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月23日晚8时30分左右，江西省南昌市西湖派出所值班室响起电话铃声，值班民警急忙抓起电话，听筒里便传出一青年妇女急促的声音：“派出所吗？我是衷xx，我母亲家刚刚遭到一伙蒙面持刀歹徒的抢劫，我母亲被打伤，弟媳妇和两个表妹也差点遭强暴……我母亲家七八万元做生意的钱全被抢走了，还有好多的东西都被抢了，你们要赶快破案哟！”
值班民警立即将案情向所领导作了简短汇报。随即，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来到了受害者的家，户主周某仍在全身打抖，几个女孩子也啜泣不已。
干警们一边进行现场勘查，一边询问事主，事主断断续续、战战兢兢的叙述和报案的情况基本相同。罪犯四人蒙有黑色面罩，戴手套，南昌口音，其中一人身高1.8米左右。
现场勘查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尽管派出所干警全体出动侦查，但由于歹徒作案手段诡秘，直忙到第二天清晨仍毫无结果。
案发的第二天即传统的元宵佳节，因为传说中的蒙面劫匪，似鬼非鬼，穷凶极恶，飞檐走壁，掠财劫色，在唾沫的飞溅中越传越神，使得附近的居民惶惶不安。节日的喜庆气氛被冲淡了，走亲的人不敢出门，访友的来了进不了门。人们陷入深深的恐怖氛围之中。
又过了一年，在1995年4月12日晚8时40分，一身穿城管制服的男子气喘吁吁跑到系马桩派出所，急促地向值班民警说：“快通知你们的所长，老贡院19号刚刚发生一起蒙面持刀抢劫案，事主龚某双手流血，身上多处受伤。”
8时45分，系马桩派出所所长解润雄带着全副武装的干警来到了现场。事主的卧室被歹徒翻得一片狼藉，床单被撕烂，十五六岁的男孩紧偎在父母身边不敢吭声，受害人夫妇像爆豆子似的道出了案情的始末。
干警从中得知案犯共有三人，其中一人身高1.8米左右，普通话讲得较好。听口音三人都较年轻。现场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
根据案情分析，解所长立即用对讲机发布命令，全所人员分成四个小组在附近各街巷快速搜寻一高两矮的年轻人。
时隔不到十天，蒙面人又出现了。4月21日晚9时50分，百花洲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妇人在电话中说，她家遭到四名蒙面持刀歹徒的抢劫，歹徒在她家翻找了一个多小时，并欲对其外孙女进行强暴。
干警们根据事主报的地址，很快就来到了现场。现场询问和勘查几乎和上述两起案子一样，没有明显线索。
蒙面劫匪像幽灵般的不断地跨区域出现，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老人们围坐在一起瘪着嘴一边大发着议论人心不古，一边咀咒蒙面劫匪该雷打火烧，千刀万剐；更有一些老太太点烛烧香祈求菩萨保佑蒙面劫匪不进她家；上班的双职工家纷纷请来一些亲友帮助看家，并再三叮嘱紧闭门户，无论谁敲门都坚决不开；小孩子们晚上在家自习得父母在身边陪伴，已分房睡觉的也得要有人陪睡；一些家庭生活较富裕的个体户、生意人更是焦灼地来到防盗门窗厂家等着订货；市场上一度滞销的“猫眼”一下子成了市民的抢手货。一时间，人们碰到一起几乎都要或多或少地谈论哪家又被蒙面人抢劫了。
4月21日深夜，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南昌市公安局指挥大楼。时针已指向11时，局长曾新民的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此时，他正伏案推敲明天在全市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提纲。“嘀铃铃”，电话声响起。他搁下笔，习惯地抓起听筒，耳畔立即传来调度室值班员熟悉的声音：“1号，刚才接到东湖分局案情报告，四名蒙面持刀歹徒再次对一老干部家进行抢劫。东湖分局正在组织力量破案追捕罪犯，一有情况我会立即向您报告。”
