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将入相” 是古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但青史留名已如星中摘月。能在文治与武功两大殿堂同时斩获 “终身成就奖” 的，更是凤毛麟角。
这就好比一位运动员既入了篮球名人堂，又被刻进足球荣誉墙；一个人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又能进入名将风云榜，其难度可想而知。
搁古代，这叫“文庙配享”加“武庙从祀”。而同时入选文庙和武庙的，既要有运筹帷幄的智慧，又得有决胜千里的魄力，纵观千年历史，仅有两人。
一位是家喻户晓的诸葛亮，另一位很多人都猜不到。
何为文庙与武庙？
文庙，即至圣先师祠，是祭祀孔子及其门下贤哲的国家级文化殿堂。这里供奉的不是神灵，而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者、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入选文庙，意味着成为“立德”、“立言”的典范，代表着文治的最高荣誉。
武庙，起源于唐代开元年间，唐玄宗为表彰历代名将，设立“太公尚父庙”，以姜子牙为主祀，张良为副祀。至唐宋时期，其规制逐渐完善，入选者皆为武功卓著、安邦定国的军事家，代表着“立功”的巅峰。
文庙与武庙，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治武功”这一完整价值体系的最高评判标准。入文庙者，是文化领域的标杆，其思想学术得到官方与社会的双重认可；入武庙者，是军事领域的典范，其战略功绩被载入史册代代传颂。
文臣武将能入其一者，已是人臣极誉；同时入选两庙，则是对一个人“文武双全”的最高赞誉。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完人诸葛亮，便是其中之一。
诸葛亮的武庙之位，并非源于冲锋陷阵的勇武，而是基于他冠绝古今的军事战略智慧。
27 岁时，他在隆中为刘备擘画 “天下三分” 的战略蓝图，精准预判了未来数十年的局势走向；赤壁之战中，他以 “联吴抗曹” 的外交奇谋，促成弱国联盟击败强敌；平定南中时，他摒弃武力镇压，采用 “攻心为上” 的策略，七擒孟获而终使南方安定；北伐曹魏期间，他以攻为守，将 “八阵图” 等兵法理论付诸实践，成为后世兵家效仿的典范。
正因如此，唐、宋两代均将他尊奉于武庙十哲之列。
诸葛亮的“文”，不在著书立说，而在人格与治国的双重圆满。
治理蜀汉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哪怕后主刘禅是个“甩手掌柜”，蜀汉也能运转如常；他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让“益州疲弊”的小国撑了四十年；
一篇《出师表》写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亲贤臣，远小人”到“受任于败军之际”，成了后世忠臣的“入职指南”；
他既懂“仁政”（减租轻赋），又守“忠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完美契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所以到了唐代，诸葛亮被请入文庙从祀，宋代理学家更把他捧为“醇儒”——能打仗的儒者，才是真大儒。
诸葛亮的“双庙”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人对“全才”的想象。
那另一位和他并肩的，又是何等人物？
被低估的“六边形战士”——杜预
提起杜预，现代人可能有点陌生，但放在古代，他是响当当的“大佬”。
他生活在三国至西晋的动荡年代，社会剧变、政权更迭的特殊环境，造就了他全方位的才华。
杜预的文治贡献：
在经学研究上，杜预对《左传》有着精深研究，他所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古代《左传》研究的最重要著作，被后世学者奉为圭臬。
在律学领域，他参与制定西晋的《泰始律》，对法律条文进行了系统整理和修订，使其更加简洁、严谨。
在地方任职时，他还主持修建了襄阳灌区等水利工程，灌溉农田数千顷，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
从文化注解到法律制定，再到工程建设，杜预无所不通，时人送他 “杜武库” 的美誉，形容其才能如同兵器库般包罗万象。
武功巅峰：
杜预的军事才能在西晋灭吴之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公元 279 年，他作为总指挥之一，制定了 “水陆并进、分路合击” 的周密计划，统筹协调六路大军。
他先是攻克东吴重镇江陵，随后顺势拿下荆州南部诸郡，又以 “兵威抚定” 之策收降大片领土，最终于公元 280 年灭亡东吴，结束了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这场战争中，他既懂战略布局，又善战术执行，杜预的军队几乎没伤元气，堪称“灭国之役的标准范本”，完美诠释了 “儒将” 的真谛。
杜预文能注经安天下，武能灭国定乾坤，文武两方面的成就皆达巅峰，使他成为与诸葛亮并肩的 “双庙圣人”。
诸葛亮与杜预，在道德上，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忠诚，杜预勤政爱民的操守，皆为典范；在功业上，一文一武，各显其能；
他们实现了儒家推崇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完美契合了儒家“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因此才能同时入选文庙和武庙。
话说回来，两千多年来虽然只有他们二人获得此成就，但在我看来，近代伟人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思想家、文学家，他的功绩，对比他们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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