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凌晨，板门店灯火通明，停战协定的墨迹尚未干透。就在这天，一列挂着伪装标识的军车悄悄开出釜山港，几百名志愿军战俘被蒙着眼，沿着海路驶向他们从未预料的下一站。刘年的编号排在中段，他不知道自己正被写进另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史。

战争前，刘年是皖北一个穷庄稼汉的孩子。1939年15岁，他扛着锄头跟着父亲躲日军“拉丁”，又在黄泛区里挖过地道、放过冷枪。1943年，新四军第七十一团路过村口招兵，他丢下锄头，跟着队伍走。枪托冰凉，却给了他一条明路。之后的苏中攻势、渡江东进，他都在队伍里，粗略算来，打了八年山地游击，打了三年城市攻坚，打到1949年国旗升起。

1950年秋，部队转入江南整训。干部政工会上发过一张表，问愿不愿意复员回乡。刘年当时勾了同意，可两个月后，朝鲜局势急转直下。他把表又撕了，扎进后续增援团，一路坐闷罐车，到达安东，跨过冻得如镜面的鸭绿江。1951年6月，九连接防铁原侧翼的无名高地，那天火光映红了整片密林。敌机抛下凝固汽油弹，连队三十一人只剩他一个微弱的心跳。

昏迷醒来，周围是陌生口音的英语和韩语。刘年奋力爬起，被黑洞洞的枪口按回泥水。他是冲锋班副，不掌握核心情报，美军只给出最低看押级别。战俘营在春川南侧，格栅圈成矩形，高墙外松木林海无边。食物是玉米面团配一个土豆，外加永不缺席的“民主宣传”。有意思的是，所有传单上都写“一人投诚，全家平安”，刘年皱着眉头想，家里到底怎样了。

两年间他策划过三次逃跑。第一次，从粪沟钻出五十米，被铁丝网勾住衣襟；第二次，趁夜沿厨房后墙翻越，中途踩断蒸汽管道暴露；第三次，更惨，被军犬撕裂小腿。1953年6月，战俘筛选开始，美方在表格上增加了“去台湾或去大陆”一项，谁签哪边，由不得本人作主。刘年名字被按在“去台”名单，他至死都记得码头上那股鱼腥味。

登陆基隆后，战俘在番号为“陆军补训总队”的队列里重编。由于闽南话听不懂，刘年被取了个谐音新名——刘锡元。1960年前后，岛上兵源紧缺，新人七成都是大陆籍。蒋经国巡营时，担心“思想未稳”，下令将这批人逐步转业。1967年，刘年脱下军装，被送去嘉义林场。林场队长见他老成本分，介绍自家远房侄女相识。两人相处不到半年，命运又开玩笑——一次推木意外，原木砸断刘年的腓骨，此后行走需拄杖。他忍痛对姑娘说：“别等我。”姑娘红着眼，没说话，转身离去。

残疾补助微薄，他靠朋友引荐，去了台中一家制衣厂当清洁工。尘屑飞扬，他每天早上五点到车间擦机台，晚上九点离厂，领一份不算起眼的薪水。就这样熬了十六年。1989年春，岛内开放部分老兵返乡探亲，刘年递上申请。三十八年的乡音在舌头边打转，他忽然怕，怕家乡认不出他，也怕自己认不出家乡。

同年6月，他踏上阔别已久的故土。村口老槐树不见了，旧宅成了新瓦房。唯一还能指路的，是邻家一位七旬长者。对方摇头叹息：“孩子，这里已经没有你的直系亲人了。”短短一句话，把刘年腿脚的疼痛远远抛在身后，那一刻他只觉得胸口空落。

村委会很快调出民政档案。卷宗纸已泛黄，上面清晰写着：刘年，1951年牺牲，烈士。旁边红笔批注，家属已享抚恤。工作人员抬头看着眼前这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沉默良久。最终县里给出处理意见：身份改为复员军人，烈士资格保留，家属抚恤不追缴。手续办完，刘年在原籍暂住一个月，每天拎着热水壶沿着老河堤走。河面漂着柳絮，他偶尔伸手捞一把，丢进水里，看它顺流远去。

1990年代中期，他往返海峡数次，将积攒多年的薪水分批寄回老宅翻修。2000年端午，他彻底搬回大陆，在县城租了两间小屋。家具简陋，墙上却挂着一张旧黑白照片：新四军时期的合影，二十多名青年，眼神清亮，人人腰背挺直。有人问他为何不去城里养老院，他只是摆手：“我脚不便，院子里坐坐就行。”

晚年刘年身体日渐虚弱，仍坚持每年10月到县烈士陵园祭扫。花圈带着极淡的桂花香，他把拐杖靠在石碑旁，俯身整理缎带。常有人凑上来低声询问：“老兵，您是哪位战友的亲属？”他笑，不答。风过松林，灰发微动，他抬眼望天，目光黯而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