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民族历史的载体，是文明传承的根脉，而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始终与权力的运行紧密交织。从民国末年力阻故宫文物迁台的马衡，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命护宝的姚迁，再到近年深陷文物倒卖丑闻的徐湖平，三位深耕文博领域的关键人物，用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勾勒出中国文物保护在权力干预下的百年困境——权力既能成为护宝的坚实后盾，亦能沦为伤宝的无形利刃。
马衡的坚守，是乱世中权力博弈下的孤独护宝。作为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金石学家马衡在1948年至1949年的动荡岁月中，身处国民政府权力高压与文物保护良知的夹缝之间。彼时，南京国民政府为退守台湾，频频催令将故宫北平本院的精品文物装箱南运，再转运台湾，行政院的催办公函如雪片般飞来，甚至以官职利诱、以性命相胁，试图迫使马衡服从权力指令。面对这样的高压，马衡选择了“消极抵抗”，他在院务会议上反复叮嘱工作人员，文物包装“要稳重妥当，保证不损坏，不要求快”，实则以拖延之策放缓装箱进度，又以“机场不安全”为由，拒绝文物启运。为阻止学生庄严押运文物赴台，他不惜宣称断绝二十余年的师生情谊；为保护被雨淋湿的南迁文物，他私下致函相关负责人恳请及时晾晒。
马衡的护宝之路，始终在与失控的权力对抗。他毅然选择留在北平，与全院同仁一道关闭故宫出入通道，最终使故宫北平本院的文物一箱未运出，为国家保住了海量国宝。1955年马衡逝世后，其子女遵嘱将他毕生收藏的1.4万余件文物悉数无偿捐给国家，这份坚守背后，是文人学者在权力高压下，对文物保护初心的至死不渝。但马衡的困境也显而易见：乱世中，文物保护者的良知的力量，终究要依附于权力的转向，若时代没有眷顾，这份坚守或许只会沦为权力碾压下的悲剧。
姚迁的悲壮，是和平年代权力异化下的以命殉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的遭遇，更凸显了权力滥用对文物保护的致命伤害。这位一生扎根南博的文博人，蹲在库房地板上用软毛刷清理六朝石刻尘土，连夜冒雨赶往盱眙考古现场守护金兽，主持编写多部考古专著，将南博从普通省级博物院打造成文化地标，甚至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物馆协会会员。但他的刚正不阿，却触动了权力既得者的利益——当时多位地方老干部以“观赏”“学习”为名，从南博借走多幅珍贵字画，借后长期占用不还，将国家文物据为己有。
面对这种权力异化后的侵占行为，姚迁坚守《文物保护法》底线，详细记录每笔文物借调信息，立下三本催讨台账，两个月一趟登门催讨，甚至将“馆藏一级文物严禁外借”的法条抄在纸上贴肉存放。他的坚持得罪了不少权贵，随后诬陷接踵而至：先是匿名举报“生活作风问题”，查无实据后，又被指控“侵占他人学术成果”。1984年8月，《光明日报》在未充分核实的情况下，连续刊发两篇点名批评报道，将姚迁推向舆论深渊。这位爱惜名节的院长，在多次申诉无果、权力压迫无法挣脱的困境中，于1984年11月8日自缢身亡，案头摊着那三本沉甸甸的催讨台账，用生命践行了“文物不会说话，但我们要替它们说‘不’”的誓言。姚迁的悲剧，撕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当权力凌驾于法律和良知之上，文物保护者的坚守，甚至要以生命为代价。
徐湖平的沉沦，是权力失控下文物保护制度的失守。作为姚迁之后的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手握文物鉴定、调拨、保管的核心权力，却将这份权力异化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沦为权力失控的牺牲品。与马衡、姚迁的护宝初心不同，徐湖平深谙权力运作的“技巧”，他利用职务便利，钻透文物管理制度的漏洞，主导将南博1259件藏品从馆藏目录剔除，划拨至其主管的江苏省文物总店，又将大量真品蓄意鉴定为“赝品”，以低价流出后，通过其子的公司转手溢价倒卖，单笔最高交易金额达3200万元。
更令人愤慨的是，徐湖平竟敢擅自撕毁故宫南迁文物保管箱上的抗战时期封条，指使专家“指鹿为马”，将精品文物诬为赝品，让这些历经战火辗转的民族遗产，沦为其家族式犯罪的牟利工具。他违规签批文物调拨申请，放任文物总店内部管理混乱，在国家明确禁止擅自出售馆藏文物的情况下，仍同意出售相关文物，导致大量国宝流失，截至目前，其非法处置的文物中仍有1120件左右去向不明。徐湖平的沉沦，并非个例，而是文物保护制度失守后，权力失控的集中体现——文物鉴定的话语权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监督；文物调拨、处置流程不透明，权力运行暗箱操作；馆藏文物盘点核验缺乏常态化机制，账实不符的漏洞长期存在，这些都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
从马衡到姚迁，再到徐湖平，三位文博人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中国文物保护在权力语境下的三重困境：其一，权力异化的困境，当权力偏离公共利益，沦为个人或群体牟利的工具，文物便会成为被牺牲的对象；其二，制度执行的困境，尽管我国早已出台《文物保护法》，建立起文物保护的基本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制度往往被权力架空，“账物分管、双人进库”等规定流于形式，就像徐湖平案中，国家文物局早已要求强化文物安全管理，但相关规定并未得到落实；其三，监督制衡的困境，文物保护领域专业性强，权力高度集中，内部监督流于表面，外部监督难以介入，导致权力滥用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查处。
文物保护无小事，权力运行有边界。马衡的坚守、姚迁的悲壮、徐湖平的沉沦，都在警示我们：文物保护的本质，是对历史的敬畏、对文明的传承，而权力的使命，应当是为文物保护保驾护航，而非成为伤害文物的利刃。当前，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唯有让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织密文物保护的制度笼子，强化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督，明确权力边界、压实保护责任，让每一位手握权力的文博工作者，都能坚守初心、敬畏文物，才能让那些穿越千年的国宝，真正远离权力的伤害，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让中华文明的根脉在坚守与守护中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