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读三国演义，估计没有人喜欢阴险狡诈的奸臣曹操。可是，成年后，我们再回头看历史，突然发现曹操这个人，怎么越看越顺眼了呢？越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得舒坦。

公元174年，也就是汉灵帝熹平三年，洛阳城里来了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这年轻人个头不算太高，但一双眼睛特别亮，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锐气。他就是曹操。这时候的曹操刚被举了孝廉，在洛阳当上了北部尉，说白了就是京城市北区公安局长。能在二十岁就当上京城的公安局长，你想想这得多厉害。当时的规定是一个郡二十万人里头才推举一个孝廉，曹操能选上，说明他确实有两把刷子。

这个公安局长可不是个好干的差事。洛阳是东汉的京城，满大街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谁的后台都不软。可曹操不管这些。他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让人把四个城门都修整了一遍，然后弄了一堆五色棒，每个城门边挂上十来根。这五色棒可不是摆设，曹操放出话去，谁要是犯禁，不管你是谁，一棒子打死。

这话说出去没多久，就有人撞枪口上了。蹇硕，汉灵帝身边的大红人，也是西园八校尉之一，他的叔父有一天晚上不老实，大半夜跑出来晃悠。按照汉朝的规定，晚上是不许在街上行走的。曹操逮住了这人，二话没说，直接五色棒伺候，活活给打死了。

这事儿要搁一般人身上，打死太监的亲戚，那不等着灭门吗？可曹操愣是扛住了。宦官们恨他恨得牙痒痒，可拿他没办法——人家按律法办事，挑不出毛病来。最后宦官们用了最损的招儿：明升暗降。你曹操不是在京城待着碍眼吗？升你做顿丘县令，调到地方去。名义上从四百石的县尉升到六百石的县令，可谁都知道洛阳是政治中心，调到地方上就等于边缘化了。但二十三岁的曹操倒也坦然，多年后他自己回忆说：“我当年在顿丘当县令，回想起来，没有后悔过。”

说实话，读到这儿我是真服气。二十出头就能在京城权贵的包围圈里站稳脚跟，还敢硬碰硬地收拾大太监的亲戚，这份胆识和执行力，多少职场混了一辈子的人都做不到。曹操这个年轻人，骨子里有股子不向势力低头的劲儿。

后来曹操辗转各地做官，到济南当相国的时候更猛。当时济南风气很坏，官吏们跟地方豪强勾结，贪污腐败得不像话，还有人借鬼神之名建祠堂祭祀，搞得老百姓苦不堪言。曹操到任后，二话不说，该罢免的罢免，该拆的拆，十多个县一口气罢了八个县官的职。

你想啊，罢免了八个县令，那可是捅了八个家族的马蜂窝。这下可好，得罪的人更多了。朝廷里又是宦官势力，又是外戚豪强，到处都是地雷。曹操看明白了，这个朝廷已经烂到根儿上了，凭他一个人根本扭转不了。于是，这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做了一个很多人都想不到的决定——称病还乡，回老家谯县种地去了。

这就是二十几岁的曹操。年轻，有冲劲儿，有理想，想干一番事业。但现实给了他重重一巴掌，让他明白有些东西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能改变的。

这段经历特别能引起我们这些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人的共鸣。刚出校门那会儿，谁不是满腔热血？觉得自己能改变世界。可干了几年，碰了一鼻子灰，才发现社会是个大染缸，很多东西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曹操这时候选择了退一步，回家读书打猎，好好沉淀自己。这不是退缩，这是清醒。一个人能认清自己的边界，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成熟。

曹操在家乡的这段时间，表面上是隐居，实际上是在积蓄力量。他在谯东五十里的地方修了个精舍，每天读书打猎，谁来了都不见。这种沉得住气的功夫，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接下来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黄巾起义了。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朝廷重新起用，拜为骑都尉，带兵去讨伐颍川的黄巾军。打仗这事儿曹操是认真的，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懂得总结经验。这次出战之后，他被封为济南相，后来又被任命为典军校尉。但说句实在话，这时候的曹操在当时的政治版图上还排不上号。袁绍、袁术这些四世三公的世家子弟才是真正的大佬，曹操这点底子跟人家比，差得远。

