令迁驻凤冈县绥阳场后，务川县城中一小撮地痞流氓便纷纷涌进县人民政府，他们破门毁墙，大肆搜索。在县公安局驻地墙隙里，樊成刚首先找到废枪两支，其他人拼命搜索，各得1支或2支，县人民政府撤退时埋藏的二三十支废枪，全部流失。还有一些人也认为那里大有财物可寻，于是他们翻天楼、撬地板，将县人民政府的一切文书档案和办公桌凳等洗劫一空。
枪支流失后对社会治安带来不利影响，原民卫大队副队长冯宅中眼红了，他出面干涉说，这些枪是务川人民用来维护治安的，私人不能据有，勒令全部交国民党原都濡镇副镇长刘泽中。冯宅中的父亲冯汉卿也积极怂恿龚伯宏、伍仲常等于南门关帝庙开会，再次组织县城治安维持会，收缴这批枪支。
李泽华、李泽民弟兄，判断社会必将紊乱，当夜邀申立常、刘德超等专程往柏村找邹宗峄（原国民党柏村区长）密商后，决定由邹宗峰、李泽华二人出面在正南召开县北武装会议，邀约县北一带地主武装来保护县城。于是邹宗峄、李泽华、李泽民、申立常、刘德超、申朴成、邹绍武、侯国卿、吴承国、杨明升、申尚廷、申尚敏、田茂春、徐贤、黄绍彬、何俊、申茂祥等30余人齐集正南开会。
会上商定由邹宗峄任总队长，李泽华、申立常任副总队长，纠集各路武装保护县城。并前往张爷庙端红杯，喝血酒，歃血为盟，订下生死合同。会后李氏兄弟分头活动：李泽民、申立常、刘德超等回城与绅士接触，筹划部队给养；李泽华去砚山、浞水，联系李仲春、李绍春、覃雨锄、覃纯仁和茅天的陈明扬，鹿池的田茂昭，动员他们带兵进城，邹宗峰回柏村组织卫队武装，走马上任，履行保城总队长职务。
邹宗峰将各路兵马约齐后，浩浩荡荡开进县城。到县城的有大坪的邹绍武，柏村的邹行远，正南的申朴成，泥高的申尚培、申尚敏，青岩的申尚廷，砚山的李洁，浞水的袁光玉、袁光琳，车南的侯国卿等数百人。由于这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个个螺丝都是头”，谁也指挥不了谁，进城不几天，各路兵马即发生摩擦：申朴成要提袁光玉的枪，李洁与杨胜权要厮杀。这群乌合之众一时横强霸道，欺侮平民，给县城人民生活带来了一片紊乱。
邹宗峰自摆长官架子，大模大样地在县城民教馆召集各部头头和城里绅士开会，协商部队给养和保城事宜。城中实权派冯宅中、伍仲常、龚伯宏等拒不买账，都濡镇长刘德超也抽去吊桥。于是双方争执，闹得不可开交。邹宗峄、李泽华眼看给养棘手，处处碰壁，只好打退堂鼓，各路队伍纷纷返回老巢去了。这群地主武装，回乡各树旗帜，拥枪称雄。有的私设关卡，勒索行商帮费；有的借端敲诈，拉牛赶马；有的甚至洗劫村庄，杀人放火，弄得生灵涂炭，路断人稀，盐运中断，斗米半斤盐，全县人民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四川匪首来务川成立伪县政府
务川和平解放时，国民党原都濡镇长纪全庆和县党部秘书吴家驹因思想顽固，未能得到县人民政府留用，于是潜入镇江串通匪首洪代禄阴谋造反，企图霸占务川县城。4月中旬，当李泽华、李泽民兄弟邀来的各路地主武装撤离后，吴家驹便想来县城坐镇，但又考虑力量单薄，遂窜往道真搬兵。刚巧这时有四川涪陵匪首谭席珍被解放军在南川一带击溃后，窜往道真向黄守瑛求援，黄守瑛正苦于无法安置，于是黄守瑛来个顺水推舟，介绍谭席珍（有一百七八十人枪）由洪代禄带领窜来务川。
1950年5月28日（农历四月十二日），谭席珍由正安的上坝、石桥、丁木坳等地进驻务川涪洋场。次日，先头部队占据县城。谭席珍大肆贴布告，自称“川黔湘鄂民众自卫军”第四分区司令，妄图盘踞务川。
