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王”龙云在滇主政18年（1927—1945年），在抗战时期支持和保护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使云南成为民主堡垒，1945年10月被蒋介石派杜聿明用武力逼迫下台。随后，龙云被蒋介石软禁三年零两个多月，1948年12月在陈纳德（Claire L.Chennault）帮助下秘密离开南京到达香港，于次年发表宣言“拥共反蒋”，并策动卢汉起义。① 至此，龙云彻底完成“革命化”过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龙云这一转变过程，对于研究中共中央南方局（Southern Bureau）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统战工作及其成效，以及蒋介石如何失去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力量”的支持，都极具研究价值和意义。对这一课题的深入探讨，对于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亦十分重要。

海内外学界长期以来聚焦于龙云与蒋介石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② 而对与此密切相关的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研究则关注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学界关于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研究滞后，部分是因为文献稀缺所致。由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 毛泽东于1940年5月4日在党内发布指示，正式提出“十六字”方针。参见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年五月四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很多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执行的任务并无文献可以查找，因此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回忆录和回忆文章便显得尤其重要，这些珍贵的史料不仅可补充档案文献的不足，而且为研究者深层探讨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提供了一个主体性的进路。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组认为，“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 张朋园访问，郑丽榕纪录：《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弁言，第1页。 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回忆录和回忆文章可以帮助研究者拨开云雾，理解档案材料中字里行间的深意。口述史料、回忆录和回忆文章纵然主观，但大量的个人历史资料和集体传记将呈现出较为完整的图像，研究者可透过详征博引取得一个平衡点。

本文力图通过大量云南地方实力派、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亲历者的回忆录、回忆文章和工作报告、蒋介石和王世杰日记、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以及档案材料和报刊的对比和互证，结合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和云南地方实力派历史遗迹的田野考察，以1927年至1949年间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为中心，来解释和建构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云南地下组织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同时，兼论及在龙云从“防共”到“拥共”这一“革命化”动态转变过程中，龙云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复杂面相。

自1927年龙云掌权成为“云南王”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龙云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采取敌视和防范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宋方和浦光宗指出：“龙云掌握云南政权后”，与国民党中央更为密切，“对革命形势更为不利”。 宋方、浦光宗：《回忆王德三同志并略述云南地下党第一届省委工作概要》，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五辑，昆明铁路局印刷厂1981年版，第5页。 这一时期，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原因所致。

一方面，抗战前，龙云要确立其在云南的统治地位，欲在政治上得到国民党中央的认可，保障其地方政权的“合法性”，需要得到蒋介石的支持。龙云政权确立之初，对蒋介石的拥护皆表现在具体行动上。一是1929年受蒋介石指示，派兵进入贵州，讨伐贵州军阀周西成，为蒋介石排除异己。二是1930年奉蒋介石之命，为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与广东陈济棠一同讨伐反蒋介石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三是1927年至1929年，为取悦蒋介石，龙云进行了一系列“清共屠杀”。 参见王叔堪：《龙云的上台和下台》，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页;龚自知：《抗日战争前龙云在云南的统治概述》，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二），第2页。 凡此种种可见，龙云此时为争取蒋介石支持，不惜牺牲兵力，也不惜得罪中国共产党。

另一方面，抗战前的中国共产党云南地下组织通过省农协等组织所采取的游行示威、罢工和暴力革命等方式已威胁到龙云的统治，并且地下组织成员将斗争矛头直指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统治阶层。例如，中国共产党云南地下组织负责人王德三编写的民歌《土地大革命》在民众中流传，歌词为“军阀地主与豪绅，概推翻，都杀尽”。 王德三作词：《土地大革命》，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資料》第五辑，第16页。

1927年“二六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云南地下组织领导的群众活动不断发展，引起龙云警惕。国民党开始“清党”时，龙云遂镇压中国共产党云南地下组织。宋方和浦光宗指出：龙云实施“五·十一”大逮捕后，“许多群众革命组织，被迫转入半秘密或秘密状态”。 宋方、浦光宗：《回忆王德三同志并略述云南地下党第一届省委工作概要》，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五辑，第5页。

