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腊月的一天，西安城外雁塔余雪未融，宋希濂陪同胡宗南检阅第七分校新生。胡突然低声问一句：“宋兄，倘若给你三万青年，能否与共军支部硬碰？”宋希濂一怔，答不上话。短短一句，却点明了胡宗南此后十余年的布局——他深知枪杆子终要落到能被思想掌控的人手里。

黄埔一期出身的胡宗南，早年并不耀眼。1927年与陈赓同班，课堂成绩只能算中上，可他擅长察言观色。北伐途中，他屡次送蒋介石急需的情报，蒋对这位浙江同乡愈发信任。1931年升任第一师师长，1936年兼第一军军长，短短五年位阶层层高攀。就连周恩来也评价“最能替蒋出主意的，首推胡宗南”。

红军北上长征时，第一军是绊脚石。曾有“恐胡症”之说，并非捕风捉影。甘肃会宁一带，红四方面军的侦察兵夜里绕到第一军火力点试探，竟连开三枪皆被机枪网压回，这在装备相差悬殊的年代实属罕见。彭德怀后来自嘲：“打惯杂牌，忽遇精锐，拳脚不够长。”然而山城堡一役，彭德怀抓住胡部轻敌，将七十八师打残，也算彼此都尝过对方厉害。

抗战爆发，胡宗南奉命东调淞沪。两个月鏖战，他折损近半主力，被迫撤回关中。表面看是败绩，实则给了他一个“独立王国”。关中平原粮草充裕，地形四塞，胡藉此扩编整训。最精巧的一步，便是在1940年开办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蒋介石常以“黄埔姓蒋”自居，其他战区想要分校都被挡回，胡却得到了核准，原因在于他讲出了“以组织对组织”的那番话。蒋心里明白，对付延安，单靠枪子儿不够，还得靠“干部机器”。

三万多青年学生陆续毕业，分散在西北各省、军政机关和胡部各旅。宋希濂回忆，这些人“吃得苦、钻得细”，学我党方式发展“青年军盟”。其中尖子熊向晖还被胡视为“未来的第七分校校长候选”，可这位高足暗中早已与周恩来接上线，成了解放军在西北最珍贵的情报来源之一。胡宗南自诩心思细密，却终究漏了这一环，足见事情之讽刺。

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原先计划借阎锡山、傅作义在北线牵制华北，我军主力尚在山东、东北，故对延安“划圈围困”即可。胡宗南不甘闲坐，越过黄河北上，结果连吃晋冀鲁豫野战军伏击，不得不退回关中整顿。到了1947年春节，蒋才下定决心令胡直取延安。彼时胡手握二十四万，彭德怀只有不足两万正规兵。按账面实力，延安似乎稳如囊中之物。

事实却不似账面。胡宗南步步为营，先以五个旅迂回子长、安塞，企图割裂边区交通线，没料到西北野战军利用灵活机动连续出击，青化砭、高家堡、羊马城三战把胡的先遣部打得狼狈。这时胡宗南的反应很“胡宗南”——既不冒进，也不后撤，而是加重特务封锁，切断陕甘宁外援通道。他从后方抽调运输旅改装为“机动辎重兵团”，专事抢粮断盐，延安虽然在三月被攻占，可边区军民的生活压力才是更严峻的威胁。

到了1948年秋天，辽沈战役打响，蒋介石反复催促胡宗南北援，但胡只抽了五个团象征性地进入晋中，自己则把主力继续缩在西安、宝鸡一线。蒋介石恼火，却也无可奈何，西北庞大地盘还得靠胡看着。宋希濂后来感叹：“胡的算盘并非保蒋，而是保胡。”这种谨慎，外界看成“志大才疏”，其实更像赌桌上的老手——输一把可以，不能把老本搭进去。

1949年渡江战役后，胡宗南被迫全线西撤。他先在汉中架设三条防线，掩护主力回川；再利用对机场的掌控，把核心幕僚空运重庆，临走前仍不忘指示参谋处销毁军校学生底册。5月成都局势紧张，又转移到昆明；7月下旬，飞抵西昌。直到1950年3月26日人民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他才把指挥权交给罗列，自身乘机南逃台湾。有人讥笑他丢下数万将士，其实在胡的逻辑里，“活着才能东山再起”，他从不当悲剧英雄。

台湾岁月，胡宗南被排挤得只剩“战略顾问”虚衔，还一度遭同僚弹劾。蒋介石碍于旧情庇护了他，却再未给重任。失意之余，胡向友人苦笑称：“做团长也好，师长也行，大将军这顶帽子压得我透不过气。”这番话后世常被解读为自省，细想或许仍是推诿——若非担得太重，岂会落得如此？

宋希濂在回忆录里写道：“胡宗南知兵善养兵，能韬光，也能敛迹。若非对手强过常人，谁敢说他志大才疏？”是役西北，决胜在于战略重心，而非单就一将之勇。胡宗南的狡诈和难缠，实实在在拖住了解放军十几万兵力和大后方的物资。只是布局再深，也敌不过大势。1950年以后，他的故事翻页，但狡诈难缠的评语，却被不少老国军一直挂在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