真正的转折点在公元192年。那一年，青州黄巾军百万之众涌入了兖州。曹操这时候抓住了机会，他领兵追击黄巾军到济北，黄巾军投降了。曹操从投降的三十万精壮中挑出了一支军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青州兵。

你想想，在那之前曹操手里撑死了也就一两万人马，这一下子多出了三十万精兵，还附带了一百多万男女老幼的家属。这哪是收编啊，这简直就是老天爷送了他一个大礼包。青州兵的到来，不仅让曹操的军事实力暴涨，更关键的是，这支队伍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

曹操这个人最大的本事是什么？不是他能打仗，也不是他懂谋略，而是他能把一件坏事变成好事，能把一个麻烦变成优势。青州黄巾军投降是投降了，可一百多万张嘴等着吃饭呢，这不是个巨大的负担吗？换成一般人，头都大了。可曹操不这么看。他看到的是这一百多万人里头有的是劳动力，有的是农民，他们本来就是种地的好手，随身还带着耕牛和农具。

曹操想了个办法——屯田。

公元196年，曹操听从谋士枣祗和韩浩的建议，开始在许昌附近搞屯田。这个办法说白了就是政府把土地分给这些农民种，收成按比例分成。没牛的人家，公家借牛，收成朝廷得六成，百姓得四成；有牛的，那就平分。这样一来，那些原本可能成为流寇的人有了正当职业，成了老老实实的农民；朝廷有了稳定的粮食来源，打仗不愁没饭吃。

几年下来，粮食堆满了仓库，曹操再也不用担心打一半仗就断粮了。

读到这儿我不由得感叹，这哪里是什么奸雄啊，这分明是顶级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大师。你想想，一百多万人，换一个人接收，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可曹操不但稳住了局面，还把这些人转化成了自己的生产力。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在今天的企业管理里，那就是资源整合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能把一个烂摊子玩得转的，曹操做到了。

收编了青州兵，搞定了屯田制，曹操的地盘和实力都有了质的飞跃。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做个郡守、当个征西将军那么简单了。他有了平定天下的资本。

曹操接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人才都网罗到自己身边来。说到用人，曹操可能是三国时期最有水平的一个。

咱们看刘备，桃园三结义，关羽张飞两个结拜兄弟打天下，后来加上诸葛亮，班子不大，但感情深厚。看孙权，靠着父兄打下的基业，手下有周瑜、鲁肃、陆逊这些江东子弟。但曹操呢？他的班底可复杂多了。

曹操手下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敌人阵营投降过来的，有出身寒门的，也有世家大族的子弟。荀彧是颍川名士，郭嘉原来是袁绍的谋士，贾诩更是从张绣那儿投过来的，而张绣当年可是杀了曹操的长子曹昂和爱将典韦。就这么深的仇，曹操是怎么对待贾诩的？他不但没有追究，反而重用贾诩，后来贾诩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功劳。

你说这得有多大的心胸？

三国志里陈寿评价曹操说他是“矫情任算，不念旧恶”。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不去计较过去的恩怨。这不是装出来的大度，这是真的能做到。因为曹操心里清楚，他要干的是大事，要干大事就不能纠结于个人恩怨。

公元210年，曹操发布了第一道求贤令。他在令文中写道：“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意思是说，从古至今那些能成就大事的君主，哪个不是靠贤才帮忙才成功的？

他接着又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这句话特别有意思。曹操说，如果非得是道德完美的廉洁之士才能用，那齐桓公怎么可能成就霸业呢？齐桓公用的是谁？管仲啊。管仲这个人生活奢华，私德上有毛病，可没有管仲，齐桓公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吗？

你看看，曹操这话说得多实在。他看人看的是本事，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道德标签。在今天这个职场上，这不就是典型的“能力导向”吗？很多公司招人的时候条条框框一大堆，学历要985、211，专业要对口，工作经验要多少年，可真到了干活的时候，发现这些人未必靠谱。曹操的办法简单粗暴得多：你行你就上，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

