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块的专家号,和那句“回去吧”一
我到现在都记得谭胖子坐在武汉协和走廊塑料凳上的样子。
他背靠着墙,两个膝盖中间夹着那个黑塑料袋,里面装着从老家带过去的CT片。片子没装在正规的片袋里,是他媳妇用两块硬纸板夹着,外头缠了好几圈透明胶。透明胶还是小区门口超市买的,两块钱一卷,扯的时候总粘手。
他看见我,没站起来,就抬了一下下巴:“你咋才来。”
我说高铁晚点,下午两点那趟。其实我是故意没买早班,我心里也犯怵。
谭胖子真名谭德贵,跟我同村长大,比我大两岁。小时候村里人都喊他胖子,后来他瘦了,喊顺嘴了也没改。今年四十三,在镇上开铲车,给附近几个工地干活。手掌虎口那块有一层黄黄的老茧,是握操纵杆磨出来的。他媳妇叫柳桂芳,镇上卫生院药房发药的,不算正式编制,临时工干了十一年,一个月两千三。两人有个女儿,念初二,叫谭雨澄,名字是他爸翻字典起的,说是雨后天晴、水波澄静。
他查出毛病,是秋天收玉米那阵。
那天他本来要去给城东一个新楼盘平场地,早上起来刷牙,吐了一口血沫子。不是咳嗽咳出来的,就是从嗓子眼里涌上来的,淡淡的红,混在牙膏沫里,不仔细看真发现不了。他当时没当回事,拿凉水漱了漱口,照常出了门。
晚上回来,桂芳在厨房炒菜,他坐在堂屋沙发上剥蒜。剥着剥着,鼻子底下又热了一下。他拿手背一抹,指缝里一道暗红。桂芳端菜出来看见,筷子往桌上一拍:“你脸上啥?”
他这才照镜子。鼻孔下面结了一小片血痂。
桂芳当晚就要拉他去医院。他说明天还要上工,周末再去。桂芳说周末你脚后跟都朝天了,哪次不是拖到实在扛不住。
两个人吵了一架。桂芳摔了锅铲,他去院子里抽了半包烟。
最后还是去了。先是镇卫生院,拍了个胸片,大夫说看不太清,让去县医院。县医院做了增强CT,又抽了血,住了三天院。第三天上午,主治医生把他俩叫进办公室,关上门,说了一句:“考虑恶性肿瘤,位置不太好,你们去上级医院再看一看。”
那五个字,桂芳后来跟我复述的时候,声音还是抖的。
“考虑恶性肿瘤。”不是确诊,但比确诊还吓人。因为确诊了起码知道敌人在哪,考虑这两个字,是把你吊在半空,上不去下不来。
谭胖子当场没说话。他后来跟我说,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我要死了”,是“这铲车下个月的租金还没交”。
你看,普通人就是这样。怕死是真的,怕穷也是真的,两样一块儿砸过来,人反而麻了。
二
接下来半个月,家里像被掀了窝。
桂芳先给她在卫生院认识的一个退休老院长打了电话。老院长说,去武汉吧,协和或者同济,这两个医院肿瘤科都不差。她又托人问了在汉口打工的表弟,表弟说协和挂号难,但专家看得细。
于是定了去武汉。
挂专家号这事儿,桂芳折腾了快一个星期。她不懂智能手机挂号,全靠桂芳她妹柳桂琴教。桂琴在县城开母婴店,天天跟微信群打交道,手机玩得溜。远程视频教了三回,桂芳还是不会弄那个“分时预约”。最后桂琴干脆自己抢,定好了周四上午第九号,专家姓周,特需门诊,九百块。
九百块。
桂芳后来在火车上跟我算这笔账。她说,九百块够雨澄两个月校服零花,够家里两个月电费加燃气,够胖子给铲车换两条新轮胎。但为了这一张号,她连眼都没眨。
“你说怪不怪,”她捏着那张挂号单,纸角都捏皱了,“平时买棵白菜都要讨两毛零头,九百块挂个号,我跟甩出去似的。”
我说这不叫甩,这叫没得选。
她点点头,眼圈红了,又忍回去了。
出发那天是周三下午。三个人坐的绿皮车中转,到汉口站已经是周四早上六点多。出了站,天还没全亮,武汉的空气又潮又闷,吸一口像含了半口水。谭胖子背着那个黑塑料袋,桂芳拎着保温壶和一袋煮鸡蛋,雨澄背着书包,里头塞了课本和一套换洗衣服。
他们本来想让孩子留在家里,雨澄死活不肯。她说我都十三了,又不是小孩,我要看着我爸。
桂芳没拗过她。
从汉口站到协和,打车花了四十多,司机绕了一段路,桂芳一路上都在看导航,嘴唇抿得紧紧的。谭胖子靠在后座,眼睛闭着,我不知道他是真睡还是装睡。他的脸色不好看,不是那种病态的白,是一种熬了太久的灰黄。
到了医院,人已经排起来了。
特需门诊在二楼东头,走廊比普通门诊窄一点,但座椅是新换的,软包的。门口电子屏滚动着就诊序号。他们第九号,前面还有八个人。
桂芳让胖子坐着,自己去排队缴费、取号、报到。雨澄蹲在墙角翻英语课本,嘴里小声背单词。谭胖子就那么坐着,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拇指互相搓着。
我到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半。前面还剩三号。
我给他带了一杯热豆浆,他接过去,喝了一口,说:“咸的?”
