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出发的时候，中央红军八万多人里，有三十个女人。大的三十多岁，小的十九岁。
出发之前，要先过体检关。一百多人去接受检查：有病的不要，怀孕的不要，小脚的不要，连体重差几斤的也不要。
十九岁的钟月林军事训练时得了痢疾，怕人知道，夜里悄悄爬起来上厕所，还是被睡通铺的姐妹“告发”了。
组织找她谈话：一天要走百把里路，前后都是敌人，你身体不好，留下吧。这个平时文静腼腆、不爱说话的姑娘急了：“不，我能走，死也要跟部队走！”
最后，中选的只有二十个，加上原来在中央政府和军队工作的邓颖超、贺子珍、蔡畅等人，一共是三十位。
这三十个人被编进一支三百多人的特殊连队——“干部休养连”：老的是五十左右岁的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头”，病的是刚出医院的重伤员，再加上她们这些女同志，全连几乎没有战斗力，却跟着大军走了十二个月，平均每天七八十里。
她们没有想到，这一路要吃两种苦：一种是和男同志一样的苦——雪山、草地、饥饿、弹雨；另一种，是只有女人才知道的苦。
没有纸的日子长征路上，什么都缺。
严重缺粮。粮食都是路上临时筹集，经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她们几乎什么都吃过，各种野菜、清水煮树皮、草根、皮带。过草地时断了粮，皮鞋底都煮了吃。
爬雪山前需要备7天的干粮，实在找不到粮食，后来在一户人家牛圈的粪堆里发现牲口没有消化掉的麦粒。她们一边用手捂着鼻子，一边把麦粒扒拉出来，再到河边一遍又一遍的清洗，最后炒成干粮。
缺生活用品。现代社会的女性随身都是一堆化妆品，而当年这些女红军，别说没有护肤品，在急行军走路时，连洗脸都顾不上；头发没有梳子梳，用手拢两下就完事。她们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捉虱子太费事了，索性都剃成光头。
还有一种缺，只有女人知道：没有纸。
行军路上，队伍里哪来的草纸？每个月那几天，实在没办法，有时从裤脚撕下布条，大多时候用稻草应付。爬冰卧雪，风吹雨淋，照样跟着部队走，遇到刺骨的河水照样趟着过。部队为了甩开追兵，一天要走几十里，哪怕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也只能捂着肚子，一步一步往前挪。

她们的回忆里写着：淋雨、挨饿、受冻，落在男同志身上多半是感冒；落在女同志身上，是月经不来了，污血从鼻孔里流出来。到了长征后期，她们普遍停了经。有人因此一辈子没能再做母亲。
一双一双走烂的脚再说脚。
队伍里有几双"解放脚"——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放开的。刚出发那阵子，从天亮走到天黑，脚肿得像灌了铅，晚上不用热水烫透，第二天迈不开步。头一夜行军，整个队伍只走了五里路。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缠足时间比较久。就是这样一双在旧社会被裹得变了形的脚，一步一小步，血痕斑斑，从瑞金一直走到了陕北。
行军路上，她们背着行李和粮食，很多时候还要抬伤病员的担架。
天天行军，烫脚比吃饭还要紧。危秀英得到一个铜脸盆，在盆边钻了三个洞，用绳穿起来背在背上。别的东西一路丢、一路精简，唯独这个盆说什么也舍不得扔。一到宿营地，她先用它端水，捡柴草烧热了烫脚——沉重的脚，立时轻松了许多。
有个叫胡家兵的男同志，没有洗脚的习惯，危秀英烧了水送到他脚跟前，他都懒得洗。血脉不流通，一进草地，脚后跟烂得化脓，疼得直咧嘴，拄着棍子一步一跳，步步难挨。
翻夹金山下山的时候，女战士们衣服湿透，冷得打颤，捡了柴要烤火。有经验的人急忙制止：不能烤，一冷一热，血会凝固的，得用雪搓！她们只好把火熄掉，一把一把抓起雪粒，使劲往脸上、胳膊上、腿上搓，搓到皮红发热为止。
到了草地，两脚整天泡在又臭又凉的水里。粮食断了，皮鞋底也成了口粮。她们编了首打油诗打趣："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
爬雪山最险的一段，担架员自己都爬不动了。身体好、力气大的刘彩香，干脆推着担架员往山上爬。推也推不动了，她膝盖一软，跪倒在雪地里。
孩子生在稻草上长征路上，这个连队先后有五个女红军生了孩子。没有一个不遭罪。
第一个是曾玉。过了老山界进了贵州，她肚子开始疼，正遇上敌人袭击，抬担架的民伕跑了，只好把她扶上马背。羊水破了，血流下来，把马鞍上垫的被子染得血红。骑不成马，几个女红军搀着她，一步一个血印挪到宿营地。战友满村子找草纸，一张都没找到，只找来一把稻草。
孩子，就生在稻草上。
在母亲怀里只躺了几个钟头，第二天大清早部队就要出发。孩子带不走——上级有命令，孩子的哭声会暴露目标。赤裸的婴儿身上蒙了几根稻草，压着一张董必武亲笔写的字条，放在空屋子里。母亲被人搀扶着出门，一步一回头。
孩子在屋内嘶哑地哭叫，母亲在屋外抽抽泣泣。
产后没满月的曾玉，当天就蹚过了河。走着走着晕倒在路上，女战士们找来一张木桌，轮流抬着她走。她醒过来要吃点东西，什么都弄不到，只搞来一碗豌豆叶。蔡畅知道了，把自己仅有的一包奶粉送了过来。
第二个孩子是陈慧清的，她是邓发的妻子。那天敌机在头上盘旋，追兵的枪声越来越近，躺在担架上的她偏偏要生了。人们把她抬进路边一间破屋，孩子迟迟下不来，产妇痛得在屋里打滚。有人飞马报告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前面女红军正在生孩子，请顶住敌人。董振堂答得干脆：你们不要管了，产妇慢慢生吧，我们顶着敌人。他命令一个团迎上去打阻击。两个多钟头，孩子落了地。
打阻击的队伍顶到下午才撤。有位指挥员知道一团人打阻击只是为了一个孩子，火了：为了一个孩子，牺牲了多少战士，太不值得了！董振堂说：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革命后代吗！
第三个孩子是贺子珍的。那天急行军八十多里，晚上九点多才停脚，她在一间茅草屋里生产。没有一样现成的东西，警卫员吴吉清用自己洗脸的盆打了水，给孩子洗去血污。第二天这个盆照常打饭，盆沿上还留着血迹。
孩子还是没法带。贺子珍交代钱希均：让孩子在人民当中长大也好，他大了如果是革命的，会来找我们的。钱希均和吴吉清抱着熟睡的婴儿，在山沟里转了半夜，才找到一户只剩一个瞎老太太的人家，留下一点钱、几碗鸦片烟土，把孩子放在了那里。