第二次求贤令是公元214年发布的。这次说得更直白：“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开拓进取的能力，有能力的人不一定有德行。这句话搁在今天的企业管理里，那就是“德才兼备”和“唯才是举”的取舍。曹操的选择很明确，他要的是能打仗、能干事的人，德行差点没关系。

他甚至拿陈平和苏秦做例子。陈平当年据说“盗嫂受金”，可他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苏秦言而无信，可他却能扶持弱小的燕国对抗强敌。

公元217年，曹操第三次发布求贤令，这时候的曹操已经是魏王了，地位稳固得很。可他仍然不遗余力地网罗人才。他在令文中列举了一大批历史上出身低贱或者名声不好但很有本事的人：伊挚是赔嫁的奴隶，傅说是建筑工人，管仲是齐桓公的敌人还射过他一箭，萧何、曹参是县里的吏员，韩信、陈平更是背负着污名。

曹操的结论是：“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话在当时的背景下简直是石破天惊。汉代选拔官员靠的是“举孝廉”，讲究的是道德品行。你曹操居然说“不仁不孝”的人也能用，这不是跟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对着干吗？

但曹操不在乎。他心里很清楚，在乱世当中，能打仗、能治国的人，比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道德君子有用得多。

说完了用人，咱们再来说说曹操打仗的本事。曹操这个人打仗是有天赋的，他不仅自己能亲自上阵杀敌，而且特别善于在关键时刻做出决断。

官渡之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公元200年，袁绍率领十万大军南下，准备一举消灭曹操。而曹操手里只有两万人马，粮草还快吃完了。两万对十万，这仗怎么打？换一般人早就投降了。可曹操没有。他咬牙硬扛着，在官渡跟袁绍对峙。

就在曹操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天上掉下来个馅饼。袁绍的谋士许攸因为家里的人犯了法被袁绍关进了大牢，一气之下跑来找曹操。曹操一听许攸来了，高兴得鞋都没穿就跑出来迎接。许攸告诉他一个天大的秘密：袁绍的粮草辎重全囤在乌巢，守将淳于琼是个酒鬼，特别好对付。

你说这事儿换你你信不信？许攸刚刚从袁绍那边叛逃过来，谁知道他是不是派来的卧底？可曹操二话没说，当场拍板：“打！”

曹操亲自带了五千人马，人衔枚、马勒口，不发出一点声响，打着袁军援军的旗号，趁着夜色从小路直奔乌巢。到了乌巢之后，曹操下令四面放火，烧得火光冲天。袁绍的粮草被烧了个精光，消息传回前线，袁军军心大乱，兵败如山倒。

这就是曹操，关键时刻敢拍板，敢把身家性命押上去。你要说这是赌博也行，可曹操这个赌徒押对了。官渡之战以后，袁绍的势力一蹶不振，曹操成了北方最强的军阀。

可你要是以为曹操每次都这么顺利，那就错了。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曹操栽了一个大跟头。

这年七月，曹操率领大军南下，准备一举吞并荆州和江东。一开始很顺利，荆州牧刘表刚死，他的儿子刘琮就投降了。曹操心里美得很，觉得孙权估计也快投降了，他甚至写信给孙权说“会猎于吴”，口气大得很。

结果呢？周瑜一把火，烧得曹操灰头土脸，狼狈北还。

可赤壁之战真的是被周瑜的火攻打败的吗？正史上的说法不太一样。曹操自己后来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战的时候，我军队里闹瘟疫，我是自己烧了船撤退的，结果便宜了你周瑜，让他白白得了这个名声。”

这话虽然有给自己开脱的嫌疑，但也不全是胡说。当时曹军大多是从北方来的士兵，对南方的气候水土不服，加上当时可能是血吸虫病流行，大量士兵病倒了。赤壁之战的地点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而且打仗的时候正好是秋季，正是最容易感染血吸虫病的季节。士兵们在战役开始前可能就已经感染了，过了一个多月才发病，打仗的时候已经是疲病交加。

