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勤工俭学年代

作者简介：金弢，曾插队浙江桐庐。1977年考入北外德语系并读研，85年初进文化部，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并任职外联部。88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译著有长篇小说 《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翻译出版东西长篇小说德文版《后悔录》《狂人辩词》等。 曾获 “全国第二届散文大赛” 一等奖、“文心奖”、 “当代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 “当代作家杯文学大赛”一等奖、第二届“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一等奖等。

艾青父与子

——对艾未未要离开德国的联想

文 / 金弢

八十年代，艾老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他时任副主席，有不少重要的外事活动都会请他出席，由他出面主持。因艾老年岁已高，外事活动均有高瑛陪同。因工作需要，我跟艾老夫妇接触颇多。在几次陪同外宾家访艾老时，其中一回便是陪前驻华大使魏科特（德国电视一台Ulrich他爸）去家访艾青，遂有机会也接触到了艾未未。虽相遇匆匆，交谈不多，但他的性格、个性通过他的言谈举止、通过他跟母亲的对话，还是能窥见一斑。尤其是他后来国内国外地成了新闻人物，媒体传说沸沸扬扬，相关他的信息和报导每每不绝于耳，加之文友的议论，或许多少能折射出艾未未的某些性格。

艾未未，当代艺术家，艾青之子，“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中国顾问，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副导演……

年前的今天，艾未未在德国再度成为新闻人物，他在接受《世界报》采访中透露，准备离开德国，并表示：“这个国家不需要我”。事后，《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很快发表一文，题为《立论强势，论据弱微——艾未未在清账》，予以回应。

文中披露：

当时，寓居柏林只四年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声称将结束在德国的流亡生活。原因是：德国不是一个开放型社会，“是一种乐见开放、但且首先自保的社会”。德意志文化之强势，使得它事实上对外来的理念与争论无法接受。于公开的辩论几乎不存有空间，对不同意见基本上不予尊重。

文章认为，这一强势论点可待商榷，然而，它出自艾未未之口，听上去更是一种挑衅，有如在拿气球做一次新的艺术试验、用词语在编织花环，因为他的论据缺乏内涵。问及他此一观点有何例证，他的回答则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出租车轶趣：“这种事我已亲身经历三次，每当我跨入出租，司机见了我马上一句 ‘出去’”。另一场景，艾继续道，因为香水的气味问及能否开启车窗，他跟司机落得个妇姑勃谿。此类争吵更多是因人而异，日复一日，数见不鲜。

文章往下几段后又说：

德国根本不存在禁止辩论。几年来、甚至几十年来相关出身的争论一直赓续不断，近年来更是蔚然成风。就此争论，几乎各阵营时有发声，公开及自由的程度几近到了挑战法律的边缘，这是人们日日有目共睹的。当然也毋庸讳言，就是那些出生于德国的人们，哪怕是一辈子——倘使善意——都会被问及其出生国；更有甚者——作为负面例举——因为其模糊的“外国人长相”而受侮辱或袭击。近期，极为糟糕的是这种现象波及戴小圆帽的犹太人和系头巾的穆斯林。至于题及与传统移民国诸如美国相提并论，德国是该迎头赶上，这或是一个大有裨益的讨论话题。但遗憾的是艾却坐失良机。

文章结尾，作者对艾未未厉声驳斥：

“这个国家不需要我”，此言即为该艺术家本次访谈的结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德国需要每一个艺术家，更是像他一位此番受人逾常敬重、能构建通往中国多种桥梁的艺术家，不啻赘述有关这一人口居最的国度那些迂腐的老生常谈。至于言及德企的利害得失，以及有关对华关系的解说，则更显现其谈话的实质所在，诸如，在他提到，于此涉及人权话题只会得不偿失。或许他已心知肚明，如若这次访谈在德国舆论界错过一次语出惊人，他或将被读者疏虞。然而惊人之余所剩的是一记毫无作用的空炮，因为他论据匮缺。兴许他会予以补充，或我们只权当侥幸。

艾未未

艾未未是个艺术人，搞艺术需要的是灵感，而灵感的前提是敏感。艾未未是个敏感之人，他有艺术新意，搞行为艺术，在中国吃螃蟹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拍男女裸体群照；他算目光犀利，汶川地震发现无数个小学生书包，收集当作艺术品；他算是有艺术创意，继小书包后利用废旧的Lego办出新展。

