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诸多史料，有一点是肯定的：义和团真的迷信刀枪不入。

而比这更确凿的是：迷信没有救他们的命，但他们的命，救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作为当年八国联军的最高统帅，瓦德西在亲笔日记和给德皇的报告中，写下颠覆所有偏见的评价：“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所写：

“洋人说道，中国兵是没用的，中国的百姓是怕死的。谁知这一回，义和团不怕死，竟敢同洋人开战。”

“他们难道不知道枪炮厉害么？知道。但他们更知道，不反抗是死，反抗也是死。与其跪着死，不如念着咒死。”

1900年，船坚炮利的八国联军一路打到北京，彼时的列强，个个野心勃勃，纷纷盘算趁机瓜分这片庞大而富饶的土地，将中国彻底沦为殖民地。

瓦德西抵达中国时，也带着同样的傲慢与笃定：一个腐朽不堪的王朝，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根本不堪一击，征服中国，不过是时间问题。

瓦德西原本以为，联军占领北京后，整个华北都是囊中之物，民众会束手就擒。

可他万万没想到，等待联军的，不是顺从，而是无处不在的抵抗。

义和团的成员，大多是山东、直隶一带的农民、工匠、流民。

他们没有精良的武器，只有大刀、长矛、锄头、土枪，但他们身上，却有着列强从未见过的血性与决绝。

他们不畏惧列强的机枪大炮，明知冲上去就是死，却依然前赴后继；也不知道什么是近代战争的战术，却凭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用最原始的方式，与列强展开殊死搏斗。

白天，他们隐藏在村庄、山林之中，避开联军的锋芒；夜晚，他们趁联军不备，突袭军营、拆毁铁路、切断补给线，让联军疲于奔命，防不胜防。

瓦德西无奈写道：“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

他亲眼见证，联军虽然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却始终无法控制广阔的华北平原。

每一个村庄，都是一个坚固的堡垒；每一个义和团成员，都是一名无畏的战士。

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却有着共同的信念——宁死不做亡国奴，这在1900年并非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人用生命践行的选择。

率领联军先头部队入侵的西摩尔，也在回忆录中坦言：“若义和团有近代枪炮，我军必全军覆没。”

这既是对义和团战斗力的认可，也是对列强自身无力征服中国的清醒。

中华儿女骨子里的骨气，从来都不是靠武力就能摧毁的。

瓦德西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判断：瓜分中国，绝无可能；今后列强对华的策略，只能是“以华制华”，通过控制清政府，来间接控制中国，而绝非直接征服。

义和团用血肉之躯改写了列强对华的侵略策略，也让中国避免了被彻底瓜分的命运。

不必神化义和团，他们只是一群被逼到绝路、奋起反抗的普通人；更不能丑化他们，他们的反抗，是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之际，最本能、最悲壮的呐喊。

瓦德西作为八国联军的总司令，他的评价，或许带着无奈，或许带着不甘，但却最具说服力。

敌人的评价确实证明了义和团的抵抗的有效性，但也不能因此拒绝反思自身的缺陷。

所以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也曾批评义和团的落后性，但同时高度肯定其反抗精神。

他们清醒地知道：单靠“刀枪不入”的信念无法救国，中国需要现代科学、现代政治、现代组织。

这种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超越的态度，才是对先辈真正的尊重。

一百年多年过去，回望历史，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义和团成员身上的血性与骨气。

他们告诉后世子孙：一个民族最大的尊严，从来不在于敌人如何评价它，而在于它是否在任何时候都敢于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这就是义和团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