你想想，一个军队里一半以上的人都病得站不起来，这仗还怎么打？所以说赤壁之战曹操的失败，瘟疫才是主因，火攻只是个催化剂。

不过话说回来，曹操这个人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他从不回避失败。赤壁之战打输了，他就老老实实回去反思，该干嘛干嘛，不怨天尤人，不找借口。这种能拿得起放得下的心态，才是最难得的。

曹操跟当时其他诸侯的较量也很有意思。你看袁绍，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一出手就是十万大军，可是最后被曹操两万人打败了。吕布，号称“飞将”，天下无敌，可最后还是被曹操擒杀在白门楼。刘备，一生跟曹操打了无数仗，除了汉中之战赢过一次，其他全输了。

这些人为什么都打不过曹操？根本原因不在于兵多兵少，而在于格局和眼界。袁绍这个人，有兵有权有地盘，可他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许攸给他出主意他不用，沮授的建议他当耳旁风，最后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吕布就更不用说了，勇则勇矣，可是人品有问题，反复无常，杀了丁原又杀董卓，最后连自己的部下都不信任他。刘备倒是个人物，可他的起步太晚了，等他发展起来的时候，曹操已经牢牢控制了北方。

曹操跟他们都不一样。他出身不高不低，既不像袁绍那样含着金汤匙出生，也不像刘备那样赤贫。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得靠自己拼出来。所以他比谁都珍惜人才，比谁都懂得团结能团结的力量，比谁都明白在这个乱世里活下来的道理。

曹操的格局大，还体现在他能容人。有人统计过，曹操手下的谋士和将领，有一大半都是从敌对阵营投靠过来的。郭嘉原来是袁绍的部下，曹操对他言听计从；贾诩是张绣的人，张绣杀了曹操的儿子，可贾诩来投奔的时候曹操照样重用；张郃是袁绍的大将，官渡之战后投降曹操，曹操高兴得不得了，当场就封他为偏将军。

你说这是不是大格局？一般人别说杀子之仇了，就是职场上被人坑了一次都得记一辈子。可曹操不这样，他只看这个人能不能帮上忙，过去的恩怨先放一边。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曹操活在现代，他一定是个特别成功的创业者。你看看他的行事风格：敢于冒险但不盲目，知人善任但不偏听，有理想但不理想化，能吃苦但不蛮干。这不就是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样子吗？

说到这儿，我想起曹操写的一首诗。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回来的时候路过碣石山，登高远望，面对茫茫大海，他写下了千古名篇《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你读这首诗，感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气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是何等的胸怀！大海能吞吐日月星辰，曹操的志向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要统一天下，他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这种豪情壮志，不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

曹操这个人还有个特别可爱的地方，就是他非常务实，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你说他是个政治家也好，军事家也好，文学家也好，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个知道怎么把事情做成的人。

他搞屯田，不是因为屯田制度有多高大上，而是因为屯田能解决粮食问题。他发布求贤令，不是因为要标榜自己开明，而是因为他真的需要人才。他杀了蹇硕的叔父，不是因为跟蹇硕有仇，而是因为不杀的话，治安就管不好。

这种务实的作风，特别能打动我这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人。年轻时我们都喜欢那些嘴上说得好听的领导，什么“以人为本”、“共创未来”，听着热血沸腾。可干着干着就发现，那些漂亮话都是虚的，真正靠谱的领导是那些能把事儿办成的领导。曹操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跟你画大饼，他让你看到他确实在做事，也确实能把事做成。

曹操这个人，一辈子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奸雄，还有人说他就是个杀人如麻的魔头。可我觉得，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得看他做了什么，又为什么这么做。

他早年想做个好官，想匡扶汉室，可汉室已经烂透了，他怎么扶都扶不起来。后来他起兵讨伐董卓，想为国家出力，可天下已经大乱了，谁都想当皇帝。再后来他有了自己的地盘，有了自己的军队，他选择了一条最务实的路——先统一北方，再图谋南方。他不是不想当皇帝，但他知道当时不是时候。他活着的时候一直以汉臣自居，名义上还是汉朝的丞相。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比那些急着黄袍加身的人高明多了。