我说武汉这边豆浆有咸有甜,我忘了问,就随便拿了一杯。
他说:“还行,咸的顶饿。”
我们就这么坐着,没说太多话。中间桂芳去上了趟厕所,回来时眼眶红红的,我问她咋了,她说没事,就是看见旁边一个老太太,头发掉光了,戴着帽子,由儿子推着轮椅,那儿子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一直低着头。
“我就想,”桂芳说,“万一胖子以后也那样呢。”
胖子听见了,没接话,把豆浆杯盖子拧上,放到一边。
十一点四十,叫到八号。
十一时五十五分,八号出来,是个六十多岁的老爷子,由两个子女搀着,腿脚不太利索。他出来时表情平静,其中一个女儿小声说了句“那咱回去吧”,老爷子点了下头。
十二点零三分,叫到九号。
桂芳一把抓住胖子的胳膊,指甲都掐进他袖子里。胖子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脖子,冲雨澄说:“你坐这儿别动。”
雨澄“嗯”了一声,把课本抱在胸前。
三
诊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给病人和家属,墙上挂着两盏看片灯。周医生坐在桌子后面,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一副银边眼镜,白大褂口袋里插着两支笔。
桌上摊着一摞病历,厚厚的。
桂芳先进去,把黑塑料袋打开,抽出片子,一张一张往灯箱上挂。周医生没急着看,先翻了翻县医院带的住院病历和检查报告。翻的速度不快,但每一页都停了一下。
谭胖子站在桌子前面,腰微微弓着,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放,最后交叉在裤裆前面。那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小时候被老师叫到讲台前也是这样。
周医生看完报告,起身把灯箱打开,一张一张看片子。
看的时间大概有两分钟。
然后他关了灯箱,坐回去,摘下眼镜拿衣角擦了擦,又戴上,看着谭胖子。
“你这个情况,”他说,“我建议你们回去。”
就这一句。
桂芳愣住了。嘴巴张开,又合上。谭胖子没动,眼神定在周医生胸牌上。
周医生又补了一句:“回你们当地市一级的三甲医院,肿瘤科或者胸外科,都可以。治疗方案全国都按同一个指南走,没必要在武汉耗着。”
桂芳急了:“医生,我们大老远从河南跑过来,挂的还是九百块的号,你让我们回去?”
她声音一提,门口护士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周医生没生气,手指在桌面上点了两下,说:“我知道你们跑一趟不容易。但你们这个病,不是疑难类型。县医院说考虑恶性,从片子上看,确实要考虑。但分期不算晚,也没有远处转移迹象。这种常规情况,本地三甲医院完全有能力做后续治疗。你们留在这里,一是床位要等,二是花费翻倍,三是医保报销比例低。算下来,多花的钱够你们在老家做一整个疗程的辅助化疗。”
胖子终于开口了,嗓子哑哑的:“周医生,你意思是,我这病……还能治?”
周医生说:“能治。所以我才让你回去治。如果我觉得你这里处理不了,我会直接帮你转诊到我们医院其他科室,或者告诉你需要做什么进一步检查。让你回去,是因为你回去能得到规范的治疗。”
胖子“哦”了一声。
桂芳还想说什么,周医生已经在写病历了,笔尖沙沙响。他在病历最后一栏写了一行字,撕下来钉在病历本上。
“这是我的建议,你们拿着,回去给当地医生看。有问题可以线上复诊,我们医院有互联网门诊。”
他把病历本推过来。
桂芳伸手接,手指碰到桌面时抖了一下。
三个人从诊室出来,走廊里人来人往。雨澄站起来,看看她爸,又看看她妈,小声问:“咋样?”
胖子没说话,走到走廊尽头,靠着窗台,看着外面。
桂芳把病历本翻开,看了那行字,眼泪“啪嗒”掉在纸上,晕开一小片。
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啥。安慰的话一句都说不出口,因为我自己心里也堵得慌。
九百块,排了半天队,换来一句“回去吧”。
换谁谁不委屈。
四
回老家的火车是晚上那一班。
下午我们仨在汉口江滩走了走。胖子说想看看长江,说他没见过真的大江。桂芳本来不想去,说浪费时间,后来还是跟着去了。
江水浑黄,船呜呜地叫。胖子站在栏杆边上,风吹得他外套鼓起来。他忽然说:“其实周医生那句话,我想了一路,越想越觉得……他没糊弄咱。”
桂芳没吭声。
“他要真是那种想赚钱的,就该让我住院、做检查、再开一堆药。他不缺我这一个病人。他让我回去,是嫌我占他号。”
我说:“也不能这么说,人家是觉得没必要。”
胖子苦笑:“对,没必要。九百块买一句没必要。”
雨澄在旁边拽了拽他的袖子:“爸,那个医生说话声音挺好听的,不像电视里坏人。”
胖子摸了摸她的头:“你这孩子。”
那天晚上在火车上,桂芳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爬起来,把周医生写的病历看了又看,又把片子袋拿出来,对着车厢里的灯照。
“德贵,”她小声喊。
“嗯。”
“你说,他不会是看漏了吧?”
胖子沉默了一会儿,说:“周医生看片子的时候,我注意了。他翻我们那几张片子的速度,比翻前面那个人慢。前面那个人他扫了两眼就让走了,我们的他一张一张看过来的。他没看漏。”
桂芳不说话了,把头埋在被子里。
过了很久,她说:“我就是不甘心。九百块呢。”
胖子说:“不甘心就记着。等治好了,咱再攒九百块,去武汉吃顿热干面,把今天的亏补回来。”
桂芳“噗”一声,哭里带了点笑。
我也笑了,笑完鼻梁发酸。
五
回到家是周五中午。
桂芳没歇,当天下午就带着所有资料去了市第一医院。她托了卫生院一个同事的亲戚,挂到了肿瘤科一个副主任的号,姓严,严文斌,四十出头,戴黑框眼镜,话不多。
严医生看了片子,又看了周医生的病历,点了点头:“协和的判断没问题。你们这个情况,可以先做两个疗程新辅助化疗,再评估手术。”
桂芳问:“那跟在武汉做,有区别吗?”
严医生说:“方案是一样的。药物选择、剂量、周期,都是按照同一个临床指南走的。区别在于,在这里你老公可以每天回家住,吃饭合胃口,你也不用租房子。医保报销比例也比异地高不少。”
桂芳算了算,在武汉如果住院,押金先交三万,加上房租、路费、吃喝,一个月下来怎么也得四五万。在本地,报销完自己掏的可能不到一万五。
“那效果呢?”她还是不放心。
严医生推了推眼镜:“效果不看城市,看分期、看病理类型、看对药物的反应。这些跟你在哪座城市没关系。”
胖子坐在旁边,这时候插了一句:“严医生,我就问一句,我要是死磕在武汉,是不是也不会多活几天?”