谭席珍本是四川涪陵县同乐场的袍哥大爷，惯匪出身，鸦片烟鬼，年已50，骨瘦如柴，老气横秋。谭席珍初到县城时，城内绅士并不理他。申惠畴、彭彦猷等躲居新寨，李泽华、李泽民远避郎家林。新寨为民国初年绅士龚朴园倡议修筑，历经军阀、土匪多次进攻，均未曾破败，申惠畴自顾“山溪之险”，不许谭席珍入寨。谭曾多次派人联系，他仍不理睬。时有国民党原官僚申典城同居寨上，此人原籍务川，早年出外任国民党县长，后来定居贵阳。
省城贵阳解放前夕，他畏罪潜逃来务川。见谭席珍来后，他官瘾、烟瘾大发，喜出望外，决心下寨与谭席珍勾搭。申惠畴劝其不要里勾外连，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后来，他当上了谭席珍的伪县长。谭寿萱本是城中早年冷落的士绅，且年事已高，一般无人问津。这时他的二儿子谭珍华刚从贵阳读大学回来，颇有些派头。
谭席珍认为一姓谭，他们都是四川老乡，于是找上门去拉上了关系（后来谭氏父子当了伪县政府政务委员和秘书）。这样一来，谭席珍既有黄守瑛搭桥，又有本地人垫蹬，便在务川县城站稳了脚跟。他们在务川县内派粮、派款，杀人、抢人，煽动反共，无恶不作。从5月29日至9月26日（中秋节），在务川县盘踞4个月，犯下了滔天罪行。
谭席珍组织“川黔湘鄂反共司令部”，自称司令，以四川人李启圣为秘书，文魁星为政工处长，洪连为副官。下设大队、中队、分队。他们还威逼县城内曾在人民政府工作过的职员，限期7日内一律自首。
他们成立伪县政府，委任申典城、聂香屏为正、副县长，陈子猷、谭寿萱、冯汉卿、冯建中、龚伯宏为政务委员，王仲舒为主任秘书，谭珍华、唐忠彦、孙澄（兼任军法承审员）为助理秘书，冯宅中为民政科长，吴家驹为财政科长，王式鉴为田粮处长，申立常为税捐稽征处长。接着成立各乡（镇）伪政权，委派各乡（镇）长：都濡镇长陈子猷，涪洋乡长洪代荣，正南乡长申朴成，丰乐乡长陈碧棻，浞水乡长覃纯仁，茅天乡长陈明扬，分水乡长田茂春，鹿池乡长王定国，镇江乡长洪代武，青岩乡长申尚廷，砚山乡长田兴墀，大坪乡长邹绍武，金竹乡长覃淮，红丝乡长高芝芳。
谭席珍等匪徒为了密探暂驻绥阳场的务川县人民政府的动静，在丰乐派杨杰山招聘情报人员4人组织侦探所，专门从事侦探工作。又令牛塘乡公所所在地造纸塘和德江边界均设侦探所，刺探解放军的情况。
伪政府成立后，他们立即组织一支务川地方反共自卫军。以伪县长申典城兼总指挥，申立常为副总指挥，下设参谋处、秘书处、军需处、副官处4个处，管辖5个支队，支队以下编大队、分队，兵源由地主武装和乡丁充任。
务川浞水原国民党区长覃雨锄与当地恶霸何廷玉（军阀时期的团长）素有矛盾。1950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一），何廷玉勾结来干儿子何正良驻扎浞水。何正良本是四川彭水县高谷区古分洞出名的匪首，有200人枪。何廷玉屡次攻打解放军，解放军虽经多次擒拿他都逃脱了。何正良窜来浞水后，覃雨锄自知情况不妙，派儿子覃纯仁去彭水黄家坝报告解放军。解放军三兵团一〇七团正想借此机会消灭何正良，肃清川黔边境匪特。遂应覃纯仁邀请，由其做向导，于17日晚率队进攻浞水。
在浞水场头烟桥一战，解放军打死匪徒四五人，匪首何正良亦被击毙于桥下。何廷玉在猫门得知心腹干儿子何正良已被击毙，吓得六神无主，匆匆来县城找谭席珍保命。谭席珍闻何正良已死，如丧考妣，调兵遣将，企图报复。
8月中旬，谭席珍伙同伪县长申典城亲赴正南，召集申尚廷、田景瑞、申朴成、王定国、邹习宋等各匪头开会。由申典城作动员报告，谭席珍作战斗部署，大谈黄司令（指道真匪首黄守瑛）已派得力干将黄荣祥大队助战。于是决定由申立常亲任前敌指挥，决心踏平浞水。但这帮乌合之众，都贪生怕死，哪肯冒死进攻，行至浞水边境后就鸟兽散了。参谋处长纪全庆窜至分水场，诈得李煦春鸦片三两，转送申典城交差了事。
