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年不上朝，目前有两套并行的说法：
一边说他脚疼头晕、身体扛不住，另一边说他烦透了群臣聒噪打扰。
万历皇帝以头晕为由暂停朝会与经筵的记录，我查到的最早记录是在万历十五年九月。
他为避免朝臣误解，专门补了句：真的是身体扛不住，实在没法走完那些正式典礼。
乙卯，内阁传圣谕：朕前以卯初起御门，一时头目晕眩，因暂免朝讲数日，静摄服药。兹当孟冬时享太庙，遣公
徐文璧
代。其陪祀官员慎加敬肃。卿等可传示彼知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礼。——（明） 《明实录》历朝实录馆 撰《明实录》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九十，抄本，第7页
万历十八年，万历皇帝在毓德宫，召见内阁大臣申时行等人时，再次强调了自己腰痛脚软，行立不便。
上曰：朕疾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明） 申时行 撰《召对录》召对录 《○万历十八年正月朔甲辰，免朝贺》，万历
沈氏
尚白斋刻本，第23页
万历三十三年九月，神宗再次向朝臣说明，自己足部生湿毒，坐立行走都极为困难，太庙祭祀大典都无法亲赴，只能遣官代祭。
是日，谕内阁：朕自夏至秋，感受湿热薰蒸，致令下体及足生有湿毒，坐亦不能，又兼流痰下注，足心作痛，步履甚艰，况且不时眩晕，日每静摄，服药荡洗。庙享在即，恐弗成礼。卿等传示，遣官及各执事，务秉精洁虔诚，恭代行礼。谕卿等知。——（明） 《明实录》历朝实录馆 撰《明实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一十三，抄本，第11页
从整理的现有记录能明确看出，万历从万历十五年到三十三年，身体状况一步步变差，生病是实打实的客观事实。
而根据内阁辅臣叶向高在万历三十九年三月的上奏来看，万历皇帝不上朝也确实影响到大明帝国处理日常公务。
别说经筵讲读、官员补缺、起用闲置旧臣这些要紧事，全都被搁置下来；就连兵部的军政事务、吏部的官员考核，已经拟定好方案的，也都被扣在宫中迟迟不批复。
庚戌，辅臣叶高奏言：天下知事弊而穷，穷而至于极危极急，无所覆之。今毋论讲读、补官、起废诸紧要事，一切停阁，即兵部军政、吏部考察，已经发拟者，亦复留中，尚书不安其位，杜门求去。更有朝端事体，千古未见者，如阁臣羁栖于荒庙，已及三年，部卿候命于近郊，亦经数月。公车不报之疏，积于丘山，言路无职之官多至百十，又有病苦如臣者，踽踽独行，奄奄待毙，皇上可不为一动念乎？伏赐即赐罢斥，别选贤良，以效赞襄。是今日通变第一策也。——（明） 《明实录》历朝实录馆 撰《明实录》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八十一，抄本，第2页
除患病之外，万历也表露了另一重情绪：万历十八年，他当面和申时行等阁臣诉苦，直言小臣妄上疏言，激怒自己诱发肝火旧疾，足见他对臣下激烈上书的反感。
上曰：朕昨年为心肝二经之火，时常举发，头目眩晕，胸膈胀满，近调理稍可。又为
雒于仁
这本，肆口妄言，触起朕怒，以致肝火复发，至今未愈。——（明） 申时行 撰《召对录》召对录 《○万历十八年正月朔甲辰，免朝贺》，万历沈氏尚白斋刻本，第17页
万历十九年三月，万历皇帝给内阁下谕旨，更是直接点出科道言官的毛病：这帮人动不动就拿捕风捉影的事上疏，纯粹是为了博取名声。
上谕内阁：……但知常时于君父之事，每借以风闻沽名。——（明） 《明实录》历朝实录馆 撰《明实录》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三十四，抄本，第13页
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万历皇帝更是下谕斥责群臣聚众上奏要挟君主，认为众人只为博取声誉。
……朝廷但行一事，若妨己之私弊，便哄然群起，挟迫君上，要誉沽名，全不思全君臣大义，恣肆。成风，是何礼体？——（明） 《明实录》历朝实录馆 撰《明实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三百九十九，抄本，第3页
至于万历皇帝，不上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按万历自己说的和实录里的记录，他常年腰痛脚软、脚疼头晕，身子早就垮了，根本扛不住大殿上朝的全套仪式。
但不少人一直质疑：既然只是足疾，在宫里见阁臣、批军务都能做到，偏偏百官朝会就办不到？
还有人拿着实录里万历烦官员弹劾的记录，说他就是怕一上朝，百官就当面吵立太子、骂朝政，自己下不来台，才装病躲着不上朝。
加上时间节点十分微妙：国本之争起于万历十四年，万历从万历十五年便开始反复强调自己患病，由此衍生出一种推测：万历早年或借生病之名躲避争议，中年之后则确实身染沉疴。
但如果他只是想躲国本之争，那太子册立之后争端平息，按常理早该恢复朝会了，可他到死都没再完全恢复。
那么国本之争尘埃落定之后，万历依旧不完全恢复上朝，要解释这事？你会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