曾新民猛地一拳砸到桌上，对值班员说：“你告诉胡振正(东湖公安分局局长），要他亲自组织人员加快破案，明天我要听他的详细情况汇报。”
案情就是命令，午夜时分，市公安局党委一班人聚集在会议室，会议由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万加坚主持。他说，据我了解，此类案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罕见，是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犯罪行为。犯罪分子非常狡猾，蒙面、戴手套，受害者无法看到他们的面目，现场也没有留下指纹等有价值的痕迹。要快速侦破此案，必须在全市撒下一张无形的大网，充分发挥基础工作和技侦手段的作用，深入发动群众，广泛搜集线索。这样，我们才能抓住狐狸尾巴。
4月22日下午，市公安局再次召开有市区公安分局局长、政委、刑侦大队长参加的“诸葛亮会”，会议确定了并案侦察、立体作战的破案基本思路。
4月24日，各路人马再次帐前听令。望着曾新民一脸庄严的神情，大家很快明白这位素以“严肃”、“严谨”著称的顶头上司下定最后的决心了。不出所料，在寂静的会场里，曾新民铮铮的语言振聋发聩：“现在我宣布，市区各分局全都立下军令状，半月之内要破案，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撤哪个单位领导的职。我也向市委立军令状。”
破案立军令状，这在南昌市是罕见的。压力很快就变为动力。作为案件多发区域的西湖公安分局，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次“攻坚战”的先锋，局长毛本源、政委张九根、副局长刘海保等七个局党委成员每人抓两个派出所，哪个派出所出了问题和漏洞，板子首先打到哪个党委成员的身上。分局机关除刑侦大队外的所有人员，每晚7至10点全部下到各派出所充实第一线力量，扩大巡查队伍，加强面上控制。刑侦大队的人员更是重任在肩，撒网布线，蹲坑守候，化装保护重点对象。然而，就在这森严的戒备中，猖獗的歹徒就像存心和公安干警挑战似的。
4目26日晚8时30分左右，船山路，蒙面劫匪的魔影再次出现，歹徒作案达一个多小时，不仅抢劫了价值万余元的财物，而且还丧尽天良地对事主进行了疯狂的人身残害。
白昼，深夜，黎明，无论何时何地，到处都闪现着橄榄色的身影。很快，罪犯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
——罪犯系四至八人的团伙，有盗窃和抢劫前科；
——团伙成员身高大都在1.70米左右，其中一个身高约1.80米者是主犯；
——罪犯大都为家居南昌的无业闲散人员，年龄在20-30之间。
一个个的情报，一条条的信息，迅速编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
27日下午5时左右，南站派出所所长胡咸训带着三名警探警长跨上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到西湖公安分局，跑步上楼来到局长毛本源的办公室，详细地报告了本辖区有四个重大嫌疑犯的情况。胡咸训说，这四个人均有过盗窃前科，身高特征与模拟画像相似。据了解，四人均无正当职业，手头却很阔，而且这四人都住得离案件多发地段较近，地形、社情、民情熟悉。
毛本源听完汇报，立即召集刑侦队长会议，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这四人均系游手好闲之徒，此时肯定不在家中，如贸然前往，定会打草惊蛇，决定翌日凌晨1时行动，抓捕这四人。