抗战前龙云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从以下两个事例可见。一是1929年初昆明北门街发生火药爆炸，伤亡惨重，龙云遂将此案责任推到共产党人身上，并借此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秦美等八人枪决。二是1930年中国共产党云南地下组织在陆良县组织暴动后，云南省务委员兼建设厅长张邦翰在省务会议上强调，“共党案处理太轻，所以暴乱叠起！不杀几个不足以制止暴乱”，龙云遂让他到省党部再做一次报告，随后，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刘平楷被枪杀。 参见雷溅波：《一九二六年前后地下党的建立及其活动概况》，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一辑，云南大学印刷厂1980年版，第173页;刘鹤仙：《一九三○年陆良暴动等情况》，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五辑，第27页。

龙云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亦尝试争取，他亲自审讯中国共产党云南地下组织负责人王德三和杜涛等人。据龙云幕僚马子华回忆，王德三被关时曾给龙云写信， 据《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记载，王德三当年写给龙云的信已遗失。参见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三辑，昆明铁路局印刷厂1980年版，第36页。 “劝告龙云走革命的道路，龙云看到这封信，深为感动，认为此人才华出众，不愧是领导人物”，便在深夜到五华山面审王德三，然王德三不为所动。 马子华：《龙云——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1页。 龙云还“悬赏大洋三千元捉拿杜涛”，杜涛被变节者告发后于1928年10月被捕，于次年5月牺牲。 雷溅波：《一九二六年前后地下党的建立及其活动概况》，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一辑，第172页;浦光宗：《杜涛烈士》，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九辑，云南日報印刷厂1981年版，第10页。 浦光宗忆述，“龙云亲自审讯”，“龙云说‘你们干革命的目的何在？涛答‘首先要打倒你们这些大军阀”。 浦光宗：《杜涛烈士》，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九辑，第10-11页。 由此可见，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将龙云看作阶级敌人，视其为应被群众打倒的对象。

对抗战前中国共产党云南地下组织激进的革命活动，“皖南事变”后的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工委委员刘清指出，1939年1月成立的南方局对早期云南地方党组织的评价是“比较暴露”。 参见刘清口述，黄永全整理：《西南联大党组织情况》，云南师范大学1983年版。 宋方和浦光宗认为，“盲动左倾不断给云南党带来损失”。 宋方、浦光宗：《回忆王德三同志并略述云南地下党第一届省委工作概要》，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五辑，第6页。

然而需指出的是，早期的云南地下组织负责人多为高学历的大学毕业生，革命信仰坚定。尽管龙云镇压革命活动，但他尊重有气节的地下组织成员，而鄙视变节者。 马子华：《龙云——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第36页。 例如，龙云允许王德三在狱中给家人写信，这使王德三的“狱中遗书”得以保存下来，使其家人及看到这封信的人得以了解革命者的心路历程及其为革命赴死的信念。 王德三：《狱中遗书》，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三辑，第35页。 而对变节者王绍猷，当龙云得知他在西山管理采石犯人时，贪污囚粮，饿死犯人，便立即枪决这个“烂贼”（龙云原话）。 马子华：《龙云——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第32-33页。

至30年代中后期，随着蒋介石对川贵两省的蚕食，及其控制云南的企图日益明显，致使龙云对蒋介石由亲近转为防范。 参见王叔堪：《龙云的上台和下台》，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一），第416页。 与此同时，龙云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开始转变。这有两个契机，其一是龙云与红军将领罗炳辉于1935年建立了联系。罗炳辉派人给龙云送来密信。龙云指出：“信上说：这次红军长征，目的是北上抗日”，“现在路过云南，也无意来到昆明，叫我尽管放心;希望我的军队不要截堵打战，让红军经过一些州县渡过江去，希望我拖住蒋军的后腿，不要让他尾追红军”，“我看此信，非常放心和高兴”，表示“一定照办”。 马子华：《龙云——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第48页。 在此情形下，龙云向孙渡面授机宜，“此次出征，你不要傻，不消和红军硬干。第一，自己牺牲些部队划不着。第二，让中央军尾追到云南，我们就中计了，你只要尾追红军，把客人送过金沙江去就算了，注意的是莫让中央军来昆明”。 马子华：《龙云——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第47页。