严医生愣了一下,大概很少遇到病人这么直白。他想了想,说:“不会。甚至可能因为来回折腾,体力消耗更大。”
胖子点了点头:“那就这么定。”
走出诊室,桂芳长长吐了一口气,肩膀塌下来一点。我知道那不是放松,是绷了太久的弦终于允许自己松半寸。
雨澄在学校请了两天假,周一回去上课。走之前她把她压岁钱拿出来,一千二,塞给桂芳:“妈,给我爸买点好的吃。”
桂芳没要,把钱塞回她书包夹层里:“你爸还没到要吃你压岁钱的时候。”
六
化疗第一次安排在十天后。
那十天里,家里像打仗前的寂静。胖子照常去工地上了三天班,第四天开始就不去了。他说趁还能动,把铲车那边的账清一清。他打了十几个电话,有催他完工的,有问他借钱的,有听说他生病来看他的。他对每个人都笑呵呵的,说没事,小毛病,休息一阵就好。
我不信他真觉得是小毛病。但他要是真承认害怕,这个家就先垮了。
桂芳开始变着法儿给他做饭。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熬小米粥,加山药、加红枣、加莲子。胖子说你别熬那么稠,我咽不下去。桂芳说稠的好,顶饱。
第一次化疗那天,我开车送他们去的。
胖子躺在输液椅上,手上扎着留置针,药液一滴一滴往下走。他看着天花板,忽然说:“我昨天做梦,梦见我爹了。”
他爹谭永福,十年前得的肺心病,拖了三年走的。走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胖子守在床前,七天没脱衣服。
“我爹在梦里跟我说,德贵,别学我,别把怕藏在肚子里。”
桂芳在旁边削苹果,刀顿了一下。
胖子接着说:“我以前总觉得,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不能倒,倒了家里就散了。所以我从来不说累,不说怕,哪怕铲车坏了我都自己修,舍不得花钱请师傅。现在想想,我不是不怕,我是怕说出来,你们更怕。”
桂芳把苹果切成小块,装在保鲜盒里,盖子按得咔哒响。
“你今天怎么说出来了?”她声音平平的。
“因为周医生那句话。”胖子说,“他让我回去。我一开始恨他,觉得他打发叫花子一样打发我。后来我想明白了,他是第一个没把我当绝症病人看的人。他没安慰我,没吓唬我,就事论事。那是我生病以后,第一次有人把我当一个还能做决定的人。”
桂芳把保鲜盒放到他手边,没说话。
我坐在外面走廊的塑料椅上,听见里面安静了很久。
七
第一个疗程下来,胖子反应不算小。
吐了三天,吃什么吐什么,喝水都吐。桂芳急得去找严医生,严医生开了止吐针,打上才好一点。人瘦了七八斤,颧骨凸出来,眼窝陷下去。雨澄放学回家,看见她爸那个样子,回屋写作业,门没关,我路过听见她在小声哭。
我推门进去,她趴在桌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坐在她床沿上,没劝,就那么坐着。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脸上全是泪和鼻涕,说:“叔,我爸会不会死?”
我喉咙堵了一下。我不想骗小孩,但也说不出那个“会”字。
“澄澄,”我叫她小名,“你爸那个病,现在医学上有办法治。你严叔叔不是说了嘛,先化疗再手术。你爸身体底子好,年轻,扛得住。你要是实在怕,就去问严叔叔,他不会哄你。”
她抹了抹脸,点了点头。
第二天她真去了。严医生办公室,她站在门口,怯生生的,说:“严叔叔,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严医生放下笔:“问。”
“我爸……能治好么?”
严医生看着她,沉默了几秒,说:“澄澄,你爸这个病,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奔着治好去的。但我不能跟你打包票,因为医学上很少有百分之百的事。你能做的,就是好好上学,按时吃饭,别让你爸操心。你爸看见你好好的,他就有劲儿跟病打架。”
雨澄“嗯”了一声,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严叔叔,谢谢你没骗我。”
严医生愣了一下,笑了。
那天晚上,胖子精神稍微好一点,靠在床头看手机。桂芳在厨房热饭。雨澄趴在桌上写作业,写了一半,抬头说:“爸,我今天问严叔叔了。”
胖子放下手机:“问啥?”
“问你能不能治好。”
胖子没说话,看了一眼桂芳的背影,又看女儿。
“严叔叔说,奔着治好去的。”
胖子点了点头:“对,奔着治好去的。咱不往坏处想,但也不装没事。咱就一步一步来。”
雨澄“嗯”了一声,继续写作业。
我坐在客厅里,听着里屋这三个人说话,忽然觉得,那个九百块的专家号,好像也没那么亏。
八
第二个疗程开始前,出了个小插曲。
桂芳在卫生院的临时工岗位,被通知年底合同到期不续了。理由是“科室缩编”。她干了十一年,没社保没公积金,走的时候只拿到了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两千三。
她拿到那张纸的时候,手抖得签不了字。回来跟胖子说,胖子躺在床上,半天没吭声。
最后他说:“也好。你正好照顾我。”
桂芳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又捡回来,抚平,叠好,塞进抽屉最里面一层。
“我不是心疼那点钱,”她跟我说,“我是觉得自己像个抹布,用完就扔。十一年,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不知怎么劝。这种委屈,不是一句“想开点”能抹平的。
后来还是雨澄的一句话把她点醒了。那天雨澄翻抽屉找橡皮,翻出了那张纸,看了看,问:“妈,这是什么?”