然而，艺术虽然需要思想，但艺术家跟媒体人不能相提并论。艾未未看到了地震后的书包，他的艺术展揭露的是一种现象、一种事实，但他没有去探讨这场灾难之前是否能更好地预警，灾发后在援救措施上有哪些可鉴之处，灾情发生后又有哪些人为的失误。他没这么做，他只是个艺术家；不同于媒体人，艺术家的宗旨在于揭露提示，停留在表层；艺术作品的本身不会给你更深一步的解说。除了这幅表层，进一步的内涵需要观者自身的分析想象，看艺术展是需要带着思想去的。他的地震展是在提示这些小书包背后隐匿着什么。

他的群体裸照是在挑战中国传统道德的底线，在眼下中国变迁的大时代，传统遭受突破属情理之中，一张男女耻毛毕见的公开裸照引来纷争也是人之常情。想想茅盾在他的《子夜》里，老爷子看到坐黄包车的旗袍女人展露大腿，一句“万恶淫为首”，心脏病突发命归西天一样，七十年代末的我们都已看得忍俊不禁。这些裸体照想说明什么？艾未未未作说明，他只是个艺术家。

Lego是孩子的玩具，那么多玩过的Lego背后是那么多的孩子，这又意味着什么？艾未未没有解说词。这是观者的任务，是艺术评论家的职责。

艾未未模仿叙利亚溺毙小难民

艾未未在德国才生活了四年，可谓走马观花，白驹过隙，但他发现了德国社会某些有典型的现象，至于这种发现是真假对错姑且不论，人人闻之可见仁见智。但他作为艺术家已把问题浮托在可见的层面，更进一步的深层探讨则是媒体人的职业范围了。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艺术家去做评论家的工作，这本来就不是他该做的事；就跟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媒体人去办艺术展一样。这篇文章对艾未未的质疑，是强人所难，苛求于人。

事实上，我如言对艾未未没有太多的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只是因为工作之故与其父亲过往甚多，因此也连上了他。这次看到德国某些媒体对他不公的批评，遂站出来替他挡一枪，颇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气。抑或换作是中国人在指责他，这回我兴许就不予发声了。这似乎很像是一个女人，自己的老公在家里做妻子的可以任意骂，出了门被别人数落，老婆就不会干！不知这是血浓于水，或是民族的狭隘？

艾未未装置艺术

文章观点之我见：

艾未未要走的主要动因之一，无疑是他感到此地“融入”无望，“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一定会这么想。德国不同于美国，要想“融入”并非如此一词这么简单，谈何容易。“融入”必以语言为先导，而学习德语甚至掌握德语之难，作为母语的德国人难以想象，不能理解。像艾未未这样搞艺术的，不会本国语言，想在德国生活下来，困难不言自明。就是他会英语，在此生活，跟社会永远貌合神离，永久脱节。

再一点，艾未未说得没错：日耳曼是一个文化很强势的社会。德国人是永远不会俯就放弃自己的母语，用外来语跟你沟通，这一点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已有认知。我们的德国外教，哪怕在中国生活了十年，甚至二十年，也绝不会放弃德语，用磕磕巴巴、文理不通的中文来跟你交流。就如我们到了国外，哪怕智商再高，一旦失去了语言，就顿间成了聋哑人；搞理工的还能凑合，而文科类没有语言则举步维艰，不精通卜居国的母语，事业将是一筹莫展。《芙蓉镇》作者古华到了加拿大还能写出什么？顾城到了德、英，颠沛流离北欧，最后魂断“激流岛”；北岛到了德国想跟顾彬在文学上成就鸿志大业，最后不也是南辕北辙，无奈回归本土。

艾未未装置艺术

所以日前我听说北外校友，因央视英国撤站，转战德国，而日耳曼文字却目不识丁，叹如一介 “德语文盲”，欲在此开设记者站，虽勇气可嘉，然我无奈深感惊诧。我若到了法国就会变得听说不能，瞬间忽如半残废的智障，尽管我在大学二外学的还是法语！央视为何不撤回此班优秀人马，留作他用，换成德语班子，这明摆着举措有失！中国又不匮缺德语人才。