其二是龙云与中国共产党高层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于1937年有了直接接触，就抗战达成共识，并协商在昆明建立与中国共产党的电台联系。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李群杰说：“1937年8月，龙云离滇出席最高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与龙云同机由西安抵达南京。” 李群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赴国难》，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二），第81页。 关于此事，龙云忆述：“周是第一次见面，朱和叶都是我的先后同学”，大家“一见如故，非常亲热”。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马子华指出，这次会面使龙云“对中共的看法有了转变，也是他和中共高层领导彼此取得联系的开始”。 马子华：《龙云——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第78页。 龙云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抗战时期，龙云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态度出现巨大的转变，由抗战前的镇压转为抗战时期和抗战后的保护乃至支持。这一转变最初显现于40年代初。云南省青委书记杨天华指出：1941年，龙云对康泽针对云南党的“大逮捕并筹办集中营计划”予以“观望”和“拖延”，并拒绝了康泽“马上逮捕共产党员”的要求。 杨天华：《在中共云南省青委工作的回忆》，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荫蔽精干 积蓄力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117页。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龙云的转变已有所察觉。他于1941年4月13日在日记中写道，“惟对陕北中共与滇龙，应加注意”。 《蒋中正日记》（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事实上，龙云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是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云南省工委统战工作的成效。毛泽东在党内明确指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46-747页。 周恩来指示在滇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利用国民党中央与龙云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做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以利我们动员群众，坚持抗战，更好地发展我们党的工作”。 李群杰：《关于抗战时期对云南地方实力派部分统战工作的回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编：《南方局党史资料》，1987年第3期，第49页。

云南省工委对龙云的统战工作始于1938年。当时，中国共产党云南地下组织特委书记李群杰遵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辞去党内职务，专做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和情报工作。李群杰通过龙云亲属、亲信袁丕佑和赵宗翰对龙云施加影响。 参见李群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赴国难》，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二），第79页。 据时任云南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席冯素陶忆述：当时“龙云对爱国民主运动的态度虽还不甚明朗，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符合地方利益，他也有一定程度的默契。他左右的文人助手如缪云台、龚自知等比较开明，对民主运动有不同程度的支持”。 冯素陶：《抗战期间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二），第89页。 譬如，时任云南省政府秘书长、省教育厅长、《云南日报》董事长龚自知重用有进步倾向的编辑张子斋和张克诚（二人实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 冯素陶：《抗战期间云南的爱國民主运动》，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二），第89页。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于1941年至1942年间先后派地下组织成员朱家璧和张文澄到滇军中秘密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同时，南方局还通过张子斋与滇军将领张冲保持联系，并通过张冲做龙云的统战工作。 参见郑伯克：《团结多数 迎接解放》，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四），第145-146页;郑伯克：《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反对蒋起义》，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三），第188页。 “皖南事变”后的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指出，“张冲向龙云多次提过积极有益的建议，对龙很有帮助，深得龙的信任”。 郑伯克：《团结多数 迎接解放》，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四），第145-146页。 1943年，云南省工委派地下组织成员刘浩以《民国日报》记者的身份与龙云接触。同年，南方局派华岗（化名林少侯、林石父）代表中国共产党同龙云直接联系，对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帮助龙云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等西南地方实力派建立联系”。 郑伯克：《团结多数 迎接解放》，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四），第146页。 随后，龙云同意中国共产党在昆明设《新华日报》营业分处，以及“在其绥靖公署所属交通大队设秘密电台，此电台由华岗直接领导”，由地下组织成员杨才（化名李清泉）任报务员与南方局和延安直接联系。 杨才：《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的经过》，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二），第107-108页;郑伯克：《团结多数 迎接解放》，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四），第146页。