桂芳说:“单位不要妈了。”
雨澄说:“那正好。你天天在家陪我爸,省得我放学回来家里没人。”
桂芳看着女儿,愣了好一会儿,把女儿搂过来,脸埋在她头发里,肩膀抖了几下。
没哭出声。
从那天起,桂芳真的全职在家了。早上五点半起来熬粥,上午收拾屋子,下午去医院拿药、问检查结果,晚上给胖子擦身子、量体温。她把十一年药房工作练出来的细心,全用在了照顾胖子上。
胖子第二个疗程反应比第一个轻一些。吐了一天半,食欲慢慢回来了。严医生看了血象,说指标还行,可以继续。
第三次化疗前,桂芳带胖子去做了一次中期评估。增强CT做出来,严医生拿着片子看了很久,叫了另一个医生一起看。
胖子在外面等着,手心全是汗。
最后严医生出来,脸上表情不太读得懂。他说:“病灶缩小了大概三分之一。淋巴结也有变小。这是个好信号。”
桂芳腿一软,扶着墙才站稳。
胖子没哭也没笑,就“哦”了一声,然后说:“那继续。”
走出医院大门,太阳很好,晒得人睁不开眼。桂芳仰着脸,眼泪顺着太阳穴流进耳朵里。胖子伸手给她挡了一下阳光,说:“别晒着,你本来就黑。”
桂芳捶了他一拳。
九
手术定在春节前。
全麻,胸腔镜。严医生亲自做。手术做了四个小时,出来时严医生额头上全是汗,但表情是松的。
“切干净了。”他在家属等候区说这四个字的时候,桂芳直接瘫坐在椅子上。雨澄站在旁边,咬着嘴唇,眼泪哗哗地流,但没哭出声。
我在走廊另一头,听见桂芳小声说了一句:“周医生,谢谢你。”
她说的不是严医生,是武汉那个九百块的专家号。
胖子在ICU待了一天,转回普通病房。醒来第一句话是:“渴。”
桂芳拿棉签蘸水润他嘴唇,一滴一滴。他舔了舔,说:“咸的?”
桂芳说:“没放盐。”
胖子说:“那是我嘴坏了。”
桂芳笑了一下,眼泪又掉下来。
术后恢复还算顺利。第七天拔了胸腔引流管,第十天能下地走几步。胖子扶着助行器在走廊里挪,一步一步,像刚学走路的小孩。桂芳跟在后面,手里攥着他的病号服下摆,怕他摔。
隔壁床一个大哥开玩笑:“嫂子,你这是怕他跑了?”
桂芳说:“他敢跑,腿打断。”
胖子回头看她,眼里有一点久违的光。
春节是在医院过的。
年三十晚上,桂芳从家里带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煮在病房的电热杯里。雨澄贴了一张大红“福”在床头柜上,是她自己剪的,歪歪扭扭。护士长带着几个护士来拜年,每人发了一个苹果。
胖子靠在床头,吃了一个半饺子,说饱了。桂芳把自己的饺子分给他半个,他勉强又吃了两口。
窗外有烟花,远远的,一闪一闪。雨澄趴在窗台上看了很久,回头说:“爸,明年咱们在家过年。”
胖子说:“好。明年在家。”
十
年后复查,指标一切正常。
严医生说,后面还要做几次辅助化疗,把残留的坏细胞清扫一下。但主战场已经打完,剩下的算是打扫战场。
桂芳这时候才想起来,那个九百块的专家号,他们其实欠周医生一句谢谢。
她翻出病历本上那行字,拍了张照片,在协和互联网医院上给周医生发了条消息。大概意思是:周医生你好,我们是河南来的谭德贵一家,按你的建议回当地治疗了,手术很成功,谢谢你。
第二天周医生回复了,就四个字:“祝早日康复。”
桂芳把这条消息截图,设成了手机壁纸。
她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后来想明白了。那个专家号九百块,贵的不是那几分钟,是他二十年看过的几万张片子。他那几秒钟的判断,是用几万张片子换来的。我们花的九百块,不是买他跟我说话,是买他脑子里那几万张片子。”
我说你这觉悟,可以去写专栏了。
她白了我一眼:“少贫嘴。我就是觉得,人这辈子,有些钱花得肉疼,但不是冤枉。你得学会分清楚。”
十一
事情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
但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在“手术成功”四个字之后就自动放片尾曲。
胖子术后第三个月,开始咳嗽。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吃了药不见好。桂芳带他去查,做了CT,严医生看了片子,眉头皱了一下。
“局部有点炎症,”他说,“先消炎看看。但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是复发。”
那八个字,像一记闷棍。
桂芳出来时腿是软的,扶着墙走了半天才走到候诊区。胖子坐在那里,看着她,没问结果。
“严医生说啥?”他问。
桂芳坐下来,手攥着病历本,半天说不出话。
胖子说:“你别瞒我。复发就复发,大不了再来一回。”
桂芳终于哭了。不是无声的,是那种压在喉咙里很久、一下子决堤的哭。雨澄从学校赶过来,看见她妈那样,站在原地,脸白得像纸。
严医生又安排了一次PET-CT。结果出来,虚惊一场。是术后常见的局部粘连加炎症,不是复发。消炎治疗后,咳嗽慢慢好了。
但那十天的煎熬,把三个人都扒了一层皮。
胖子后来说:“那十天,比第一次拿到诊断书还难熬。因为第一次我不知道敌人啥样,这次我知道了。知道了反而更怕。”
桂芳说:“我再也不信‘没事了’这三个字。只要一天没过完,就不能说没事。”
雨澄在那之后,成绩掉了一大截。班主任打电话来,说孩子上课走神,作业也不交。桂芳想去训她,胖子拦住了。
“别训。她吓的。她看见咱俩那样,她能不害怕?小孩不是不懂,是太懂了才装不懂。”
胖子找了个周末,带雨澄去了趟公园。父女俩坐在湖边长椅上,胖子说:“澄澄,爸跟你说个事。人这辈子,谁都得生几场大病,不一定在身上,也可能在心上。爸这个是身上的,治。你那个是心上的,也得治。怎么治?就是该吃吃该睡睡,该上学上学。你把书念好,爸就觉得这病没白得。”
雨澄低着头,踢石子。
“爸,我怕你死。”
胖子吸了口气,吐出来,看着湖面:“爸也怕。但怕归怕,日子还得过。你要是天天哭,爸躺在病床上还得操心你,那才真要命。”
雨澄“哇”一声哭出来,扑进他怀里。胖子搂着她,一只手拍她后背,一下一下,像她小时候那样。
我在旁边看着,转过身去,点了一根烟,没抽,拿手捏着。
十二
时间就这么往前滚。
胖子一共做了六个疗程的辅助化疗。最后一次打完,他坐在输液室里,看着药液一滴一滴走完,忽然说:“完了。”
桂芳说:“完了好啊,终于完了。”
胖子摇摇头:“我是说,这一段完了。下一段不知道是啥。”
桂芳愣了一下,笑了:“你啥时候学会说哲学了?”
