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农和凯利是贝尔实验室的一对奇葩。香农作为信息论的创立者,早早成了美国院士,但他最喜欢的是杂耍,天天在公司走廊上练独轮车,边骑边抛3个小球。还颇以此为自豪,给自己颁发了一个杂耍博士学位,挂在办公室,院士证反而找不到了。虽然没人敢管,但也没人理解,香农一直自娱自乐,直到凯利来了。凯利不爱说话,但一张嘴就是浓重的得州口音,类似我们这边的东北口音,自带焦点。作为得州人,凯利自然离不开枪,但跟普通人不同,他不但持枪,还自制子弹。他用塑料和软糖做弹头,然后压在子弹上,有客人来访,就对着墙开枪,美其名曰欢迎仪式。客人被吓得大惊失色,他在那坏笑,然后被老婆痛骂,因为软糖黏在墙上特别难抠掉。等凯利进了贝尔实验室,成了香农当小弟,被称为聪明仅次于香农的人。奇葩配对成功,注定要迸发出不同寻常的能量。
1956年夏天,电视刚开始在美国普及,贝尔实验室接到一个任务,处理电视信号。那时候电视信号质量不行,屏幕上总有雪花点,声音也断断续续,贝尔实验室的任务就是弄明白,一条线路到底能传多少信息,传错了怎么办。当时香农已经写出了信息论,说信息可以用“比特”度量,一条线路有它的极限,超过这个极限,错误必然出现。凯利想解决的问题则是反过来,如果知道一条线路出错的可能性,该往里面塞多少信息,才能既传得快,又不至于错得没法收拾?他连续算了几天,发现这是个比例问题。塞少了,浪费线路,塞多了,错误太多,处理起来反而影响效率,中间应该有个正好的点,那这个点怎么找呢?恰好他平时爱跟同事打扑克,周末去赌场转的时候发现,赌徒下注有个毛病,赢了几把就觉得自己手气好,押得越来越大,输了几把又缩回去,押得越来越小。结果呢,赢的时候赚得不多,输的时候亏得挺狠。凯利当然知道每次下注都是独立事件,结果跟之前的输赢无关。每次都应该根据这次的信息重新计
算胜率,胜率大就押多一点,胜率小就押少一点,但永远不能全押,也不能一直不押。直觉告诉他,这似乎跟信号处理是一回事,但具体怎么映射过去还没想明白。他把这个想法跟香农说了,作为非主流领导,香农听完不但没骂人,反而觉得有意思,但没太当回事,认为这更像是赌博的事,不是通信的事。凯利不服气,回去接着琢磨,终于发现,通信里的“信息速率”和赌博里的“下注比例”,其实是一回事。通信里,你往线路里塞多少信息,就相当于赌徒押多少钱,线路出错,相当于赌输了。要让长期下来传得最多,就得按一个比例来,这个比例既可以尽量多传输对的信息,一旦传错了损失又不至于太大。按照这个思路,他推导出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只跟两个数有关,一个是赢的概率,一个是赢的时候能赚多少、输的时候会亏多少。通俗地说,如果你有六成把握赢,赢了赚一倍,输了赔一倍,那你最好每次押手里钱的20%。如果你只有五成五的把握,那就押10%。把握越小,押得越少,要是没把握,一分不押。
但凡按别的比例押,长期下来钱都赚得慢,甚至亏钱。押多了,输一次本钱就亏得差不多了,后面翻不了身,押少了,赢了也赚不了几个钱,浪费机会。只有这个比例,长期下来赚钱最快,这就是“最优增长”。很快,凯利写了一篇论文,投给《贝尔系统技术期刊》,文章不长,十几页,题目就叫《信息率与赌博的新解读》。他在文章里把通信和赌博放在一块,说这两件事在数学上是一回事,编辑看了直摇头,不想发,但奈何香农发话支持,最后还是发了,只不过标题改成了《信息率的一种新解释》。可惜文章发出来,没多少人在意,搞通信的人觉得赌博不正经,搞赌博的人不看学术期刊。历史在等待一位研究赌博的数学家出现,好在没有等太久,第三个奇葩来了。爱德华·索普是个数学老师,他先在麻省理工和加州大学教书,平时教课,下班后喜欢算牌,尤其喜欢研究21点。那时候大家都说,赌场永远占便宜,玩家早晚输光,但索普凭直觉认为没那么简单。他借了一台早期计
算机,把21点一手一手地算,当时的计算机相当慢,他就夜里让机器跑,白天自己拿数据研究。逐渐发现了端倪,21点的牌不是无限多,发出来一张,剩下的牌就少一张,已出的小牌多,剩下的大牌就多,剩下的大牌多,玩家赢的机会就高一点。虽然胜率优势没那么明显,常常只高了一到两个百分点,但好在这是确定性的。他先写出一套记牌办法,不用背每一张牌,只需要记一个粗略的数,知道大牌在剩余牌里的比例就行。会记牌之后,就只剩一个问题,那就是每次押多少。押少了,那点便宜攒得太慢,押多了,很容易输光直接出局。好巧不巧,索普是在MIT教数学的时候算完了21点策略,想把论文发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需要一位院士推荐。而当时香农恰好就在MIT,而且是数学系唯一的院士。索普去找他,本来只是想用几分钟求个推荐。结果又是奇葩相遇,惺惺相惜,香农听完被勾起兴趣,不光帮推荐,还拉着索普一起搞了个轮盘赌的预测。他们在香农家地下室鼓捣出一台鞋盒大小的可穿戴
