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像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总是由着胜利者书写。

千百年来，在各种各样的文字著作之中，秦始皇总是被塑造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形象。围绕着秦始皇的残暴，编织着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故事。

焚书坑儒这两件并列组合且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两千多年来在各种文学作品中被人反复批判，更为儒家披上了一层殉道者一般崇高的道德外衣，成为其道德合法性的重要背书之一。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焚书的事情，详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纪事记载：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的酒席宴上，博土们之间发生了争论。

争论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传统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制的政策，秦始皇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

在廷议的讨论中，一贯主张全面郡县制的丞相李斯，大力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最终，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焚书台遗址

焚书这件事情，是秦帝国君臣间经过议论后，颁发并执行重大政令的政治事件。

《史记》 的记述之中，时间、地点、人物、事情都有明确的交代，焚书诏令的产生和下达也符合秦代政令的程序，文本的信用度相当高。

若是进一步探究这件纪事，其源头乃是司马迁是根据《奏事》这部书写成的。

而《奏事》乃是记载秦国大臣的上奏文和名山刻石的史料集，是可信度最高的第一手史料。

因此，焚书作为一件历史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过多质疑的地方，《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焚书的记载，也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可靠的信史。

至于始皇下令焚书的原因，也并不是特别的难以理解，无外乎统一文化思想，巩固统治基础。

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们，鼎立新朝之后，也都会有相应的措施，用以巩固法统，凝聚人心，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坑儒的事情，也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不过，相比于对‘焚书’事件详实可靠的记述，有关‘坑儒’的纪事更像是一段起伏跌宕的故事，作为一件历史纪事来看，显得颇为不靠谱，到处都是欲盖弥彰的漏洞。

坑儒事件的起源，来自于始皇帝在死亡压迫下，对于长生不老的迫切追求。

秦始皇

晚年的始皇帝为了追求长生，大量的召集方士入宫效力，数量超过三百人。

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徐福、侯生、卢生和韩众等人，他们受到秦始皇的礼遇厚赏，四处为秦始皇寻找不老的仙药。

可惜，所谓长生不老注定是虚妄。

随着时间的流逝，诸多方士在耗费了帝国大量的资源之后，却并没有给予始皇帝期望的结果，所谓仙药依然是一个只存在于众人憧憬之中的物什。

卢生和侯生等一帮方士们，实在是有些玩不转了，于是串通起来准备跑路，这是坑儒事件的导火线。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于由此引爆的坑儒事件是这样记载的: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段纪事用白话翻译出来，大概意思就是：

秦始皇听说方士卢生和侯生逃亡以后，大怒说道:“我没收天下的书籍，将其中没有用的通通清除。

广泛召集了很多文学、方术之士，希望由此振兴太平，让方士们寻求仙药。

现在了解到韩众逃亡不归，徐福等人的耗费数以亿计，末了还是得不到仙药，传来的都是相互告发谋利图私的消息。

对待卢生等人，我不但尊重，而且赏赐甚厚，现在反而诽谤我，以此加重我的不德。

对于在咸阳的诸生，我派人查问，其中有人制造妖言，惑乱百姓。”

于是派遣御史一一审问诸生，诸生们相互告发以解脱自己。犯禁违法的有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在咸阳活埋，让天下都知道，以惩戒后人。

这就是历代最早关于坑儒事件的记载，千百年来有关坑儒的种种故事议论，都是从这段纪事生发出来的。

但是大家若是仔细阅读这段文本，便会发现其中存在诸多的疑问。

首先，便是在“坑儒”事件中，关于受害者称谓的奇怪变化。

在坑儒事件中具体提到名字的几个人都是方士。例如：侯生和韩众，韩国出身的方士。

徐市，就是徐福，齐国出身的方士。卢生，燕国出身的方士。

这些有名有姓的方士多年出没在秦始皇身边，糊弄秦始皇，自然地成了坑儒事件的打击对象。

除此之外，被谴责的还有“文学方术士”。

“方术士”，就是方士。“文学”，就是文学之士，可以泛称博学善文的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儒学之地。

奇怪之处就在于，相比于‘方士’出场的众多人物，这里提到的‘文学’却并没有一个有真名实姓，直接是一笔带过。

到了这段文字的下半段，文学方术士的称呼又变更成了“诸生”。

诸是多的意思，生的意义是学生。诸生的字面意义就是多位学生，后来往往用来指学习经书的儒生。

这里以“诸生”取代“文学方术士”，明显淡化了方士，强化了儒生的存在感。

继续深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紧接着这段纪事的，是公子扶苏登场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纪事。这段纪事的原文是这样的:

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日:“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苏北监唯上察之。”蒙恬军于上郡。

这段文字乃是有关坑儒事件的一条重要补充，不过细读之下却显得非常的突兀。

按照常理讲，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求药，但扶苏劝谏秦始皇，却半点没有提及相关的事情。

而是突如其来地扯到诸生。而且其话里的诸生意义也变得非常明确，就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儒生。

显然，扶苏这句话是掐头去尾，经过加工后，有意的添加上去的。不像是为了劝谏秦始皇，倒像是为说明诸生就是儒生而说的。

如果去除扶苏的这段劝谏，秦始皇坑埋儒生这件事情的记载与儒生就很难扯上关系。

短短两段话，区区百余字的记述。

同一件事情之中，关于坑儒事件的受害的称谓竟然发生了四次变化。

从一开始的方士、文学方术士，到后来的诸生和‘皆颂法孔子’的儒生，事件缘由的方士被隐藏淡化，没有关联的儒生反而成为主角。

其次，关于受害者的处刑方式。

根据前一段纪事， 秦始皇大怒以后，下令将这批文学方术士交给御史处置，“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