胖子说:“跟周医生学的。他那一句话,够我想半年的。”
半年后复查,正常。
一年后复查,正常。
桂芳在镇上找了份新工作,在一家诊所做药剂,老板是她以前卫生院同事的丈夫,开的个体诊所,给她交社保。虽然钱不多,但总算有了着落。
胖子没再开铲车。他把铲车卖了,在镇上菜市场边上盘了个小门面,卖粮油。门面不大,二十平米,一个月租金一千二。他进货、理货、结账,一天站十来个小时。桂芳下班了过来帮忙,两口子一个称油一个收钱。
雨澄中考考上了县一中,寄宿,周末回来。她剪了短发,人长高了,话少了,但成绩上去了。
有一次周末回来,她看见墙上挂着那个黑塑料袋,走过去摸了摸,问:“妈,这个还留着干嘛?”
桂芳说:“留着。等你爸好了十年,拿出来看看,就知道当初有多难。”
雨澄“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我偶尔去他们店里买米,胖子总要多塞我一袋花生。我说不要,他瞪眼:“你嫌弃?”
我说不是嫌弃,是怕你亏本。
他笑了:“亏不着。我这人,最会算账。”
十三
去年冬天,我陪胖子又去了一次武汉。
不是看病,是去还愿。
我们俩坐高铁,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先去了协和医院,在门诊大厅站了一会儿。特需门诊还是那个门牌,走廊还是那条走廊。塑料凳换了新的,颜色浅了一点。
胖子站在周医生诊室门口,没进去。里面有个病人在看诊,门半开着,能看见周医生低头写字的侧影。头发白了一些,背还是直的。
胖子站了五分钟,转身走了。
“不进去了?”我问。
“不进了。”他说,“人家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
我们在医院门口的热干面摊坐下来,一人一碗热干面,加芝麻酱,加辣萝卜丁,加醋。胖子吃了一大口,呛得直咳嗽。
“咸的。”他说。
我说:“武汉的热干面,本来就咸。”
他笑了,眼角挤出几条皱纹。
吃完面,我们去江滩走了走。长江还是那条长江,水还是浑黄,船还是呜呜地叫。胖子站在栏杆边上,风吹得他外套鼓起来,跟两年前一模一样。
“你说,”他忽然说,“人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是啥?”
我想了想,说:“健康?”
他摇头:“健康是底子。底子没了,啥都白搭。但最值钱的,是你明知道底子裂了,还肯接着过。”
我看着他,没接话。
他转过身,靠着栏杆,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那个九百块的号,我现在觉得值。不是因为周医生救了我,是因为那一句话把我打醒了。我以前总觉得,我得去最大的医院、找最厉害的医生、花最多的钱,才配得上‘治病’两个字。周医生告诉我,不是。治病这事儿,靠谱比大牌重要,合适比远近重要。我在武汉排一天队,不如在老家踏踏实实躺病床。”
他顿了顿,又说:“当然,这话也就我现在能说。真换我刚拿到诊断书那天,你让我回去,我也得跟你急。”
我笑了:“那是。人都是撞了南墙才回头。没撞的时候,谁觉得自己傻?”
胖子也笑了。
十四
回来的高铁上,他靠着窗户睡着了。
我看着他,想起第一次见他时,他才十八岁,刚拿到铲车证,在工地上挥汗如雨,一身力气使不完。那时候他觉得天塌下来,他一只手就能顶住。
现在他瘦了,老了,眼角有皱纹了。但他比以前沉了。不是那种被生活压垮的沉,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之后,反而踏实了的沉。
我想起桂芳说过的一句话。她说:“德贵这场病,把他那个死要面子的毛病治好了。”
我没反驳。但我觉得不止。
这场病把他那个“我必须撑住”的执念,也治好了。他终于肯承认,自己也会怕,也会疼,也需要人陪。一个男人肯承认这些,比肿瘤缩小三分之一还难得。
十五
故事讲到这儿,差不多了。
有人可能会问:那后来呢?彻底好了吗?
我不知道。医学上叫“五年生存率”,过了五年没复发,才算临床治愈。胖子现在才两年多,谁也不敢把话说满。
但有一点我知道:不管以后怎样,他们一家三口,已经不是两年前那个只会哭着往武汉跑的家庭了。
桂芳学会了看检查报告,认识了CEA、CA199这些字母。雨澄书包里永远放着一包纸巾,她爸吐的时候她能不动声色地递过去。胖子呢,他把铲车操纵杆换成了粮油秤,称的不是吨位,是一斤两斤的日子。
那个九百块的专家号,换来的一句“回去吧”,乍一听刺耳,细一想,是这世上少有的实话。
现在这个年头,肯跟你讲实话的人越来越少。医生怕担责,病人怕失望,两边都在演。周医生没演。他看你片子,给你判断,让你回去。他没多收你一分钱,没多留你一天,没给你画饼,也没给你泼冷水。
就事论事。
这四个字,比很多亲情友情爱情都金贵。
十六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翻出手机里存的几张照片。有一张是胖子第一次化疗那天,他躺在椅子上,药液滴着,眼睛看着天花板。阳光从窗户进来,照在他手背上,留置针的胶布反射着光。
还有一张是桂芳在病房电热杯里煮饺子的晚上,她站在走廊尽头打电话,背对着镜头,肩膀一耸一耸的。
最后一张,是去年在武汉江滩,胖子靠着栏杆,风吹着他外套。背后是长江大桥,灯光一闪一闪。
我把这几张照片翻来覆去看,最后锁了屏。
有些事,照片拍不到。比如桂芳签字时抖的那一下,比如雨澄问严医生“我爸能治好么”时眼里的光,比如胖子说出“怕归怕,日子还得过”时嗓子里那点沙。
这些东西,只有站在他们旁边的人才看得见。
所以我写了这些。
不是为了煽情,也不是为了劝谁去武汉或者别去武汉。只是觉得,普通人活着,真的不容易。生个病,全家跟着翻山。但你翻着翻着会发现,山那边不一定是绝路,有时候是一句实话,把你从死胡同里拽出来。
九百块,买一句实话。
值。
前几天胖子给我打电话,说店里进了新米,让我去拿。
我到了他店里,他正搬一袋面粉,弯着腰,脸憋得通红。我赶紧上去搭把手。
放下袋子,他直起腰,捶了捶后背,说:“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一麻袋水泥扛肩上就走,现在两袋面都费劲。”
我说:“那你别干了,歇着。”
他摇头:“歇着干嘛?等病想我?我忙着呢。”
桂芳从里屋出来,手里拿着账本,瞥了他一眼:“你少搬点能死?非要逞能。”
胖子嘿嘿笑:“我不逞能,咱家谁逞能?”
