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的长春，夏风裹挟着工业重镇的喧嚣，却吹不散长春电影制片厂门口的血色阴霾。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火速赶到时，只看到令人心碎的一幕：安保人员李文峰倒在血泊中，早已没了呼吸，另一位老兵田绍文抱着他逐渐冰冷的遗体，泣不成声地呼喊着“坚持住”。看着眼前这对曾并肩作战的战友，在场民警无不义愤填膺，发誓要揪出这起凶案的真凶。谁也没想到，这场看似敌特作祟的案件，最终的真相竟让人脊背发凉。

凶案发生后，长春市委高度重视。彼时全国解放不足一年，长春作为东北核心工业重镇，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加之朝鲜战争一触即发，边境摩擦不断，国民党残余势力蠢蠢欲动，这起案件难免让人联想到敌特的破坏阴谋。市委当即成立专案组，由长春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大名鼎鼎的无产阶级女革命家刘亚雄亲自带队，如此高规格的办案阵仗，足见此事的严重性。

然而，随着调查深入，刘亚雄却发现了三个难以解释的疑点。

其一，若真是敌特破坏，为何偏偏选择长春电影制片厂？要知道，当时长春遍布化工厂、电厂、钢厂等关键工业设施，破坏这些目标才能真正重创东北工业建设，袭击一个电影制片厂，根本毫无战略意义。

其二，尸检显示，李文峰的致命伤来自后脑勺，子弹从后向前穿透颅脑。按照老兵巡逻的作战常识，两人搭档巡视必然一前一后，警惕来自不同方向的威胁，若是敌特从背后偷袭，近在咫尺的田绍文不可能毫无察觉。

其三，现场只找到四枚弹壳，可多位目击者明确表示听到了五声枪响，那消失的一枚弹壳去了哪里？若真是敌特作案，怎会如此粗心，只带走一枚弹壳？这三个疑点如同迷雾中的灯塔，隐隐指向一个可怕的方向：凶手或许不是“外敌”，而是“家贼”。

专案组当即调整侦查方向，将目光锁定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内部人员身上，而唯一的现场目击证人田绍文，自然成了重点问询对象。此时的田绍文因腿部中弹，正在医院静养。可当公安人员推开病房门时，病床上早已空无一人，唯有敞开的窗户和窗台上的脚印，无声地诉说着主人的仓皇逃离。田绍文的失踪，让案件的真相瞬间明朗——杀害李文峰的凶手，十有八九就是他，即便不是，他也必然与此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长春市公安局立刻展开抓捕行动。彼时的公安干警大多是身经百战的退伍老兵，侦查与抓捕经验丰富，追踪线索的能力极强。没过多久，潜逃的田绍文就在山东广饶老家落网。令人意外的是，被逮捕时的田绍文，没有丝毫惊恐与抗拒，反而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平静神情。面对警方的盘问，他缓缓道出了案件的来龙去脉，揭开了一段被嫉妒与怨恨吞噬的人性悲剧。

田绍文的人生，本应是一段光辉的革命岁月。他早年投身革命，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立下不少功劳。退伍后，念及他的赫赫功绩，组织将他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保安科代理股长。这份工作清闲安稳，福利优厚，本是颐养天年的好归宿。可田绍文偏偏是个“求上进”的性子，“代理”二字像一根刺，扎在他心头，他盼着能早日做出成绩，摘掉“代理”的帽子，转正成为正式股长。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正当田绍文埋头苦干、卯足劲表现时，组织却宣布了任命决定：李文峰空降担任保安科股长，而他不仅没能转正，反而被降为副股长。这个李文峰，同样是一名战功赫赫的老革命，为人正派、能力出众，领导经过反复考量，认为他比田绍文更适合股长岗位。可在田绍文眼中，这却是自己努力多年的成果被他人窃取，嫉妒与愤恨的种子，就此在他心底疯狂滋长。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心中悄然成型：只要李文峰消失，股长的位置，就非他莫属。

凶案当天，田绍文与李文峰来到西北角工地。他刻意走在李文峰身后，突然指着远处，高声提醒“有可疑人员”。李文峰下意识拔枪，朝着他指示的方向连开三枪。就在李文峰全神贯注警惕前方时，身后的田绍文却悄悄举起了枪，对着他毫无防备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李文峰应声倒地。为了掩人耳目，田绍文又对着自己的腿开了一枪，上演了一出“苦肉计”，还特意带走了自己射出的那枚弹壳，试图将罪名嫁祸给虚无缥缈的敌特。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田绍文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终究逃不过专案组的火眼金睛。落网后的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言语间满是悔恨。可再多的忏悔，也换不回李文峰的生命，更洗不掉他背叛战友、践踏法纪的罪孽。这场由嫉妒引发的悲剧，不仅毁掉了两个老兵的人生，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道引人深思的人性警示：欲望的沟壑难填，一旦被心魔吞噬，再光辉的过往，也终将沦为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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