曹操临死的时候，他的遗嘱不是什么“兴复汉室”之类的大话，而是一堆鸡毛蒜皮的琐事。他嘱咐说：“我的婢妾和歌舞艺人们都很辛苦，要让她们住在铜雀台上好好对待。剩下的香料分给各位夫人。你们闲着没事的时候，可以学着编丝带做鞋卖，好养活自己。”

你听听，一个权倾天下的人物，临死前惦记的不是江山社稷，而是怎么安顿自己的妻妾，让她们有个营生。这不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是什么？

可就是这样的遗言，让我觉得曹操特别真实。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神，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喜怒哀乐，有爱恨情仇，有他放不下的人，有他做不到的事。于和伟评价曹操说得特别好：他有杀伐决断，也有儿女情长；有粗狂，也有细腻；有威严，也有泼皮无赖。这才是真实的曹操，一个复杂而又真实的人。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领导？

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喜欢那种特别有激情、特别能鼓舞人心的领导。就像刘备那样，虽然屡战屡败，但永远不放弃，跟兄弟们同甘共苦，讲义气，重感情。可跟着这样的领导，你可能会发现，义气归义气，日子过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可能喜欢那种特别有能力的领导。就像诸葛亮那样，什么都懂，什么都管，事必躬亲。可跟着这样的领导，你会发现自己永远长不大，永远在他背后跑腿，永远没有独当一面的机会。

等到四十岁，五十岁，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被现实反复教育过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最喜欢的是曹操这样的领导。

为什么？

因为他能给你安全感。跟着曹操，你不用怕自己因为一句话说错了就被冷落，因为曹操用人不看你是不是道德模范，他看你能不能干活。他的“唯才是举”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敢用那些别人不敢用的人。

因为他能给你发展的空间。曹操手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可他从来不搞小山头，不分亲疏远近。你有本事你就上，你不行就下来，一切以能力说话。这种公平的环境，哪个打工人不向往？

因为他务实。曹操这个人不跟你谈理想，不跟你讲情怀，他只看结果。你说得天花乱坠没用，你干得漂亮他就重用你。这种结果导向的管理方式，省了多少勾心斗角的内耗？

因为他有担当。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两万人对十万，他没有跑，他扛下来了。赤壁之战输了，他没有怨天尤人，他认了。该他拍板的时候他从不含糊，该他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从不推脱。

因为他有格局。他容得下曾经杀过自己儿子的人，他看得上出身低贱的人，他听得进不同意见的人。这种大格局，不是装出来的，是真的有那个心胸。

因为他真实。他不是圣人，他有毛病，他好色，他多疑，他有时候心狠手辣，但他从来不假装自己是圣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也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事。这种坦荡，反而让人信服。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评价曹操的时候说：“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陈寿的评价里有褒有贬，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曹操这个人，是真有本事。

这些年，网上有很多人讨论曹操，有人给他翻案，有人说他其实挺好的，也有人说他终究是个奸贼。说实话，这些讨论都有道理，但也都不全面。曹操这个人太复杂了，你用好人或者坏人来定义他，都太单薄。他既不是神，也不是鬼，他是一个丰富完整、有血有肉的人。

而这恰恰是他最迷人的地方。

我们之所以越成熟越喜欢曹操，也许正是因为我们也越来越不像年轻时候那样非黑即白地看世界了。我们开始明白，一个人可以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一件事可以既有对的部分也有错的部分。曹操身上的矛盾，不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矛盾吗？

二十岁的时候，我们都想当刘备。四十岁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像曹操。

这不丢人。这是成长的代价，也是成长的收获。

最后说一句，如果你有机会穿越回三国，想跟着谁干，我猜很多人嘴上会说跟着刘备，可真到了做选择的时候，大家都会偷偷跑到曹操那边去。因为只有跟着这样的领导，你才能在这个乱世里活得下去，还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