简言之，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云南省工委通过多条线对龙云及其周围的人做统战工作，包括争取其子龙绳武、龙绳祖和云南上层军政要人刘达夫、龚自知、缪云台、刘震寰和杨文清等。这些润物细无声的统战工作终见成效。

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记载：1943年9月9日，蒋介石约戴季陶、王亮畴、龙云、白崇禧和陈诚等“商讨十一中全会关于宣布共党罪行暨本党对共态度之决议草案”，“蒋先生询王亮畴、戴季陶诸人意见时，均称甚美。龙云似不甚赞同”。王世杰：《王世杰日记》（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手稿本）第四册（民国三十二年一月—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145-146页。 可见在抗战后期，龙云已在蒋介石面前显现其亲共的态度。

自1944年，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密切合作，令云南省政府俨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后勤基地”。 有关中国共产党于40年代后期在香港建立的统战、宣传、后勤“基地”，参见叶汉明、蔡宝琼：《殖民地与革命文化霸权：香港与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1年新第10期，第191-217页;叶汉明：《从“中间派”到“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1946-1949）》，《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45-71页。 一方面，龙云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提供了“电机功率为100瓦”的电台，当时南方局机要科长童小鹏所使用的“秘密小电台”的功率也“只有五瓦特”， 杨才：《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的经过》，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二），第108页;童小鹏：《南方局的调查研究与机要电台工作》，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回忆南方局》，1981年，第7-8、10页。 可见龙云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后勤支持。另一方面，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云南支部三方联合行动，在昆明组织大规模的民主集会。 梁漱溟、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和章伯钧等民主人士于1940年12月24日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前身。参见梁漱溟：《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前后》，中国民主同盟文史委员会编：《我与民盟》，群言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龙云在其中起到保护民主堡垒的作用，派宪兵维持集会秩序。由于龙云的震慑，国民党特务不敢迫害民主人士和进步师生。正如郑伯克所言，“1944年至1945年昆明的民主运动浪潮中，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由省工委发动和动员群众，再由华岗与龙云和民盟通气，三方一致，召开群众大会，发表宣言，使运动得以成功”。 郑伯克：《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249页。 须指出的是，尽管40年代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民盟云南支部和龙云三方合作的结果，但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手中。 在民盟云南支部委员中，有楚图南、周新民等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

这一时期，龙云不仅暗中保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民主运动，而且他本人于40年代中期经张澜介绍在重庆秘密加入民盟。 参见冯素陶：《抗战期间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二），第94页。 关于对民盟的帮助，龙云忆述，“张澜派人和我说，组织民盟有许多困难，我就竭力鼓励他放手干，我愿尽力帮助。后来刘文辉对民盟也与我采取一致行动。蒋介石因此对我深为痛恨”。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第8-9页。 龙云长子龙绳武亦在昆明秘密加入民盟，参加其入盟宣誓的民盟负责人有楚图南、闻一多和冯素陶。 参见冯素陶：《抗战期间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二），第94页。 此外，秘密加入民盟的还有龙云绥靖公署少将作战处长刘达夫，滇军将领张冲甚至直接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见冯素陶：《龙云对民主运动的态度及其与民盟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这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自我选择，亦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统战成效。

与此同时，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龙云与蒋介石矛盾日益激化。冯素陶指出：蒋介石以防御日寇入滇为由，“他的嫡系军队，宣传及特务机关，经济统治机关，源源进入云南，这就打破了龙云经营多年的割据局面”。 冯素陶：《抗战期间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二），第94页。 龍云忆述，“抗日胜利之前，很多事实，如大量蒋军麇集云南，军统中统特务网密布全省大肆活动等等，使我对蒋介石的阴谋手段有所戒备”。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第9页。 在龙云眼中，“蒋介石假抗日之名，行独裁之实，排除异己”。 龙云：《思想检讨 龙云的发言》（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第3版。 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滇的蚕食举动严重威胁到龙云等秉持“滇人治滇”理念的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利益，这无疑也促使龙云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运动态度发生转变。

