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亿灵活就业者，不该是保障体系里的“留守儿童”两亿人换了一种活法，保障也该跟着人走。
2026年8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里面白纸黑字写着一句话：鼓励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导向当然是好的。可只要把另一组数字摆在旁边，这件事就没那么轻松了。
一边，是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的规模已经超过2亿人；另一边，国家医保局2026年7月发布的《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以“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只有6982.18万人。

2亿对不到7000万，中间这一大截人去哪了？答案并不复杂：他们大多退而选了缴费更低的居民医保，或者，干脆还没有参保。
我的态度很明确：灵活就业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它是一个社会活力的体现，也是很多人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真正的问题是，当2亿人换了一种活法，本该跟着人走的那份保障，却还没有完全跟上来。总不能让这么大一群人，像没人接的孩子一样，被晾在保障体系的门口。

先把这笔账算清楚：人为什么用脚投票
我国基本医保就两类：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在单位上班的人都知道，职工医保是单位和个人一起缴，单位出大头；可灵活就业者没有单位，想参加职工医保，这笔钱基本要自己全额承担，一年下来不是小数目。居民医保则是个人缴一部分、财政补一部分，门槛低得多，相应的报销待遇也整体低一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于保荣把话说得很直白：灵活就业人员两类医保都能参加，最终选哪个，“更多考虑的是义务和权益的比较，即缴费负担和待遇水平的权衡”。
翻译过来就是一句大实话：谁都知道职工医保报得多、保障厚，可钱包是诚实的。对收入不稳定、这个月有活下个月未必有的灵活就业者来说，每年雷打不动、全额自掏的职工医保缴费，是一笔必须反复掂量的刚性支出。于是相当一部分人，不是不想参，而是在现实压力下选了自己当下扛得住的那一档。
这不是觉悟问题，是成本问题。看不透这一层，就很容易把“参保率不足”轻飘飘地归结为个人意识不够，却回避了制度设计本身的门槛。
“鼓励”是态度，离“参得起”还有一段路
医疗保障法用的是“鼓励”两个字。于保荣的解读是，这意味着国家倡导灵活就业人员优先选择职工医保。立法层面把这件事写进去，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它等于正式承认：这2亿人不是就业市场的边角料，他们的保障问题，值得被一部法律专门点名。
但我们也得清醒，“鼓励”解决的是方向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能力问题。
倡导一个人去选待遇更好的保障，和让他真的缴得起、不断缴、用得上，中间隔着好几道具体的坎：缴费比例能不能对没有单位的人更友好一些？收入波动的月份能不能缓、能不能补？从一个城市换到另一个城市，缴费年限和待遇能不能顺畅接上？今天打零工、明天开小店、后天又回单位上班，职工和居民两种身份之间能不能自由转换、不白白吃亏？
这些问题，法律把制定具体办法的权力交给了国务院医保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换句话说，真正的考题还在后头：那只“鼓励”的手，能不能同时递过去一副让人扛得住的台阶。
真正的缺口，是“单位”这个责任人消失了
要理解这2亿人的处境，得先看清我们过去那套保障是怎么搭起来的。
很长时间里，一个人的医疗、养老、工伤、失业保障，都是绑在“单位”和那份稳定劳动关系上的：单位替你缴大头，替你跑腿，出了事还有个组织可以找。可灵活就业的本质，恰恰是没有了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外卖骑手对接的是平台，网约车司机对接的是订单，自由职业者对接的是一个个零散客户，个体户更是自己对自己负责。
当“单位”这个天然的责任主体退场，原本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扛着的风险，就悄悄落到了个人一个人肩上。这才是那道看不见的缺口：就业的形态已经变了，可保障体系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默认你有个单位”的年代。
说他们像“留守儿童”，尖锐归尖锐，却点中了要害——父母（单位）不在身边，孩子（劳动者）名义上有家、有制度覆盖，真到生病、受伤、没活干的节骨眼上，却常常发现身边没人接住。医保只是最显眼的一块，往下数还有工伤、失业、养老：骑手路上出了事故算谁的？这个月没接单，失业保障能不能兜底？现在缴的钱，老了够不够？这些问号，和医保是同一道题。
所以我认同“社会责任要跟上”这句话，而且认为它不是一句道德诉求，而是一道必须补上的制度填空题：单位缺位之后，国家、平台和社会，到底谁来把这个责任接住、各接多少。

保障不是就业的负担，而是让人敢往前走的那张安全网。
灵活就业不是权宜之计，保障逻辑得跟着人走
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看法，把灵活就业当成“暂时的”“不那么正规的”就业，仿佛这些人迟早要回到一份正经单位里去。可2亿这个数字已经说明，它不是过渡，而是常态本身——它里面有主动选择自由的人，也有靠它撑起一个家的人。
既然是常态，就不能再用旧制度去套新就业。用工的方式灵活了，保障的设计也得跟着灵活起来：让人换工作、换城市时保障不断档；让缴费水平能和起伏的收入相匹配；让平台这种新的“用工受益方”承担起与其权利相称的责任；也让职工和居民两条保障轨道之间，留好平滑切换的通道。
这不是要国家大包大揽。财政有财政的约束，保障水平只能循序渐进，居民医保这些年实实在在兜住了十几亿人的底，功不可没，绝不能因为提倡职工医保就看轻它。我想说的是顺序问题：与其单方面号召个人“尽量去参更好的”，不如先把参进去的门槛降下来、把配套的网织密。先让人参得起、接得上，“鼓励”两个字才落得了地。
而且这笔账从更大处看并不亏。一个人只有确定自己病了看得起、伤了有赔偿、老了有依靠，才敢放心地去歇、去花、去尝试新营生。2亿人的后顾之忧被接住，释放的恰恰是创业、消费和整个就业市场的活力。保障从来不是就业的负担，它是让人敢往前走的那块安全垫。
别让两亿人，站在保障的门口
回到这部刚刚通过的医疗保障法。它写下“鼓励”二字，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开头，但远远不是终点。接下来真正该盯着看的，是国务院医保部门会同各方制定出来的具体办法：缴费怎么定、有没有补贴和缓缴、两种医保怎么衔接、平台责任怎么划、工伤失业养老能不能一并补齐。
衡量这些细则好不好，标准其实很朴素——能不能让一个收入不固定的普通人，凭自己的力量参得起、不断缴、用得上，并且无论怎么换活法，保障都能稳稳跟在身后。
灵活就业没问题，一个允许人用多种方式安身立命的社会，本就更有弹性、更值得向往。但越是这样，越要让社会责任和制度保障跟在人身边，而不是把2亿人推向市场之后，就让他们各自凭运气扛住所有风险。
孩子可以灵活地奔跑，前提是身后始终有人看着、护着，知道摔了有人扶。劳动者也一样。
我们期待的，从来不是把谁重新塞回一个固定的“单位”里，而是哪怕没有单位，一个人也能被一张结实的保障网稳稳接住——别让这两亿人，成为保障体系里那个迟迟没人来接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