艾未未都是这把年纪的人了。德语之难，不仅德国人不知道，但凡没碰过德语的中国人都不会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往往会拿英语作参照，以为会了英语就很快会德语。事与愿违。一旦学起来其难度就是哑巴吃黄连了。尤其到了成年，特别是年过三十，难度翻倍。艾未未想终生定居德国，往下的岁月就是什么都不干，光学德语，到了没齿，能拿三分，就该祝贺他了。

2003年，艾未未与瑞士的建筑事务所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合作设计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

性情中人艾未未

艾未未的性格像极了父亲，也是倔硬不阿。艾老文革时的受难表现，从来不肯低头，吃软不吃硬，而且一直是个性情中人。虽跟艾未未见面不多，但通过其父母加群友的谈论，也算知晓一二。

艾未未的长相不像父亲，取了母亲，艾老就是年逾不惑还是英俊男子一个，一如既往地显得清秀利索。艾未未的外表更像艾青夫人，但他的性格则更多地随了父亲，是个大男子主义，也是个性情中人。

1986年五月，德国文献作家Hatto Kuhn应中国作协的邀请单独访华四周，我全程陪同，最后一直把他送出香港。Kuhn的访华是因他叔叔，德国第一翻译家Franz Kuhn。其终生不娶，坚持六十年，翻译了我国从明、清直至茅盾的《子夜》几乎所有经典小说。小库恩作为唯一精神遗产继承人来华作书展访问。在京期间有一回正式宴请，餐定在前门吃烤鸭。德方我们邀请了文化参赞夫妇和一秘夫妇加Kuhn五人，我方是北图馆长，因Kuhn书展在北图举行，一位作家加我翻译，宴请由艾青出面，带上高瑛，也是五人。

正常安排一桌八人，因不好精简，八人桌加了两把椅子，已经显得局促。宴前，德国客人和中国作家赶在艾老前已经到场。出乎意料，德方事先没打招呼地多来了一位文化秘书，声称懂汉语可以当翻译。这种外事的不测弄得我们很被动，餐桌本来已经超员，再加一把椅子已是绝无可能。我灵机一动，为了无损外交礼仪只好考虑精简高瑛了，趁着他们还未到场，我赶紧冲下楼去等侯艾老的车，把情况如实向艾老汇报，建议高瑛能否就不参加了。艾老也没有征求一下高瑛的意见，就对我说：“让她在车里等着，我们走。” 我顿时感觉到高瑛难堪的表情。虽说尴尬不悦，但她依然客气地逆来顺受，还是非常随和地冲着我强作欢颜，让我扶好艾老尽管走吧。直到今天回想此事，我仍怀歉疚。艾老就是这种爽直的性格，说一不二。

艾青与高瑛

还有一次是1987年底，作协要接待一个波兰作家团，因作协没有波兰语翻译就向广播电视部借了一个，面试时一聊天，他连什么叫“意识流”都不清楚，主任认为没办法用，会影响两国作家间的交流。后来从对方团的履历中得知，来访团员第一外语都是德语，团长和两个副团长均参加过“二战”，团长的长篇战争小说“Niemandsland”《真空地带》，已德文付梓。根据新的情况，领导决定利用我的德语，此团由我接待。

访华过程中，波兰团提出要跟我作协签署一项两国间五年对等互访协议，由此作家团代表波方政府，波驻华大使也将出席。中国作协当时连个像样的会议厅都没有，机关还设在抗震棚里，没法接待外宾，最后借用文联的，中方团长由艾青出面。签完合同，艾青做着手势大声地问：“香槟酒呢？香槟酒呢？哪有签完两国协议连香槟酒都没有的？” 波方团长问我是不是在要香槟，我不能说谎，弄得我们外事人员尴尬得不知如何回答。

艾青的性格从来就是这样痛快耿直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讲的就是他，这一点艾未未与父亲如出一辙。艾未未是隐瞒不住自己观点的，他在中国是这样，到了德国还是这样——旧性不改，千牛落海。