桂芳白了他一眼,嘴角却是翘着的。
我站在门口,阳光从门帘缝里照进来,照在地上,一小条一小条的。粮油袋子码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价目表,门口收音机放着豫剧,咿咿呀呀的。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下午。
但你知道,这样的下午,是他们拿九百块、拿一次误诊恐惧、拿一场手术、拿无数个吐得翻江倒海的夜晚,换来的。
所以别嫌它普通。
普通这两个字,是很多人拼命一辈子,才能回到的地方。
九百块的专家号(续):粮油店里的晴天和雨天一
日子这东西,你盯着它看的时候,它慢得像头老牛。你一转头去忙别的,它又跑得比谁都快。
胖子的小粮油店开了快三年。门面还是那个门面,二十平米,月租从一千二涨到了一千五。镇上那条街,隔三差五就有店面转手,卖衣服的换成了卖电动车的,卖电动车的又换成了卖快递的。只有胖子的粮油店,招牌都没换过,白底红字,歪歪扭扭写着"谭记粮油"四个字,是雨澄拿毛笔写的,裱在玻璃框里,挂在门口。
说实话,字不好看。但来往的人都知道,那是他闺女写的,没人笑话。
我上回买米是八月里。那天热得邪乎,柏油路晒得软,踩上去发黏。我推门进去,冷气扑面而来——胖子买了台二手空调,挂在墙上,嗡嗡响,制冷还行。
他坐在柜台后面,拿个算盘拨拉。对,算盘。这年头还用算盘的人不多了。他说计算器按着没手感,算盘珠子一拨,心里踏实。
"五十九斤米,三十二斤面,一桶油。你这是囤货过冬?"他头也不抬。
"家里来客。"我说。
他抬头看我一眼,瘦是瘦,但气色比前两年好多了。颧骨没那么凸,眼窝也没那么深。头发剪得短短的,像刚从部队回来的。就是手上那层老茧还在,虎口那块黄印子,洗不掉。
"客啥时候来?"他问。
"下礼拜。"
"那我给你拿新米。上礼拜刚到的长粒香,你上回说好吃那个。"他站起来,从里屋扛出一袋米,放电子秤上,摁了两下,五十九斤整。又去搬面,搬油。最后拿个编织袋装好,扎上口。
"多少钱?"
他报了个价。我扫码付了,多转了五十。他瞪我:"干啥?"
"热天搬东西辛苦。"
"滚蛋。"他把那五十退回来,"我又不是扛楼的。你再这样我下回不卖你米了。"
我笑着收了钱,拎着袋子往外走。他忽然喊了一声:"哎,你那个九百块的号,后来还记着呢吧?"
我回头:"记着呢。"
他笑了笑,没再说话。
二
八月下旬,出了件事。
桂芳的诊所来了个新老板。原来的老板——就是她同事的丈夫,姓方,五十多岁,前两年查出来糖尿病,血糖一直控制不好,去年底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躺床上起不来。他媳妇说干不动了,要把诊所盘出去。
接手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叫什么我不知道,桂芳叫他"小周医生"。说是医生,其实卫校毕业,在县医院实习过两年,没考上执业医师,回来开了个诊所,主要看感冒发烧、跌打损伤,卖点常用药。
小周医生上任第一周,就把桂芳叫去谈话。
"柳姐,你这个社保,得重新签合同。我这边是个体诊所,交的是灵活就业社保,跟以前那个不一样。"
桂芳问:"那交多少?"
"一个月四百二。"
桂芳算了算,她一个月工资两千八,交完社保剩两千三。跟以前在卫生院临时工时候差不多。但她没犹豫,签了。
回来跟胖子说,胖子正在卸货,一箱一箱往货架上码。听完他说:"签就签吧。有社保总比没有强。你那个年纪,没社保以后咋办?"
桂芳说:"就是觉得憋屈。换了个老板,啥都变了。以前方老板好歹念旧情,涨过两次工资。这个小周,一来就改合同。"
胖子说:"人家要养这个摊子,也得算账。你别往心里去。"
桂芳没再吭声,但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没睡好。我后来才知道,她不是心疼钱,是怕。怕小周医生干不长,怕诊所再转手,怕自己四十五六的人,再被一脚踢出去。
这种怕,跟胖子生病时候的怕不一样。生病那个怕,是天塌了,但天塌了有个底——治或者不治,总有个方向。这种怕是暗的,没边没沿的,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
三
九月初,雨澄高二了。
开学那天,胖子非要送她去学校。我开车拉他们仨,到了县一中门口。校门口人山人海,家长比学生多。雨澄背着书包,穿校服,头发剪得更短了,像个假小子。
胖子从后备箱搬下一箱牛奶、一袋水果,塞给她:"寝室里放着,别舍不得喝。"
雨澄说:"爸,你拿太多了。"
"拿着。"胖子把箱子往她怀里一推,"你正长身体。"
桂芳在旁边整理她衣领:"宿舍床单带了吧?被罩换了新的没有?"
