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容洙，上面有一个哥哥和四个弟弟，虽然那时候家里都有重男轻女的传统，但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也显得不那么倍遭嫌弃了，甚至有点物以稀为贵的意思了。

可是，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出身都决定了你的未来。我于1928年12月13日生于大邱市北区古城洞，虽然占尽了物以稀为贵的优势，受到家人的关爱，可是家庭本身贫穷的底色却并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命运。比如家人也支持我上学，可是我在达城小学读了一年书，家里就因为拿不出学费不得不辍学了。毕竟下面还有四个年幼的弟弟，需要养活，父母的经济负担很大，我就也去工厂里干活。

那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轧棉厂，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棉花放在轧棉机中轧。工作倒是很简单，可是工作环境不太好，经常是灰尘满天飞，对肺很不好。而且一不留神，还会被卷进轧棉机器里。有个工友曾经就被卷进去过，鲜血四流，十分触目惊心。

可是，自打上了小学后，虽然只有一年。我也知道读书是有用的，至少识字可以让人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因此，在13岁的时候，我就报了一个夜校。白天做完工后，就到夜校去上课。

夜校课有日语课和音乐课。但是，我更喜欢音乐课，因为我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唱歌很好听，那个日籍音乐老师总是夸我，让我对唱歌更有兴趣和劲头儿了。

我在夜校上了一年！其实，那时候，我除了在工厂做工、上夜校，还要看护几个弟弟。因为那时候母亲为了贴补家用，在一个大户人家做奶妈，弟弟没人照看，她就只好带着。而那个大户人家，距离夜校很近，所以，我就要分出很多时间来照顾弟弟。

直到15岁，我的人生都在家乡那一亩三分地的范围之内。15岁的时候，上面要求我这样年龄的孩子都去参加挺身队训练，就是排队做操和走正步。转眼到了16岁，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是1944年的秋天，我去一个朋友的家里玩。

她叫金粉顺，她母亲是开小商店的。她母亲见我穿的鞋子很破旧，就说让我和她家姑娘金粉顺一块出去做事赚钱。当时，我确实很寒酸，但是她让我们去做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其实她也不知道。

几天后，金粉顺来找我，我没跟家里人说，就带着东西悄悄出了门，原想等赚到了钱再告诉他们。来接我们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日本男人，穿着国民服，戴着战斗帽。他给我了一包新衣服，是新连衣裙和新的皮鞋，对于那时候寒酸的我，那衣服太漂亮了，我开心极了。

于是，我就跟他走了！当时，一起走的，除了我，还有四个女孩子。

我不知道往哪里去，她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去了就可以赚钱。接着，便到了火车站，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坐火车，内心十分不安和紧张，还有莫名的激动。火车抵达庆州后，那个日本男人带着我们下了火车，住进了旅馆。在庆州，又有两个女孩子加入到我们这个小队伍里来。

两天后，我们七个女孩跟着那个日本男人，从庆州坐火车继续出发，但是往哪里去，我们还是不知道。等我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到了安州。当时天已经非常寒冷。那个日本男人的态度变得更加粗暴起来，只要我们做了令他不满的事，就会被惩罚。比如用棒槌打手或脚掌。

一个月后，那个日本男人不知道把最后上车的两个女孩送到了什么地方，然后带着我们五个女孩，来到了中国大连。

在大连逗留了几天，又从大连坐船，硬着硬冷的寒风，前往上海。我们坐的那艘船上，除了日本军人，只有我们五个女人。在1945年元旦，我17岁了，我们来到了上海码头。1945年，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已经不太顺利，后来来看，那时候侵略战争都已接近尾声了，但是越是接近尾声，他们越是疯狂。

不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根本不可能知道战争进行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几个姑娘战战兢兢，十分害怕。但那个日本男人不让我们下船，让我们一直住在船舱里。没过多久，那艘船就又跟着船队出发了。这时候，船行走得不太平，遭到了很多次轰炸。结果不幸很快就来了，船队遭到可怕的空袭轰炸，好几艘船体分裂粉碎，我坐的那艘船也被炸了，我吓得半死，又晕船口吐不停，便拼命爬进卫生间里。

就是在这个混乱的间隙里，一个日本军人跑过来把我拉了出去。我拼命挣扎，但是对于一个蛮横粗暴的日本军人，我的力气实在太弱小了。在根本无力反抗的情况下，17岁的我失去了女人最宝贵的贞洁，被那个恶狼般的日本鬼子强奸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猛然醒悟自己和其她姑娘都是被那个日本男人欺骗了，因为他就是带着我们出来为日本军人服务的。

不久，我被拉上了另一艘船，我又见到了其她几个女孩，包括我的朋友金顺粉。原来，她们发生了跟我一样的遭遇，都被禽兽不如的日本军人糟蹋了。但是，这只不过是噩梦的开始，因为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遭到了蹂躏。

曾经我想自杀，但是站在船舷上，看着恶浪翻滚的大海时，我竟然害怕得不敢跳海了。那时候，我发现人，真的是太懦弱了，太渺小了。

最后，我们来到了台湾。可是，一下船，我就走不成路，下体肿疼，大腿下的淋巴腺出现了很严重的炎症。

但是，我的伤痛并没有引起那个日本男人的同情，那个混蛋让我们喊他“父亲”。他把他们带进了慰安所，每人一个房间。我已经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所以坚决不想进去。那个混蛋就抓住我的发辫，把我拖了进去，我感觉头皮都快被拉扯了。