等待是最难熬的。20名精干的刑侦队员不时抬腕看表，急得搔头挠耳。当时钟指向0时30分的时候，20名刑侦队员在局长毛本源的率领下纷纷登车。警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射入夜幕，瓢泼的大雨像是为干警壮行。按照预定方案，兵分四路，分别对四名嫌疑分子进行抓捕。直到凌晨5时，四路兵马汇合，结果全部扑空，也未发现任何凶器和赃物。后经证实，四人都没有作案时间。
就像钓鱼一样，好不容易看到浮子被拽动，提竿一看，却是空钩，只好重新“打窝”抛钩。
4月28日晚8时许，刑侦大队的几十号人正在召开“诸葛亮会”时，两个便衣人急匆匆地闯了进来。原来是第二侦探队队长熊国兵带回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一群众(我们且称此人为L)反映，几天前，他在市文化宫门口遇到一高三矮四个熟人，这四人均是“两劳”释放人员，其中一人悄悄问他想不想发财，想发财就帮他们去打个大一点的“眼”(即采点，找一家钱多的人家)。L当时表示没有“眼”，那人又说如果有“眼”就及时告诉他们。L接着说，这四人在劳改释放后，一直游手好闲，无正当职业，可出手却十分大方，经常出入高档酒家、卡拉OK歌舞厅……
主持会议的刘海保副局长听到这里，立即说，很好，我们现在就商定一个较妥的行动方案。副大队长廖逸明首先开了腔：“我看先由L传呼他们，看看他们究竟在哪里，不要搞得兴师动众又扑空。”
大家一致赞成他的意见。L立即当场拨通了两个人的传呼，结果直等到11点半也没有回音。
4月29日又接着打了一天的传呼，又没有人接。化装侦探也纷纷报告，这几个人长期都不回家，家里人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根据情况分析，大家认为这伙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必须紧紧抓住这条线索顺藤摸瓜。
30日上午，好不容易等到其中一人回了L的传呼。电话里那清晰的声音钻入了在场每个干警的耳鼓：“做什哩，你有好大的‘眼’啦？”
L按事先定好的话回答：“我想请你帮忙摆平xxx。”
那人说：“这几天我没空，5月1日以后再呼我。”
好不容易接上头又中断了，在场的干警无不扼腕叹息。侦破工作再次陷入困境。明天就是“五一”节，又是第一个每周双休日，此案不破，人人不安。
30日晚，曾新民刚听完了侦破进展情况汇报，就接到市委书记彭昆生的电话。彭书记说：“省委领导对此案的侦破工作十分重视，中央领导刚才又打来电话问我侦破进展情况，我已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你再具体作个汇报。”
曾新民放下电话，忧心忡忡。他很快就整理了一个汇报提纲，给吴书记打通了电话，他刚说了一句：“吴书记，我向您汇报案情。”
对方马上就关切地问：“抓到了没有？”
曾新民说：“正在全力以赴。”
吴书记接着说：“你们要抓紧，全力以赴，早日破案。”
第二天，曾新民在局党委会上通报了吴书记的指示并谈了个人的想法，他要求党委成员全部下到市区各分局，督促指导破案，帮助解决破案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
5月1日中午，西湖刑侦大队秘书科副科长万洪好不容易把那些嫌疑对象的资料整理完毕，静下神，拉开抽屉，无意之中翻到了自己在侦探三队当侦探长的日志。1990年4月份自己曾以协同办案者的身份参与办理一起抢劫案。日志中简要记下了三个案犯的基本情况：张群、万勇、陈国红，均系待业青年，其中张、万为洪都钢厂职工的子弟，陈国红家居西湖区上窑湾71号。
在他的日志中，还特地记了一笔：陈国红身高1.80米。
万洪立即兴冲冲找到正在值班的副大队长王军，简明扼要地汇报了这一线索。王军听了万洪的汇报后，觉得这条线索十分重要，马上向分局主要领导作了汇报。
中午2时10分，分局领导都相继赶到指挥中心，表示要迅速查清陈、万、张三人的基本情况，争取有所突破。刑侦大队情报科长夏向东2时30分接到命令，便和副科长刘剑秋两人立即赶到洪钢派出所，很快就查出了案犯的基本情况。