此外，在抗战时期促成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转变的因素，除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统战工作，以及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外，西南联大教授们的作用不容忽视。当时的中统云南负责人孙秉礼指出：由于龙云与联大教授有较多接触，故在思想上受其影响，对民主运动采取了“较开明的甚至鼓励的态度”，联大遂成为“民主堡垒”，昆明的民主活动亦日益高涨，“由此也更增加了蒋介石对龙云的嫉恨，决心解决龙云”。 孙秉礼：《云南中统组织始末》，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三），第478页。

然而，尽管在抗战后期，龙云的政治态度已引起蒋介石的嫉恨，但此时龙云并未“断然向左”。于怀：《追击“中间路线”》（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自由丛刊》，1948年第11期，第5页。 龙云坦言：“我为生存与适应潮流”，接近中国共产党，关于“这时的心境，我只认为共产党是当时国内反蒋的巨大力量，所以我才更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反对蒋介石，但反蒋并不等于革命”。龙云：《思想检讨 龙云的发言》（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第3版。 龙云亲信、机要秘书张增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认为：龙云“为了给自己留有余地，在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取得平衡地位”，“需要打开通向共产党的秘密渠道”。 张增智：《龙云如何走上反蒋拥共的道路》，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四辑，第50页。 同时，张增智指出：龙云政治倾向的变化加剧了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这无疑“促使了龙云政治倾向的进一步靠向中国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是蒋介石把龙云逼上梁山，逼上了反蒋的道路”，故龙云提出“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张增智：《龙云如何走上反蒋拥共的道路》，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四辑，第60-61页。

如果说龙云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防共”到“拥共”的发展历程，那么1945年10月“昆明事变”至1949年8月龙云发表宣言“拥共反蒋”这一时期，则进入了这一发展历程的最后阶段。“昆明事变”的发生不仅使龙云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而且成为龙云左转的推力，使其进一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龙云的“革命化”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的“拉力”和蒋介石的“推力”合力作用的结果。

1945年10月3日“昆明事变”发生，蒋介石派杜聿明用武力逼迫龙云下台，10月6日龙云被迫离开昆明飞往重庆。在蒋介石而言，“龙云问题”的解决，犹如去除一块心病。 《蒋中正日记》（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10月11日，“蒋介石召集了张治中、邵力子、张群、王世杰座谈”，“想听听关于解决龙云的事情”，邵力子答道，龙云“动身那天”，“成千上万的云南人不顾戒严，在街铺门口或窗口目送龙云”。 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当时龙云的老部下流传一句话：“不报十月三号的仇（一九四五年蒋赶龙云下台的一天）是丫头养的”， 安恩溥：《龙云在云南起义前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63年，第198页。 可见滇人对“昆明事变”的愤恨情绪。

在龙云统治的18年，云南实现了他所提倡的保境安民，也成为民主堡垒，因此龙云赢得云南百姓的拥戴，而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突然武力逼迫龙云下台，此举显然不得人心。

“昆明事变”后，被迫抵渝的龙云想方设法摆脱被软禁的状态，同时与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龙云对蒋介石明确说，“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分”，“关于军参院院长职，请另委贤能担任”。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第11页。 随军事参议院迁回南京后，龙云又被蒋介石任命为新成立的“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参见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第12页。 蒋介石屡次要龙云拟出“剿共”计划，“龙云以拖延来对抗，由此蒋介石对龙云的疑虑更加深了”。 張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第14页。

与此同时，龙云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亲近。在龙云“被软禁和监视以后，为了龙的安全，‘八路军办事处只是通过‘新华社记者不时去看望他，暗中对他透露一些当前形势以及解放区的情况”，“并叫他注意言行与安全，以免遭到蒋介石对他的迫害”，“这在龙云思想上产生强烈的影响，认为共产党足以为友”。 马子华：《论龙云》，马子华著，赵寅松主编：《情系大理·马子华卷》，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此外，龙云与中国共产党高层在此期间也有联系。1946年底，周恩来回延安前夕亲自向龙云辞行，对他讲，“龙先生，我们共产党是知恩报恩的。到一定的时机，我们会来帮助你的。我们更欢迎你到解放区来！”龙云回答，“去解放区是我很希望的事”。 马子华：《论龙云》，马子华著，赵寅松主编：《情系大理·马子华卷》，第217页。 周恩来与龙云见面一事，很快被特务发现。为了使蒋介石放松警惕，龙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特意提及此事并强调“周恩来先生也曾来约见过，但怕惹起更多的麻烦而未见”。 浦熙修：《访龙云院长》，《人物杂志》，1946年第4期，第21页。