那个混蛋对我的表现很不满意，所以在房间里对我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毒打。这次，他不再用棍棒，而是用电刑。他的电刑手段十分残忍和变态。他先抽出电话线，把我的手脚捆绑起来，接着通过使劲摇电话的方式，让电流通过电话线电击我。我疼得浑身颤抖，眼冒金星、死去活来。人的肉体，终究是扛不住严酷的拷打和折磨的，我不得不向他求饶，哭求他，保证听他话，但他并未因此饶恕我，而是一直把我彻底电晕，失去了知觉，才住手。

最后，他再用冷水把我叫醒，我醒来的时候，浑身又疼又冷，直打哆嗦。但我再也不敢反抗他了！

我所在的慰安所是座二层日式小楼，为了需求，楼内被分割出20个格子一般的小房间。楼内有十五六个女人，在我们来之前，这里已经有十个女子，她们年龄更大一些，有日本的、中国的、朝鲜的，但都穿着和服。

楼内所有人都得听那个日本混蛋，除了我们这些慰安妇，还有一个日本女子，是那个混蛋的老婆。但是，他对他老婆也是动辄打骂。我们在这里，除了轮流负责打扫楼内的卫生，以及做饭洗衣等杂事，就是为日本军人提供肉体服务外，主要是服务日本特攻队员。

那时节，战争都已经对日本极其不利，可是越垂死挣扎，越显得不可理喻。那些特攻队员被日本天皇洗脑后，一个个都是极其不正常的。他们更像作战机器，连基本的同情心都丧失了。尤其是在慰安所的时候，他们对待我们十分冷酷无情，连月经期，都不放过。感觉他们就像猪狗一般的动物，肮脏、麻木、冰冷。原本说有报酬的，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支付过。

其实，这还算好的，我们至少能够呆在房间里。后来空袭越发频繁后，我们不得不跟军人一起跑到山里或防空洞去躲避。原想能够解脱一下，可是没想到即便在那样的状况下，他们也来逼我们临时搭个帐篷做那种事情。

原先我们都会按照规定去日军的医院检查身体，但是自打空袭不断之后，我们一直在山里和防空洞之间流窜，并且要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中接待军人，结果我不小心得了那种可怕的性病。那个混蛋，就是被称为“父亲”的家伙知道后，就亲自给我打了606号针。这种针打了后，原该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彻底痊愈，可是残酷的现实根本不容许我这样的女人有喘息的机会。结果，我的病一直无法痊愈，因为我需要一边治疗一边接待魔鬼一般的日军特攻队军人。这些被天皇洗脑的人肉炸弹，每天都抱着必死的武士道精神出去作战，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于是就把所有的烦恼和绝望发泄在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身上。如果服务不好，还会遭到毒打。

我们在台湾新竹住了很长时间，直到战争结束。那是一个朝鲜同胞告诉我的，她对我悄悄说：“战争结束了，不管发生什么，你一定要活着回到朝鲜。”

这时候，我才猛然发现那个日本混蛋货——被称“父亲”的家伙，和他的老婆，早已不知去向。而且，其她人也跑光了。

我逃出来，被带到了一处中国人管理的收容所。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我害怕极了，总担心被再次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一直哭啊哭的，把眼睛都哭肿了。

不过，最后的我的忧虑还是多余了，因为我等来了去朝鲜的船，我坐船回到了釜山。

在釜山下船，我总算长出了一口气：我终于回家了！下船后，负责安顿的人还发给我300元钱。那时候，我看到了我的朋友金粉顺，和另外两个同胞女性。

但，我们只是短暂告别后，就各自离开了。我们心里都很害怕，急着想赶紧回到家。我先坐火车来到大邱，又从大邱回到了老家。虽然家里的破房子都快要坍塌了，但是却让我心里一暖，朝它跑了过去。

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她见我，一脸吃惊和陌生：

“你，你，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一句话刚说完，她倒是先晕了过去。

由此可想而知我当时的样子有多糟糕了，被日军折磨得早已没有了人样儿。

没人知道我遭遇了什么样的黑暗经历，父亲和母亲没有问，当然我也没有说。虽然没有说，可是我却无法忘掉。另外，日军留给我的性病一直折磨着我的身体，时时刻刻在提醒着我那可怕的噩梦般的经历和遭遇。

在这样的情况下，谈婚论嫁是不可能了，所以我没有想着去嫁给谁。我随便找了一些工作，比如给商店做店员、在路边摆小摊、甚至还卖过保险。直到我退休了，我感到自己的一生就要这么结束了。

可是，周围的人对我的议论却一直不断，他们议论、猜测我独身的原因。这些闲言碎语，让我深感烦恼。再说到了暮年，才想起作为一个女人，一生竟然连一次婚纱都没穿过就死了，好像总是有点遗憾。于是，在1989年1月，我和一个75岁的老头儿举行了婚礼。

我结婚了！

原想结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可我错了，那老头儿年纪那么大了，却猜忌心很重，有时候打我，有时候折磨我。

婚姻并未给我带来幸福！

看来一个女人妄图通过婚姻来实现某种圆满和幸福，是不可能的。

幸福只能自己给，自己争取，是不能靠别人的。

想通了这一点，我果断选择了离婚。

离婚后，我继续一个人生活。

我在大邱租了一间小房子，够我一个人住，倒也没有了两个人的烦恼。

唯一的缺憾是经济有点紧张，除了政府的补助外，我的弟弟每个月都会给我一些补助。

在即将死去的时候，出现了挺身队的事情，她们勇敢揭露日军罪行的事激励了我，于是，我就把自己的遭遇也讲了出来。

为此，我填了一首词，其中写道：

“刻骨仇恨，还我青春。

要谢罪！

要赔偿！

任意劫掠蹂躏我们的日本人，你们要谢罪，要赔偿······”

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是日军所犯下的罪孽，却永远不会被岁月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