艾未未

艾未未该往何处去？笔者真心希望他能慎酌考虑，语言的因素不能不顾，尤其想在寓居国长期生活下来。

有一个事实众所周知，文人作家到了国外，其新闻价值性极强，不像科学家往往默默无闻，但这种价值取向不会维持很久，往往昙花一现。没有了新闻价值，其所依附其上的文艺价值也会瞬间受损，往往是到了国外换的国家越多，文人的身价越跌！

另外，在此不得不提到这位《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的德语是出色地好，每每用词精确到位，非常难能可贵！

2021年5月20日

易稿慕尼黑

王震（左）与艾青

附一：

艾青在北大荒

文 / 赵国春

(选自《中国农垦》1997年11期)

著名诗人艾青下放到北大荒后，王震将军再三嘱咐八五二农场领导：“政治上要帮助老艾，尽快让他摘掉帽子，回到党内来，要让他接触群众，了解农垦战士。”

身材高大，年近半百的艾青，在王震将军的关怀下，当时担任八五二农场林业分场副场长，他是当时来北大荒的1500名“右派”中，唯一挂了领导职务的。

艾青当时住的俄式木壳笼填锯末的房子，是八五二农场总场部最高级的房子。当时，总场部有四幢这种高级房子，党委书记李桂莲原是少将军衔，场长和副场长是师级干部，又是老红军，他们四家各住一幢。艾青每天早早起床，从总场部和他爱人高瑛步行到示范林场上班，风雨无阻。

艾青与高瑛

有一次，转业军官、他的浙江同乡孟达问他：“艾青同志，听说你在写长诗《老头店》？”他警觉地问：“你听谁说的？”孟达看了他那窘态笑道：“我不会告发，你放心。”

一天，艾青把新写的长诗《老头店》，拿给王震将军看，王震看后对他说：“诗写得不错，但，目前还不能拿出去发表。”

长诗就此压了下来，诗人继续默默地干他的活。1959年底，艾青把王震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示范林场的领导。王震在信中说，他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视察，问艾青愿不愿意同他一起到新疆去一趟。林场领导看艾青愿意换个环境，只好让他走了。

艾青虽然在北大荒才待了一年，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因为他用自己的稿费，给林场添置了发电机、圆盘锯、扩大器、话筒、电唱机等，每当人们看到林场里那通亮的电灯、听到高音喇叭传出的音乐时，都会想起诗人的笑貌。

艾青二三事

文 / 吕进

(选自《星星诗刊》)

如果要我只举出一个中国现代诗人，那么，我觉得应该是艾青，他算是新诗最重要的领潮人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艾青也是有关系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延安的墙报上出现了一些文学作品，引起贺龙、王震等将军的不满。毛泽东得讯后，晚上提着马灯亲自去看，也觉得问题严重，于是邀请刚到延安不久的艾青去窑洞一谈。艾青建议，开个会，由毛泽东谈谈。这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来源。

和臧克家的侃侃而谈的风格不同，艾青话语很少，那不多的语言总是幽默风趣，透着诗人的睿智，所以秘鲁诗人聂鲁达称他为“迷人的艾青”。一次，我们几个搞诗评的去看望艾青。有人掏出本子，请艾青题词。艾青给古远清题词：“香远益清。”给阿红题词时就开始开玩笑了：“阿红不是新疆的阿訇，而是诗坛的舵手。”

1988年1月18日，重庆发生空难，我当时在北京完成全国文学奖评奖，正要返渝。当晚作家协会请吃饭，艾青和我同桌。听我说，我太太发电报来，要我退机票，改乘火车回去，艾青说：“不必。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不可能飞机一架一架地往下摔呀！”我听从了他的意见。艾青的幽默是一种站在生活之上俯视生活的大智慧：超脱，清醒，深刻。

在北京的一次评奖委员会聚餐，中国作家协会的几位书记和我与艾青都在一桌。当时国内许多诗人正在热情地征集签名，要求授予艾青诺贝尔文学奖。于是负责外事的书记在桌上对艾青有所埋怨。他说，大家这么努力，您却没有反应。他还说到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的华裔评委。他说：“马悦然主动给您写信，您也不回复人家。”艾青却一直保持沉默，一直到饭局终了。我感到我的灵魂受到一次清洗，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诗的尊严，艾青给我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