其实，龙云在被软禁期间，已暗中将“拥共反蒋”付诸行动，具体表现是策反滇军旧部将领。首先，龙云试图命令卢汉“通电反蒋”。卢汉于1945年11月从越南到重庆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复员整军会议”时拜访龙云，龙云明确指示，“万一政协会议不能达成协议而告破裂，你们就在越南通电反对内战，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行动，此时你们可以打回云南去，肃清蒋在滇的一切势力，并即刻通电反蒋”。参见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 ，《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第10页;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第12页。 但卢汉还是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这一时期龙云与卢汉的关系迅速恶化。

其次，龙云约见旧部将领，动员他们“公开反蒋”。1945年12月，龙云约驻越南滇军军长曾泽生、卢濬泉，师长潘朔端、陇要、白肇学、李韵涛、许义濬和参谋长佴晓清在龙公馆吃饭，动员他们反蒋，晚间又与两位军长密谈至深夜。 参见刘宗岳：《龙云下台后的复辟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213页。 龙云对两位军长指示，“（一）回越后召集全体将领开会，宣布蒋介石独裁罪状，公开反蒋;（二）把越南受降的事交给胡志明，你们带领滇军打回昆明，拯救故乡;（三）蒋介石正在布置反共内战，10月3日就是内战的第一枪。他搞掉云南后就要打共产党了，云南子弟不能去当反共内战的炮灰！” 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第11页。 令龙云欣慰的是，潘朔端和曾泽生先后率部起义。

再次，龙云支持张冲“投共反蒋”。龙云给到南京参加“国大”和“立委会”的张冲设家宴，全力支持张冲计划投奔延安一事，马子华说，“龙叫张代表他向中共中央说明情况，并指示张冲亲自到东北策动滇军起义”。 马子华：《论龙云》，马子华著，赵寅松主编：《情系大理·马子华卷》，第216页。 1947年1月，张冲到达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公布了这个消息，“同时张冲自己也对到东北打内战的滇军做了广播讲话，为此，蒋介石大为震怒，因张冲是龙云老部下，对龙云更加提防了”，“龙云更加觉得自己的处境险恶，若不想法离开，就会遭到蒋的毒手”。 马子华：《论龙云》，马子华著，赵寅松主编：《情系大理·马子华卷》，第215页。 从以上策反旧部将领的活动可见，龙云已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在内心和行动上“拥共反蒋”。

被软禁期间，龙云的行动受到限制。当得知蒋介石拒绝他去上海为即将赴美留学的女儿龙国璧送行的请求，并有“龙志舟有亲共的倾向，不宜到上海”的定论时，龙云乃下定决心投靠中国共产党，他说，“我知道这种情况，心里非常不快，就促成了我决心脱离南京、前往解放区的计划”。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第12页。 龙云秘密派人找到周恩来指定的联络人、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吴克坚，希望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帮助， 前往解放区。几天后，吴克坚让沈德健通知龙云，“蒋军为运输援军，把淞沪一带的船只完全封锁。原定出走计划已无法实现了”，龙云说，“虽然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我对中共和吴克坚给我的关怀和帮助，迄今仍十分感激”。 马子华：《论龙云》，马子华著，赵寅松主编：《情系大理·马子华卷》，第218页;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第13页。 龙云不得不再次寻找出走的途径。

1948年秋，龙云从多方得到消息，蒋介石要带他一同去台湾，龙云深恐成为第二个张学良，因此出走的紧迫感更加强烈。龙云通过缪云台找陈纳德帮忙。龙云对张增智说，“我去解放区的计划暂时不能实现，但我与中共的交情已经十多年了，中共对我的关怀，我内心很感激。我必须迅速离开南京。我已派专人去上海设法，先去香港再找中共联系”。 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第18页。 缪云台与陈纳德面谈后，安排其外甥朱志高和龙云英文秘书刘宗岳与陈纳德做进一步周密部署。

