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下设六个旅，八路军六大旅的首任参谋长分别是343旅参谋长陈士榘、344旅参谋长陈漫远、358旅参谋长姚喆、359旅参谋长刘子奇、385旅参谋长耿飚、386旅参谋长李聚奎。

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六位参谋长里，陈士榘、李聚奎被授上将军衔，姚喆被授中将军衔，刘子奇被授少将军衔，陈漫远和耿飚均未参与授衔。

陈漫远未授衔，是因为1955年9月授衔时，他担任广西省委书记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原本被评定为上将军衔，但其本人主动选择退出授衔，因此没有任何军衔。耿飚未授衔，是因为授衔时他已调任外交部驻外大使，脱离了军队系统，故而未参与此次军衔评定。

李聚奎在1955年授衔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当时未参加授衔，1958年他回到部队出任总后勤部政委，被补授上将军衔，其余四位参与授衔的参谋长中，仅有刘子奇被授予少将军衔，这是为何？

刘子奇是湖南浏阳人，出生于1900年，青年时期做过织布工人，1927年参加浏阳县工农义勇队，1928年被编入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刘子奇担任浏阳赤卫军第2师师长。

同年7月，率领部队跟随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成功突破敌军外围防线渡过浏阳河，当月27日晚攻占长沙，捣毁国民党省政府、省法院等机关，救出上千名共产党员和群众，后因国民党何健部大举反攻，红军被迫撤离长沙。

8月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合组成红一方面军，刘子奇随军行动并前往红一方面军随营学校学习，毕业后任红军独立5师13团团长，不久升任独立3师师长。1932年3月，红军独立1师、3师合编为红8军，1933年6月，红8军和红18军组成红6军团，红8军改编为红17师，红18军改编为红18师，同年8月刘子奇任红6军团主力18师53团团长，随后率领部队参加西征。

9月，红6军团攻占广西灌阳县文市，遭桂19师主力追击，刘子奇奉命率领53团及50团一个营掩护主力转移，在敌军两个团及湘16师一部、三架飞机的掩护进攻下，率部占据有利地形顽强阻击，完成任务后追上主力部队。

1937年八路军成立后，刘子奇出任359旅参谋长，协助旅长王震东渡黄河前往抗日前线，在山西五台山附近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359旅718团被编为警备8团，平山独立团、侯马独立团等编成新718团，刘子奇调任该团政委，期间参加了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

此后他又历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特务团团长兼政委，华北民众抗日自卫军政委，晋察冀军区所辖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副司令员、第8军分区参谋长、第9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120师暨晋绥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还当选为中共七大会议代表。1945年6月，他指挥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军民围困五寨县义井、李家坪日伪军据点，用布雷结合战术爆炸、伏击神（池）义（井）公路的日伪军，切断了敌军的交通运输线。

抗战胜利后，刘子奇前往东北地区工作，1945年9月任哈尔滨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后任松江军区哈西军分区司令员、松江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1946年起，他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第20旅旅长、牡丹江军区司令员，先后参加四平保卫战等战役。

1948年1月任东北野战军独立8师师长，12月任东北军区整训第2师师长，后续还任东北军区独立第3师师长、安东军区副司令员，参与辽沈战役。1949年，刘子奇任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直属第165师师长兼湖南军区郴州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解放中南等战役。

从1930年担任师长开始，到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近二十年时间里，刘子奇的职务始终停留在师长级别，没有得到晋升。

1955年军衔评定工作由罗荣桓等人负责，评定依据主要参考军人的资历、战功、任职经历等。刘子奇的资历十分深厚，1927年入党，红军时期已是师长，按其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的资历，本可评定为中将甚至上将，但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的任职经历和表现，则很难评上。

同时，刘子奇数十年间职务未提升，解放战争中也无显著的大功记录。更让评定工作难以推进的是，当时被评定为上将、中将的将领中，有不少人曾是刘子奇的部下。

罗荣桓为此专门找刘子奇沟通，询问其对于军衔评定的意见，刘子奇表示无论授予何种军衔都会接受。最终经过综合研究，1955年9月，时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刘子奇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他还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是全军仅有的15位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的开国少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