"带了带了。"雨澄不耐烦地摆手,"妈你都说三遍了。"
桂芳还要说,胖子拉了她一把:"行了,让孩子进去吧。"
雨澄冲他们摆摆手,转身往校门里走。走出十几步,忽然回头,喊了一句:"爸,你按时吃药!"
胖子愣了一下,举起手晃了晃,比了个"OK"。
车开回去的路上,桂芳坐在后座,看着窗外。胖子开车,我坐副驾。
"你说,"桂芳忽然开口,"澄澄是不是长大了?"
胖子说:"嗯,长大了。"
"她以前从来不主动提醒我吃药。今天喊的是你。"
胖子沉默了一会儿,说:"她心里有数。"
桂芳"嗯"了一声,没再说话。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拿手背擦了一下眼角。
四
雨澄走后,家里一下子空了。
以前周末她在家,嫌胖子看电视声音大,嫌桂芳做饭咸,嫌作业多,嫌同学烦。现在这些声音都没了,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
胖子不习惯。他每天早上起来,习惯性地往雨澄房间看一眼,门开着,床铺得整整齐齐,书包挂在椅背上,人不在。
桂芳更不习惯。她以前每天五点半起来熬粥,多熬一个人的份。现在熬多了,胖子说吃不完浪费。她还是熬,但量少了,锅里剩的粥,她自己第二天早上热热接着吃。
我周末去他们家吃饭,桂芳做了一桌子菜。胖子说:"你做这么多干嘛,就咱仨。"
桂芳说:"做习惯了。以前澄澄爱吃这个排骨,我寻思多做点,她回来能吃。"
胖子夹了一块排骨,嚼了嚼,说:"咸了。"
桂芳说:"你嘴刁。明明正好。"
两个人斗了两句嘴,把排骨吃完了。
五
九月中旬,胖子去复查。
这次我没陪,桂芳一个人去的。严医生看了片子,又抽了血,做了几项肿瘤标志物。结果出来,一切正常。
桂芳回来跟我说:"严医生说了,五年大关过了四分之三了。他说胖子这个情况,算恢复得相当好。"
我替她高兴。她说高兴是高兴,但她还是怕。
"你说,这检查是不是也有查不出来的时候?"
我说:"有。但严医生看了这么多年,他要是觉得没事,大概率是没事。"
她点点头,又说:"我就是控制不住。每次去复查,路上我手心都是汗。德贵倒好,跟去赶集似的,还在车上吃了一根油条。"
我笑了:"这说明人家心态好。"
"心态好有啥用?"桂芳叹了口气,"心态好不能替他长肉。他现在才一百一十斤,比生病前轻了二十多斤。我天天给他炖汤,他就是不长肉。"
我说:"那你就别炖了,换个法子。他爱吃啥你做啥,别光想着补。"
桂芳想了想,说:"他爱吃红烧肉。"
"那就做红烧肉。"
"红烧肉太腻,他血脂高。"
"偶尔吃一回能咋的?人活着不就图个嘴上痛快?"
桂芳白了我一眼:"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但她第二天真做了红烧肉。肥瘦相间,冰糖炒色,亮晶晶的。胖子吃了三块,说:"好吃。比外面饭店做得好。"
桂芳说:"好吃就多吃点。"
胖子又夹了一块,嚼着嚼着,忽然说:"桂芳,你以后别老绷着了。"
"啥意思?"
"你这半年,眉头就没松开过。每次复查回来,你都要偷偷翻我检查报告看好几遍。你以为我不知道?"
桂芳愣了一下,筷子停在半空。
"我知道你怕。但你也得让我喘口气。你天天绷着,我也不敢放松。咱俩一块儿绷,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桂芳放下筷子,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改不了。"她说,"我就是怕。怕了三年了,你让我一下子不怕,我做不到。"
胖子说:"我没让你不怕。我是说,你别藏。你怕就说怕,别装没事。你装没事,我心里更没底。"
桂芳的眼圈红了。她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嚼了两下,眼泪掉进碗里。
胖子没看她,低头扒饭。
六
九月底,镇上搞人居环境整治。粮油店那条街,两边搭的棚子、摆的摊子,一律拆。胖子的店门口有个铁皮棚,是以前房东搭的,他租下来之后一直用着,下雨天卸货能挡雨。
通知下来,说铁皮棚属于违建,必须拆。
胖子去找房东,房东说:"拆就拆呗,我又不住这儿。"
胖子说:"你拆了,我卸货咋办?"
房东说:"你搭个雨棚呗。"
胖子算了算,搭个雨棚少说两千块。他刚进了一批货,手头紧。
回来跟桂芳商量。桂芳说:"拆就拆吧。咱又不卖菜,要那么大地方干嘛。"
胖子说:"不是地方的事。是这铁皮棚用了三年,说拆就拆,心里不舒服。"
桂芳说:"你啥时候变得这么矫情了?"
胖子说:"我不是矫情。我就是觉得,这三年,这个棚子底下,我搬过多少袋米、多少桶油,流过多少汗。你说拆就拆了,跟没存在过似的。"
桂芳不说话了。
最后还是拆了。拆的那天,胖子站在门口看着,两个工人拿切割机把铁皮割开,火花四溅。他没进去帮忙,就那么看着。
拆完,门口空了一块,太阳直晒进来。胖子站在那块空地上,站了一会儿,转身进屋。
晚上他跟我说:"今天拆棚子,我想起周医生那句话了。"
"哪句?"
"'回去吧'。"
他笑了笑:"你看,该拆的拆了,该走的走了。铁皮棚拆了还能搭,病来了也能治。就那么回事。"
我说:"你这人,啥都能扯到周医生身上。"
他说:"不是扯。是他那句话教会我一件事——别跟该走的东西较劲。该回去就回去,该拆就拆。你非拽着,累的是自己。"
七
十月初,雨澄学校开家长会。胖子去了。
他回来跟我说:"我坐在教室里,旁边都是年轻家长,三四十岁的。我一看自己,头发白了一半,手上有疤,坐久了腰疼。人家聊孩子考多少分、报什么班,我坐那儿插不上话。"
我问:"那你听啥了?"