五个孩子，记录有详有略，以上三个，是史料里细节最完整的。剩下的两个母亲，在所能查到的记载里，只留下寥寥几笔。
每一次生产，六十来岁的董必武都守在门外，等孩子平安落地才肯走。寄养人家的信托他亲笔写，字写得工端正正，纸上有时滴着老人的眼泪。
这些孩子，后来大多没能回到母亲身边。
十七块弹片1935年4月初，贵州盘县五里排。傍晚，干部休养连刚卸掉伪装准备休息，一架敌机从山缝里钻出来，擦着树梢扑过来，机枪扫射，又连投三枚炸弹。
躺在梯田中间的担架上，是在娄山关战斗中腿部负重伤的团政委钟赤兵。他的警卫员已经牺牲在担架旁。
已经隐蔽好的贺子珍——产后还不满一个月——跳出小沟，朝担架冲过去。敌机再次俯冲下来的时候，她扑在了伤员身上。
钟赤兵没有再受伤。贺子珍的头部、背部、四肢，一共中了十七块弹片，鲜血透过军服，流在地上。
没有麻醉药。几个同志狠了狠心，按住她，用镊子把弹片一块一块夹出来。她疼得浑身大汗，眼里噙着泪，一声没吭。嵌得深的那些，当时取不出来，留在她身体里，跟了她一辈子。
昏迷几天醒过来，她第一句话是问钟赤兵怎么样了，然后嘱咐大家：别把我受伤的事告诉毛泽东，免得他牵挂。
那一夜，毛泽东听到连队遭轰炸，连夜赶了十三里山路，进屋一个一个探望伤员，又把自己的担架和担架员派给了她。贺子珍对守在身边的人说：不要因为自己而影响了大家行军，把我寄掉吧。
没人肯丢下她。大家轮流抬着她走，山坡高得担架上不去，就背着她爬过去。那些日子里，这个不轻易流泪的女人，常常被感动得流下热泪。伤势刚好一点，她就不肯再让人抬，下了担架，用双脚走完了最后也最艰难的一段路。
背着人翻两座山可别以为她们是被照顾的对象。这个连里，抬担架、背伤员、把口粮让给别人的，多半也是她们。
战友邓六金拉痢疾发高烧，越掉越远。掉队意味着什么，谁都清楚，她自己流着泪，要求寄放在老百姓家里。个子矮小的危秀英向连长请求留下护理她，替她背行李，削了根棍子给她拄着。邓六金实在挪不动了，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吧。危秀英答：不！我们都不能死！只要我在，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
最后一段路，邓六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危秀英拉着她，走十步喘一阵，走五步歇一口，用了一个钟头，走完了健康人五分钟就能走完的路。这样的陪护，前后四天四夜。