在陈纳德帮助下，龙云于1948年12月8日秘密离开南京，经上海、广州，于次日到达香港。 参见朱志高：《龙云逃离南京之真相》，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三），第255-259页;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第18页。 尽管龙云为此次出走做了精心筹划，但此行无疑是铤而走险的。龙云事后对马子华讲，“我是拼着一死才干的。我身上装着致命的毒药，不对头我就自杀了”。 马子华：《论龙云》，马子华著，赵寅松主编：《情系大理·马子华卷》，第219页。 足见龙云“反蒋拥共”的决心有多么强烈。

龍云抵港后，安排张增智“快找中共联系”，张“领会了龙云急切找中共联系的心情”。 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第24-25页。 她很快在港找到民盟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周新民，并通过周新民与中共中央华南局取得联系，龙云遂派张增智秘密将华南局在港的负责人方方接到龙宅面谈。 参见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第25页。 此后，龙云与华南局有了直接的联系。

与华南局取得联系后，龙云全力策动卢汉起义。他通过“信使”顾映秋、刘宗岳、张增智、方家治、赵鼎盛和龙绳勋等向卢汉或携带其亲笔信或口头传达，“最主要的就是策动卢汉起义，拥护共产党”，在这些信使中，“卢汉比较信任的只有刘宗岳、方家治、张增智三人”。 方家治是龙云的侍从室主任。参见马子华：《论龙云》，马子华著，赵寅松主编：《情系大理·马子华卷》，第224-225页。 马子华指出，“龙向华南局反映说：他和卢汉关系不同一般，他可以指挥卢汉起义。现在由安恩溥从中负责传达意见与办法”，“当时中共华南局领导叶剑英很赞赏龙云的话，也知道他的确能够促使卢汉起义”。 马子华：《论龙云》，马子华著，赵寅松主编：《情系大理·马子华卷》，第224页。

与此同时，由于外界都在揣测龙云下一步的政治走向，龙云感觉需要向外界明确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1949年4月11日他召开记者会，公开了他致李宗仁和何应钦的一封信，信上写道，“须兄等毅然决然勇敢接受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原则”。 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第33页。 当时销往香港的广州报刊《时事新闻》以大字标题写道《龙云倒蒋亲共》。 英智：《龙云倒蒋亲共》，《时事新闻》，1949年第17期，第15页。

1949年8月14日，龙云与黄绍竑、刘斐等44人共同签署联合宣言《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并于次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宣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参见《黄绍竑等发表宣言 决与中共合作与蒋党决绝 龙云刘斐等四十四人签名》，香港《大公报》，1949年8月15日，第1版。 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就此事评论说，“人心向背，已经昭然若揭了”。 程思远：《政海秘辛》，（香港）南粤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 至此，龙云彻底完成了“革命化”过程，追随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为促使卢汉早日起义，龙云安排原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李一平于1949年9月初在香港发表谈话，刊载在香港《大公报》上，李一平明确表示云南即将起义，参见《霹雳一声滇局改观 卢汉通电宣布起义 限期令蒋府驻滇人员离境 余程万部队已被分别监视》，香港《大公报》，1949年9月5日，第1版;《龙云上月电促卢汉 当机立断靠拢人民 摧毁反动集团缩短革命过程》，香港《大公报》，1949年9月5日，第1版; 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第42页;马子华：《论龙云》，马子华著，赵寅松主编：《情系大理·马子华卷》，第231-232页。 这无疑“震动了蒋介石”，使“卢汉非常被动”，由此也造成了1949年9月9日的“九九整肃”事件。 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第42页;马子华：《论龙云》，马子华著，赵寅松主编：《情系大理·马子华卷》，第232页。 事实上，卢汉已在秘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关于云南起义，中共中央给卢汉的指示是，“解放军距离尚远，云南处境险恶，切切不能提前起义，以免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估计时间，以11月或12月为宜，听候决定”，但龙云并不知情，所以一直在催促卢汉起义。 马子华：《论龙云》，马子华著，赵寅松主编：《情系大理·马子华卷》，第232页。