1990年4月底的某天晚上，陈国红、张群、万勇三人纠集在一起，欲抢劫一烟草批发个体户未成，便四处寻找作案目标，先后三次持刀抢劫三名三轮车主。没料到最后一名三轮车主认识其中一人，便立即向洪钢派出所报了案。洪钢派出所很快就全力出动，将三名案犯全部缉拿归案，此时已是黎明时分。陈国红乘看守人员打盹之机，戴铐而逃。张、万二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陈国红一直是洪钢派出所和西湖公安分局追逃的重要目标，干警们三番五次进行蹲坑守候和突击搜索都没把他抓获。张、万二人分别提前释放。这两人在释放后不听从父母劝告，不管家里费多大的力给他们找的工作，他们都不愿干，怕苦怕累，却又十分向往灯红酒绿的日子，常常瞒着家人，在外喝酒跳舞至深夜方归。
5月2日0点30分，王军、廖逸明副大队长带领干警在张群和万勇家里布控，两人均未在家。于是，干警们分头堵住了几处要卡。
5月2日1时20分左右，洪钢派出所的民警周志斌首先发现了张群、万勇，副大队长王军立即令夏向东、刘剑秋（二人均已化装)上前询问。张、万二人此时不明就理，掏出了身份证等证件，并拍着胸脯说自己绝对是道上的朋友，要和夏、刘二人结交(张、万以为碰到了黑吃黑)。夏、刘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从张群身上搜出一本通讯录，上边记载着陈国红的传呼号码。
夏向东灵机一动，就问张群：“你认识陈国红？”
张怕惹麻烦，想解围，便说：“我岂止认识陈国红，我们是‘血伙’（铁哥儿）。”
夏紧接着说：“你和陈国红根本就不是什么‘血伙’，今天不见陈国红我不会放过你。”
张不知是计，便道：“走，我带你去，陈就住在xx地方，到时候看你还有什么说！”
夏向东一听，立即发出信号，潜伏的干警们都围过来了，张这时才发觉上当。但他再想撒谎已没用了，便带着干警们来到了陈国红租住的地方。
张群坐在警车上似乎已感到了末日的来临。他眨巴着眼睛，挖空心思想如何蒙混过关。当警车停下，张带着干警来到陈住的楼房前时，突然心生一计。他明知陈住在一楼，却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陈国红很厉害，他有好几个枪，就住在二楼，你们千万要多上些人，不要让他跑了，否则我就没命了。”
毛本源、刘海保闻言当即制止一拥而上的干警，便在四面撒网，断绝了陈犯可能逃跑的一切后路。
果然，这个决策十分英明，陈犯没有住在楼上。当陈犯在半睡半醒中听到楼上有异常的动静时，便欲开门脱逃。但他掀开窗帘一看，门口有大盖帽晃动，以为是派出所抓赌来了，穿着短裤背心蹲在门后听动静。干警们在二楼所有房间搜查未找到陈犯，立即以手持对讲机用暗号通知楼下人员，陈犯很可能住在一楼，要防止陈犯狗急跳墙。
由于考虑到陈犯有枪，大家简单地商议了一下，便决定把房东找来，拿出钥匙。门一开，王军贴门而进，躲在门后的陈犯被撞击疼得忍不住叫了一声，干警们立即从门后将他扭住。在陈犯房间里查出了蒙面头罩4只，钢珠枪5支，各类刀具14把，皮手套4双，以及部分赃款赃物。
凌晨3时10分，对陈、张、万三犯进行了突审。在铁的事实面前，三犯交代了另四名案犯滕海燕、黄永胜、赵九洲、杨海保的住址。
凌晨5时，干警分别将案犯黄永胜、赵九洲、杨海保缉拿归案，抓滕海燕的干警却扑了空。据房东交代，滕有可能到丈母娘家去了。通过咨询，干警们很快就了解到滕的丈母娘家住铅山县永平镇。永平离福建十分近，必须尽快抓回滕犯，否则滕犯就可能逃之夭夭。曾新民局长闻讯立即拨通了省公安厅指挥中心的电话，请求援助。值班的副厅长何允申即刻指示铅山县公安局，全力协助缉拿滕犯。5月2日上午7时10分，何允申接到铅山电话，滕犯已被缉获。
至此，猖獗一时的七名蒙面持刀入室抢劫案犯被一网打尽。
不久后，这7名案犯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