御史，或者是指负责监察的御史，也可以是御史大夫的略称。

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法务在其职责内。按照秦国的制度，文学方术士们既然交由御史处置，那么正常来说，他们将根据当时的法律来进行审判。

根据目前了解的秦汉法律，以及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法律文书来看。

其中关于死刑的处置，并没有活埋处死的律文和案例。

在秦汉历史上，活埋处死仅仅出现在残酷的战争中，往往是作为受到谴责的暴行被记载下来的。例如：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四十万战俘，项羽活埋秦国二十万降卒。

坑儒

显然，这其中的记述有着非常明显的逻辑漏洞和矛盾之处。

若是秦始皇直接下令活埋，为什么会交由御史大夫审问处置？若是由御史大夫负责办案，又为什么会采用活埋这种不符合秦国律法的处置方法？

如此记述，反而有种为表现秦始皇残暴，而故意为之的意味。

最后，关于几位著名方士的处置。

坑儒之事，历来质疑者很多。

有一种流传较为广泛的说法是，秦始皇坑杀的其实是方士，这种说法与史料记载相互印证，有着一定的依据，但也并不是完美无缺。

其最大的疑点便在于几位被始皇指名道姓的‘首恶’的结局。

记述之中，这件事情完全是因由方士求药而起，被坑杀之人多达四百六十余人，但秦始皇身边最出名的几位方士却大多没有后续记载。

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方士卢生、韩众和侯生等逃亡，从此下落不明，石生也是没有了消息。

剩下的徐福是与韩众和侯生等一起直接受到秦始皇谴责的人，指名道姓，却并没有受到事件的影响，他没有逃亡，也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

一直在琅琊台愉快地生活，继续为秦始皇寻找永远找不到的仙药。

徐福（秦朝著名方士）

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几位最出名的首恶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这种名不副实的结局，完全不能使人信服，甚至让人怀疑秦始皇是否坑埋过方士。

至于将这件事情说成是“坑儒”事件，就更显得荒谬了。

综合上述分析，坑儒之事完全没有可靠的事实理论依据，甚至连坑杀方士的说法都有待商榷。

那如此一个经不起推敲和考证的故事，又为何能够作为一个文化典故流传如此之久，成为秦始皇暴君形象之上的一个重要注脚的呢？

秦始皇‘坑儒’之事的发展，历史上经过了坑方士与坑儒两个阶段的演变。

坑方士这件事情，最早是一则流传于西汉初年的历史故事，其原型出自于《说苑·反质》篇。

其中的记述比《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故事更加完整、生动。

故事的前半段大体同于《史记》坑方士的纪事，不同之处在于后半段的故事。

方士侯生逃亡后被抓，秦始皇亲自升堂审问，准备痛斥后处以车裂的酷刑。结果这位侯生临危不惧，正义凛然。

他口若悬河，对怒气冲冲的秦始皇来了一段长篇说教，直说得秦始皇先是默然不语，继而觉悟动摇，最后感叹悔过，释放了侯生。

很显然，这是一则纯粹以秦始皇为反面人物，进而衬托、美化方士群体的趣闻故事。

不管从叙事逻辑还是历史实际方面，这则故事的真实性都经不起推敲。

最终目的大概是渲染一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宣扬方士们以生命的付出，换来了正义的荣光，同时也告诫诛杀方士的帝王终究是要后悔的。

‘坑儒’之事，便是儒生群体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造加工后的二次创作。

遍察西汉一代的各种文献资料，并没有焚书坑儒这个词汇的描述。

直至王莽之乱，东汉建国，中兴之君光武帝喜好经术，二代明帝，三代章帝也是一脉相承。

连续三代君王的推波助澜使得儒学成了国教，儒家的经典有了朝廷的钦定，解释经典的传文，也有了官方的认可，上行下效之下，掀起阵改造历史、附和经书的风潮。

卫宏是活跃于光武帝时代的儒学经师，他为钦定的儒家经典作序，在《诏定古文尚书》中将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进行了改造。

在这个改造的故事中，本来没有的坑儒地点，正式确定在始皇陵南面的骊山陵谷，就是后来传说的坑儒谷。

此时，坑埋的时间也被确定了下来，是在冬天。

不仅情节更为详细，坑埋的过程也有了具体的描述，先射死，后填土。被坑埋的儒生数量也增加到七百人，不仅有诸生，而且加进了博士。

通过大量的故事改造和细节添加，将儒生们塑造成殉教的圣徒。

除了历史改造之外，儒生们又制造了新的历史名词。

《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班固编撰，班昭、马续补作。中国首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汉和帝年间。

《汉书·五行纪》中历数秦始皇的各种暴政，首次将“燔诗书，坑儒士”两件历史事件同时并举。

再经过精练提取，“燔书坑儒" 作为一个四字专用名词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并在在随后的传承衍化之中，逐渐演变为焚书坑儒这个汉语常用典故。

至此，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焚书可信，断无可疑。坑方士，乃是人为编造的假故事，编造的时间在西汉初年。坑儒生，则是东汉时期，儒生群体以坑方士的故事为原本，进行的二次创作。

儒生们不但将被坑埋的假帽子抢来戴在自己头上，以未曾支付过的牺牲骗取道德的荣光，更是私下里作了手脚，将《史记》的相关记载按照自己的意图作了修改。

从此以后，坑儒的谎言变成历史，焚书坑儒这个真假参半的合成词，变成一种文化符号。

这个文化符号，借谴责专制暴君、谴责文化暴行之名，将儒家经典拾举为圣经，将儒生抬举为殉教的圣徒。

因为这个文化符号，秦始皇为此背了两千年的黑锅。凡论始皇残暴，焚书坑儒必是首当其冲、不可辩驳的重要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