1949年12月4日，卢汉派张增智向龙云汇报云南即将起义的消息。12月9日，当龙云得知卢汉宣布云南起义时非常高兴和激动，张增智回忆龙云当时的心境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急切地希望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参见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6册，第44页。 于是，在华南局安排下，龙云携夫人顾映秋于1950年1月3日离港北上，1月18日到达北京。

对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力量”的支持，毛泽东于1940年在党内明确指示，“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 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年五月四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14-15页。 郑伯克说，“1941年，我奉中央南方局派遣到云南担任省工委书记”，“对龙云（云南地方实力派代表）开展了有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郑伯克：《争取卢汉将军起义概略》，《党史博采》，1999年第1期，第27、29页。 可见，对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在抗战时期已在党内达成共识，并在1949年显现最大的成效。

1927年至1949年间，龙云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经历了从“防共→中间立场→亲共→拥共”的转变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等西南地方实力派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转变也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而且卢汉、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在同一天（1949年12月9日）相继宣布起义。 参见余敬春：《南方局对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及其贡献》，《红岩春秋》，2019年第7期。 足见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转变历程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西南地方实力派主流的发展轨迹。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统战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在1940年《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中指示：国民党“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党的政策的地位，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750页。 可见，统战策略的重点是缩小打击面。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对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力量”的统战策略体现为如下四点：其一，抓住“中间力量”群体的特点——“士为知己者死”。 参见许涤新：《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回忆与体会》，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回忆南方局》，第19页。 由于龙云讲义气并主张“滇人治滇”理念，因此华岗在做龙云的统战工作时，对他十分尊重。同时，中国共产党为地方实力派设身处地着想，关心其安危。在危难时，中国共产党高层（如周恩来、董必武）的关怀令龙云深受感动。西康的刘文辉、四川的邓锡侯和潘文华等西南地方实力派也都曾得到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关怀和帮助。 参见谢本书：《论地方实力派》，《社会科学家》，1991年第2期，第36页;余敬春：《南方局对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及其贡献》，《红岩春秋》，2019年第7期。 其二，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通过多次单独交流，提高地方实力派的思想政治觉悟。例如，华岗通过与龙云多次促膝长谈，“使他对蒋介石翦除地方势力，排斥异己的一贯手段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王昆仑、楚图南：《怀念龙云先生》，《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9日，第4版。 其三，通过不打通的多条线对地方实力派及其身边的人加以影响。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云南省工委十分重视对龙云身边的将领、亲属、政要、幕僚和高级知识分子（如民主人士、联大教授）的统战工作，通过他们对龙云施加影响，使其逐渐向进步靠拢。其四，建立高度机密的合作关系。在地方实力派的帮助下，南方局派人设立秘密电台，与延安和南方局进行联系，由此地方实力派亦可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高层对其充分信任。云南的龙云和西康的刘文辉都曾帮助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云南和西康设立秘密电台。 参见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9页。

与中国共产党统战龙云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在1938年时已派军统特务监视龙云，并且随着抗战的深入，入滇的军统、中统特务有增无减。 参见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龙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第9页。 事实上，西南地方实力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蒋介石的监视、控制和蚕食的威胁。

总括而言，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政策策略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广交朋友，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对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展开统战工作并取得成效，使云南成为南方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统战工作的成功典范。

在40年代关键的抉择时期，龙云“拥共反蒋”以及面对去留时毫不犹豫地回到新中国，既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成效，也是其自我选择。正如龙云所言，“从昆明到北京的漫长之路，也就是我与蒋介石彻底决裂、逐步走向人民革命之路”。龙云：《难忘的经历》， 《团结报》，1980年8月1日，第4版。 1984年11月19日，习仲勋在民革中央举行的“龙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龙云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他同中国共产党有多年合作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他对人民的事业有过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