计算机,用脚趾踩开关输入轮盘小球速度,无线传给接收人,预测不同落点的概率。这玩意就是后来可穿戴设备的雏形。但不管是21点还是轮盘赌,算出来胜率之后,剩下的就是需要一个下注策略,什么时候多押,什么时候少押,押多少。索普被这件事困扰了很久,直到香农终于想起了凯利那篇论文,推荐给他。看到这篇文章,索普都快哭出来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很快他就忽悠朋友一块去了拉斯维加斯,朋友出钱,他出算法和记牌。结果不出意外地赢了一笔钱,数目不算多,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数学第一次在赌桌上经受住了实践检验。第二年,他写了一本书,叫《打败庄家》,公开了整个过程。书火了,但赌场慌了,换多副牌,勤洗牌,盯算牌的人,不让他进门,现在如果你再去,这个方法已经不管用了。2008年好莱坞还出了一部电影,叫《决胜21点》,讲的就是MIT教授带着学生组团去拉斯维加斯算牌,原型是
谁不言而喻。当然,索普根本看不上赌场那点钱,他瞄准了华尔街,毕竟股市可比牌桌大多了。他先盯上了股票权证和可转债,那时很多衍生品定价很粗,书上的价和算出来的合理价对不上。索普自己算这张权证值多少,这只可转债里的转股权利值多少。算出来发现,市场经常高估一些权证,低估一些可转债。他也不用去猜明天涨跌,而是只做一件事,一边买便宜的,一边卖贵的,再用股票把大方向的风险抵消掉,价格后来回归合理位置,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下注大小当然还是用凯利的策略。只不过市场里的优势不像牌桌那么清楚,胜率和赔率都是估的,误差很大。所以索普不用全凯利,只用凯利算出来的一部分,常见是半凯利或者更少。也就是说,哪怕他觉得自己看准了,也只放该放的那点钱,留足缓冲。错一次不会伤筋动骨,而对一百次的小优势叠起来,钱不就赚到了嘛。1969年,他成立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日常很枯燥,就是满市场找定价错的证券,建一买一卖的对冲组合,按凯利比例分仓位
,等价格回归,再平仓。他们不押涨跌,股市大跌时,只要价差收敛,他们照样赚,股市大涨时,对冲掉方向风险,赚的也只是那层定价错误。这套策略跑了快20年,基金没有任何一年亏钱,年化回报达到20%左右,回撤极小。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美股崩了,很多机构巨亏,索普的基金因为仓位控制,不但没跌,反而还有正收益。他后来关掉基金,不是因为亏了,是因为市场里原来那种容易捡的定价错误越来越少,他不愿意为了规模硬做。为啥越来越少了呢?因为索普的成功促使搞投资的人都开始读凯利的论文,并以他的名字给这套策略命名为“凯利公式”。直到现在,凯利公式成了投资基本公式。在股市不懂凯利公式,就相当于建筑师不会算承重、跑马拉松不知道配速、会计不看现金流,不死都怪。很多人建仓以为自己看准了,胜率70%,那当然全压,少买都算亏。可惜,股市的底层不是加法,是乘法。你赚50%是乘1.5,亏50%是乘0.5,1.5乘0.5是0.75,不是回本,而是亏25%。而且,只要有一次亏到
归零,前面赚多少次都白扯。凯利公式就是在这种“乘法世界”里,帮你找一个下注比例,让本金长期滚雪球的速度最快,同时尽量别被一次波动清空出局。公式很简单,仓位=(胜率×净赔率-败率)÷净赔率。从公式中很容易看出,胜率再高,只要不是100%,不管净赔率多高,仓位都到不了满仓。所以,仓位失控的人不是运气差,而是数学上已经注定出局。凯利公式的冷酷在于,哪怕你经常对,但只要你下注超过最优比例,波动会把你先杀死,真理来不及兑现。而实践比理论更加残酷,职业投资人甚至不敢用满凯利,只敢用半凯利。因为你对胜率和赔率的估计永远只是估计,你以为胜率70%,实际可能只有55%,你以为最多亏20%,碰上退市能亏99%。半凯利就是主动打折,公式说买40%,你买20%,公式说买25%,你买12.5%。少赚点,但睡得着觉,扛得住黑天鹅。投资并不是押大小买对就赢那么简单,它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不但要选对股看准时机,仓位也要对,少一个你都活不到兑现。散户往往把
“选股择时”当全部,仓位全靠情绪,那不叫投资,叫赌博。甚至人家赌博都知道用凯利公式,那你连赌博都不是,只能叫作死。凯利公式其实揭示了一个认知陷阱,复利最怕的不是赚得少,而是断片。亏50%要赚100%才回本,亏80%要赚400%,亏90%要赚900%。所以,职业投资者第一件事想的,永远不是最乐观情况下翻几倍,而是最坏情况还在不在桌上。《孙子》说“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求胜”,凯利公式给了一个严谨证明,控制回撤和追求收益从来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体两面。凯利公式救了无数投资者,但凯利自己并没靠这个发财,而是一直在贝尔实验室上班,后来身体不好,1965年就去世了,年仅41岁。
【新墨者】墨子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