谭席珍、申典城等大刮民膏，尽情挥霍。申典城将一家老小搬进衙门，专雇一保姆服侍。谭、申二人并在县府大设烟馆，聘请打烟托手日夜奉承。副县长聂香屏夫妇，政务委员冯汉卿、谭寿萱，秘书王仲舒等均为榻上烟客。许多反动军警，亦出入于烟室。因此衙门烟灯昼夜不熄，日耗洋烟半斤，全由公费开支。谭席珍、申典城等匪徒弄得务川城内一片乌烟瘴气，县内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三）道真、正安、凤冈、酉阳匪首纷纷窜来务川
谭席珍来务川县城后不久，匪纵队司令道真匪首张仕奇亦率人枪百余窜来务川。道真有黄守瑛、张仕奇两派，在国民党时期就互相勾心斗角。黄守瑛武装势力日益扩大，张仕奇敌不过他，只好让出地盘。张仕奇的参谋长王作朋贼心不死，妄图将务川变为特殊的反共基地。王作朋原是正安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与务川的李泽民是同学。
民国三十二年(1943)应李泽民弟兄邀约，来务川中学任训导主任半年，对务川情况比较熟悉。王作朋到县城后，即怂恿谭席珍、申典城等匪徒，大谈务川地理位置特殊，要大筹军粮作为反共重要基地。同年6月28日，召开各乡（镇）长和在城绅士联席会议，布置凑粮任务。王作朋提议筹足3万石，各乡（镇）认为务川各地地瘠民贫，完不成任务，申典城出面转圜，改筹1.5万石。事后开支各匪部6000石，申典城提200石，作为伪县政府请客送礼挥霍，供匪徒们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
自封“黔北自卫军总司令”的凤冈匪首史肇周，在进攻凤冈县人民政府失败后，于1950年7月底（农历六月中旬）随带警卫四五十人和机枪2挺，窜来务川县城，逗留十余日即去正安。后又窜去务川黄都纠集朱克伦、张尧章、张绍华、谢云清等攻打驻绥阳场的务川县人民政府。
他们失败后，于同年8月初率领一帮狐朋狗党又再来扰乱务川。这伙匪徒有人枪600余，扎满了街房铺面。他们派粮派钱，急如星火，县城人民深受其苦。申惠畴、彭彦猷等与史肇周结下反共同盟，成立复兴国民党。主要成员有珍珠峪邹绍尧，大坪邹绍武，县城周相贵、申立常等。其工作步骤是：(1)主要成员在新寨端红杯，吃血酒，定生死同盟。(2)撤销申典城自卫总指挥部，新成立川黔湘鄂民众自卫军第二纵队，由申立常任纵队司令，申朴成任副司令，何宗扬任参谋长，王仲尉任军需处长，纪全庆任秘书处长，编入史肇周总部统一指挥。(3)阴谋攻占凤冈县城，使务(川)、凤(冈)、正(安)、道(真)连成一体，变为黔东北反共特殊基地。
9月中旬，道真匪首黄守瑛，由青岩申尚廷、泥高申尚敏护驾，奔来务川。黄守瑛首先走访国民党务川县参议长申烈。认为务川是理想的反共基地，要申烈担任务川县长。申烈考虑自己力量单薄，同时年龄已老推辞未许。黄守瑛在县城逗留四五日，时而去新寨活动，时而与史肇周密谈，后来见没有什么效果，由原路回了道真。
9月下旬，酉阳匪首陈铨率卫队30余人，伙同沿河大恶霸田维贡来务川。陈铨以代总司令名义于周相贵住宅楼上召开县城“知识分子训话会”，大放厥词，胡说他从军用电台收听到：国民党军已收复南京、武汉、宜昌、重庆；又说，得解放区一份材料，上书：“黄泥巴脚杆当家，知识分子脑袋开花。共产党统治，知识青年前途十分危险。”各路股匪齐聚务川，务川人民受到众多匪徒的侵扰，不能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