危秀英还背过一个素不相识的男病号。那人发着高烧昏坐在路边，她把水壶递过去，把他的行李全挂上自己的肩，蹲下身把人背起来——背着一个比她高一头的男人翻了两座山，敌人的子弹在头顶呼啸。她只有一句话：只要我活着，就不能丢下你。二十多年后的1957年，那位同志在北京李富春家里认出了她，大步走过来握住她的手：危秀英同志，是你救过我的命。他叫廖志高。

过草地前，林伯渠发现自己漏发了危秀英的口粮，把自己的那份给她。她只肯收两斤多，一路数着粒吃。碰上断了粮、脚后跟烂得化脓的战友胡家兵，她把剩下的一点青稞麦全送了出去。
邓六金抬担架翻大山，累得吐了血。钟月林护送的担架掉了队，民伕抬不动，她自己抬起担架追部队。
邓颖超是带着肺结核上路的，出发前大口咳血，她自己提出留下，怕拖累部队，组织上没同意。她躺的是担架，操的却是全连的心。钟赤兵截了腿，情绪低落，是她跑去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又回头耐心劝：锯腿正是为了保全生命，保住生命才能革命到底。敌袭时担架员牺牲了，她把自己的担架员派给钟赤兵，自己带病步行；钟赤兵流着泪要下担架拄拐，被她强行按住。在花苗田遭遇敌人那一个营，枪声一响民伕就乱了营，她跳下坐骑，头一个把自己的警卫员留下来，赤着脚，拖着患病的身体指挥转移。
过草地时，邓颖超连人带马陷进沼泽，不敢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直到后面的同志把她拉出来。当晚发起高烧，拉肚子，担架上的她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同志们都以为她撑不过去，背后偷偷抹眼泪。她硬是在七天后走出了草地，看见一户人家的房子，一头扑在门口的粪堆上，再也站不起来。蔡畅她们赶来架她上楼，看着一身粪便的邓颖超，都忍不住偷偷地哭了。
还有一回，是夜里过大渡河边的山路。天墨黑，雨下个不停，一步三跌。一个抬担架的马伕受了重伤，走不动了。指导员李坚真搀着他，跌跌撞撞走了五里，到一座破庙旁，马伕喘着气说：指导员，我不行了，你们走吧！李坚真把自己所有的衣服盖在他身上，又留下一些银元，含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告别，再飞跑着赶上前头去指挥连队。
一路歌声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一路走，一路还唱着歌。她们自编的山歌有几百首，最有名的山歌手是李坚真、李桂英、王泉媛、邓六金。
从江西出发那天，回望苏区，她们用兴国调唱：
"哎呀嘞——分田分地阶级忙，革命处处为人民。牢记国仇和家恨，北上抗日去长征。"
行军到半夜，腿脚发沉，眼皮像灌了铅，走着走着就能打呼噜。歌声就是用来驱除钻进骨髓的瞌睡虫的：
"哎呀嘞——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李坚真还有一首专门唱夜行军的："翻过一岗又一岗，黑夜行军路程长。肩抬担架闯天下，革命思想当太阳。"
打回遵义那天，山歌唱得格外开心："三月里打回贵州省，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薛吴两师兵。"
金沙江边，马灯映着江水，刚摆脱追兵，前面又响起枪声。山歌手们应着涛声，低沉地唱："金沙江水急又深，手牵手来心连心。阶级姐妹团结紧，不怕敌人百万兵。"
泸定桥上，铁索晃得人站不稳。李坚真把担架绑在肩头和手臂上，两手扶着铁索过了桥，人还没站稳，就引吭高歌："红军抢渡泸定桥，炮火连天铁索摇。"
夹金山下，面对琼玉一般的冰山，她们亮开嗓子："夹金山上雪凝冰，脚踏冰雪奔前程。"

民夫抬不动担架，要掉队，她们唱山歌鼓劲。歇脚时，几个女兵坐在一起比赛唱歌；爬山时，她们抢先登上山顶，回头朝山腰唱："哎呀嘞——同志哥，拿出劲来翻山头——"唱得人加快了脚步。
最难忘是过草地时的后河。暴雨过后，河水陡然增宽增深，部队被挡在河边。蔡畅站出来，用法语唱起《马赛曲》，周恩来牵着马，跟着旋律打拍子。歌声一起，大家的嗓子都痒了，国际歌、江西山歌、四川民歌、红军歌曲，高音低音，汇成一部杂乱而雄浑的交响乐。歌声里，大队人马蹚水过河。
从瑞金出发，这三十个女人走了一年，二万五千里，途经十一个省。到了陕北清点人数：没有一个牺牲，没有一个掉队。
而她们留在路上的，是月经，是头发，是血，是弹片，是孩子。

致敬前辈！
致敬女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