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景城，一位七十三岁老者的离世，令后周世宗柴荣废朝三日，追封瀛王。

这位老人曾侍奉过五个朝代、八姓十一君，在纷繁乱世中屹立不倒。

冯道，字可道，自号“长乐老”，身处唐宋之间那段大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

他从唐末开始做官，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二十多年高居宰相、三公之位。

无论是汉人皇帝还是契丹君主，都对他赏识有加。

在“忠臣不事二主”的传统观念下，他成为了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

五代十国只有短短五十四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的时期之一。

五个朝代相继登场，君不君、臣不臣，内乱频发，夺位篡位、儿子杀老子、下属杀上司更是常见。

在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上，冯道却奇迹般地始终屹立不倒。

他历经桀燕皇帝刘守光、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从原、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十朝。

令人敬佩的是，冯道基本上在每朝都受重用，是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

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忠臣不事二主”是基本道德要求。冯道却反其道而行，在朝代更迭中不断转变效忠对象。

他曾在《长乐老自序》中，洋洋自得地历数其曾经服务过的君王、获得过的各种官职荣誉。

这种行径自然引来后世诸多批评。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骂他是 “无廉耻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他 “乃奸臣之尤”。

甚至到新中国建立后，史学家范文澜，还把他看作是“五代腐朽官僚的典型”。

然而，如果我们跳出忠君思维的苑囿来看冯道，就会发现上述诸般谴责实在是腐儒之见、不公之极。

冯道虽在忠君一事上备受指责，但他的个人品行，却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他为人勤奋、俭朴，自我要求很严。随军出征时，他只住在草棚中，与士兵同甘共苦。领到的俸禄，也常常拿出来与手下人分享。

家乡闹饥荒时，冯道不惜将自己家里的财物，全部拿出来周济乡亲，而自己却住在茅草屋里。

在家替父守孝期间，他亲自下地劳动，上山砍柴，帮助缺乏劳力的人家。

更难得的是，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他看到被掠夺的中原妇女，心中不忍，就变卖东西将她们赎回，然后派人将她们一一送回家。

有武将把抢来的美女送给他，他无法推辞时就另找屋子安置，然后寻访她们的家人送还。

冯道自幼酷爱读书，即使大雪封门也要记着读书为重。

他不仅自己好学，还致力于文化传承。

在后唐明宗时期，他关注科举选拔，一改过去只重门第的弊病，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

冯道主持了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以后唐长兴三年开始，奏请明宗以唐代开成石经为底本，雕印儒家《九经》。

这项工程历时二十二年，直到后周广顺三年才全部完成，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在武人当道的时代，他努力保存文化的火种，为文明的延续做出了贡献。

冯道身处的，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伦理被践踏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的时代。

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形成了独特的为官之道——浮沉取容，无欲无求。

他从来不参与朝中官员的争权夺利，不论朝中谁来拉拢他，他都支持，也都不支持。

由于不结党，不弄权，别人拉不动，利用不了，所以或无可奈何，或不以为意，当然也不愿与其树敌。

他对皇帝的进谏，采用“劝喻”的方式，如果皇帝实在不听，他也不会“死谏”到底。

这种方式虽然缺乏诤臣的刚直，却也使他在乱世中保全了自己，继续为百姓做事。

对冯道的评价，历史上一直褒贬不一。

冯道自己曾写过一首诗，表明他的心迹：“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他在那个充满戾气的时代，尽力守护着内心的准则。

在那个政治文明大倒退的时期，冯道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臣，但他确实在尽己所能地保护百姓、延续文化。

他的选择，或许不是“忠君”，而是“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