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的时代都是一样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第三卷.）

生产活动、交换活动，以及所处的条件、社会环境、大背景等等，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就是在一个国家，每个时代又是不一样的。

“政治经济学”是对这些经济、政治情况的总结，其内容，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当然就不一样了。

所以，不能用别国的经济状况，来对比自己国家的情况，不能动辄说“X国是怎样的、我们也要那样”。也不能说“过去XX的时代是怎样的，现在也要那样”。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是德国人，主要观察总结了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因此，应该“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死搬教条，硬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往自己国家身上“套”。

同样，马克思时代，是十九世纪时期的、严格的说是十九世纪后期，所以，必须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个别时代性的论断，已不能适宜当代；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是这样，其它的学说、思想、理论，也是如此；首先看它是哪个国家的，与自己国家的情况是否吻合，或者自己国家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情况；其次，当然是看它是哪个时代的，与新时代的状况是否“合套”。

当然，这种道理，要有个“度”，不能一概的“排外”，说“外国的都是错的”、“古人的都是错的”，就保守残缺、守着自己那口“小水井”。

而且，真理具有普遍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何时而皆准”，不能借口自己国家国情特殊，就拒绝真理、拒绝前进。

人类，首先进行生产生存的活动，即“衣食住行”，也就是“经济活动”，其次就是政治活动等等，然后，产生了语言文字，以文字为主的“文化思想、学说艺术”。

但此时，出现个问题：因为文化思想，一般是以文字为载体、文字是以书本为载体；书本，意味着文化、思想。

就出现了一些老学究、书呆子，整天咬文嚼字、死啃书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是“教条主义”、“唯书”、“言必称马列”。

其实，这类“书生”，根本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缺乏认识，不能实际灵活运用，只会生搬硬套、死搬教条。

最突出的、就是中国革命时期的王明、博古；他们已成为“古人”、“历史”了，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仍然有很多那样的人。

他们并不是普通人，而是顶着各种“金灿灿的帽子”：大学教授、马院领导、研究所长、研究中心主任等等。

他们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权威”，可是只知道背诵马列书本、死嚼“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基本原理，不但不去学习掌握，反而“唾弃”不已。

因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革命的”，“当代马列理论家”秉持的“法宝”是“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

党员群众迫切要求的改革诉求、社会矛盾的集中点，“马列理论家”则板起面孔，说：“你们是疯了”

所以，对任何理论，都应该“活学活用”；尤其是要注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以及由此导致的理论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