"听老师说澄澄成绩在年级前五十。我一听,心里那个美啊。我闺女,才高二,年级前五十。我当年高二在干啥?在工地搬砖。"
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后来老师单独找我,说澄澄最近状态不错,就是有点内向,不太跟同学交流。我说她一直这样。老师说要多鼓励她参加活动。我说行,回去我跟她妈商量。"
我说:"你跟桂芳说了吗?"
"说了。桂芳说,内向就内向吧,又不是毛病。她小时候也内向。我说也是。"
他顿了顿,又说:"但我总觉得,澄澄心里那根弦绷得太紧。她太懂事了。懂事得让人心疼。"
我想起雨澄问严医生"我爸能治好么"的样子。十三岁的小孩,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仰着脸问出那句话。从那以后,她就变了。变得安静,变得乖,变得不再撒娇。
这不是懂事。这是害怕。
胖子也知道。
"我有时候想,"他说,"要是我没生病,她现在应该是另一种样子。会撒娇,会闹,会跟我们要这要那。现在她什么都不说,什么都自己扛。跟我当年一样。"
"那你咋办?"
"慢慢来呗。我又不能逼她变回小孩。只能让她知道,家里没事,她不用扛。"
八
十月中旬,桂芳的诊所又出状况了。
小周医生要结婚,女方家在市里,他打算把诊所盘出去,去市里开。桂芳一听,脑袋嗡了一下。
"你才干了半年,就要走?"
小周医生说:"哥们儿,我也不想走。但人家女方说了,不在市里买房就不结。我得去市里挣钱啊。"
桂芳问:"那我们这些人的社保咋办?"
"你们可以转到下一家,或者自己交灵活就业。我帮你们联系好了,下一家还是诊所,就在隔壁镇上。"
桂芳没说话。隔壁镇,骑车二十分钟。但那是另一个镇了。她在这个镇上住了二十年,所有的路、所有的人、所有的店铺,她闭着眼都能走。换一个镇,一切从头来。
"我去跟德贵商量商量。"她说。
回来跟胖子一说,胖子正在码货。听完他直起腰,擦了一把汗。
"去呗。反正你也不年轻了,折腾不动了。隔壁镇就隔壁镇,远不到哪去。"
桂芳说:"你倒是想得开。"
"我想不开咋办?你不去,在家闲着?闲着更难受。你那个性子,一天不干活就浑身痒。"
桂芳想了想,笑了。
"也是。我闲不住。"
最后她去了隔壁镇的诊所,还是做药剂。新老板是个女的,四十多岁,姓孙,以前在县医院药房干过,后来出来自己开诊所。人爽快,说话利索,见了桂芳第一面就说:"你以前在卫生院干过?行,那上手快。"
桂芳的社保接着交,工资涨了两百。她回来跟胖子说,胖子说:"看吧,坏事能变好事。"
桂芳说:"就你嘴甜。"
九
十一月,天气转凉。
胖子的粮油店生意好了一些。天冷了,人愿意囤东西。米面油都是刚需,尤其快到年底,镇上人家都来买。胖子忙不过来,桂芳下班了过来帮忙。两个人一个称一个收钱,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有天晚上关门后,胖子在柜台后面算账。桂芳在里屋收拾东西。他忽然喊了一声:"桂芳。"
"干啥?"
"我算了一下,今年到头,刨去房租水电进货,能剩三万多。"
桂芳从里屋探出头:"三万多?"
"嗯。比前年强,比生病那年强太多了。"
桂芳走出来,站在柜台前面,看着他。算盘珠子在灯下泛着光,他的手指在珠子上拨来拨去,一下一下,像在弹一首慢歌。
"三万多不少了。"她说。
"够澄澄明年学费,够过年,还能剩点。"胖子抬头看她,"我想拿五千块,带你去趟武汉。"
桂芳愣了:"去武汉干嘛?"
"还愿。上次去,就我跟他去的。这次带你和澄澄一起去。去江滩走走,去吃碗热干面。就当……就当庆祝。"
桂芳眼圈一热。她走过去,站在柜台边上,看着他。
"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浪漫了?"
胖子嘿嘿笑:"跟你学的。"
桂芳拿手拍了他一下:"少来。"
但那天晚上,她翻出手机里周医生那条"祝早日康复"的截图,看了很久。
十
故事讲到这里,差不多该收了。
有人可能会问:后来呢?彻底好了吗?
我不知道。医学上的事,谁也不敢把话说满。但有一点我知道:他们还在过。
桂芳还在隔壁镇的诊所里配药,每天骑电动车来回,风吹日晒,但脸上有了笑。胖子还在那个二十平米的粮油店里搬米扛面,瘦是瘦,但力气在慢慢回来。雨澄还在县一中念书,成绩稳在年级前五十,偶尔周末回来,会帮她爸搬两袋米,搬完说一句"爸你不行了啊",胖子追着要打她,她笑着躲。
那个九百块的专家号,那句"回去吧",像一颗种子,埋在他们三个人中间。它不发芽,不开花,但根扎在那儿,谁都拔不掉。
有时候我想,人这一辈子,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不是你花了大价钱买来的。九百块买的那几分钟,值不值?值。不是因为周医生救了胖子的命,是因为那几分钟,让一个普通的家庭,在快要被恐惧吞掉的时候,有人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说:回去吧,你们能行。
就这五个字,够他们扛三年。
也许够他们扛一辈子。
尾声
昨天我去买油,推门进去,收音机里放着豫剧,咿咿呀呀的。胖子坐在柜台后面,手里还是那把算盘。桂芳在里屋喊:"德贵,你中午想吃啥?"
胖子说:"随便。"
桂芳说:"随便啥?"
胖子想了想:"红烧肉。"
桂芳说:"你血脂高。"
胖子说:"偶尔一回。"
桂芳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里屋传来切菜的声音,笃笃笃,一下一下,稳当得很。
我站在门口,阳光从门帘缝里照进来,照在地上,一小条一小条的。
还是那个下午。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下午。
但你知道,这样的下午,是他们拿九百块、拿一场病、拿无数个害怕的夜晚,换来的。
所以别嫌它普通。
普通这两个字,是他们拼了命才守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