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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房贷贴息从新增扩展至存量房贷定向纾困,能缓解居民现金流压力


我国当前的经济处境,本质上是资产负债表衰退与结构性改革阵痛叠加的结果。居民部门正在用真金白银进行资产负债表修复,而AI技术革命则可能从另一侧加剧收入分配失衡。


居民储蓄高增与消费疲软之间的反差,是理解当前经济困局的关键切口。老百姓不是不想花,是不敢花。


数据印证了捂紧钱包的判断。 截至2025年12月末,全国住户本外币存款余额达167万亿元,同比增长9.71%,人均存款逼近12万元。浙江人均存款更达到17.77万元,较上年每人多存1.61万元。央行调查显示,约六成居民倾向于多存钱,仅有约两成明确愿多消费。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25年6月仅为88.03,远低于2019年平均值124.65。


但多存钱的另一面,是多还债。居民杠杆率虽已见顶回落,但测算的2025年债务本息支出与可支配收入比值高达26.3%,远高于美国次贷危机时的峰值15.8%。其中,消费贷和信用卡的本息支出占比达10.27%,意味着居民在优先偿还按揭之后,剩余收入的偿债压力已接近危机水平。2025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较上年净减少6768亿元,居民主动收缩负债的意愿十分明确。


政策叠加是否加剧了收缩? 查税收紧与现房销售严控,客观上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现金流压力。但更根本的矛盾在于:居民收入预期疲弱与债务刚性之间的矛盾尚未找到有效出口。压缩债务规模并不能必然降低杠杆率,反而可能削弱收入与现金流。居民储蓄高增,本质上是预防性储蓄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


从财政端来看,中央加杠杆的方向正确,但力度与结构存在张力。中央财政带头借钱托底的判断,与2025年的实际财政操作高度吻合。


赤字率突破传统框架。 2025年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赤字规模达566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48600亿元,占比超过85%。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际完成仅预算的96.9%,下降6.5%,中央财政通过调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2400亿元等方式弥补缺口。


房贷贴息已落地,但覆盖范围有限。 2025年8月,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方案,对住房相关消费贷款给予1%年化贴息,期限为2025年9月至2026年8月。以100万元、30年期、原利率3.65%的首套房贷款为例,贴息后月供从4519元降至4105元,每月减负414元。但政策明确优先覆盖新增首套房贷,存量房贷全面纳入的可能性较低,年贴息资金需求(仅新增)约300亿至450亿元。这意味着贴息对存量房贷家庭的直接纾困效果有限。


新能源基建投资增长强劲,但总量托底效应需审慎评估。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基础设施和制造业12.9和10.1个百分点。其中陆上风电重点项目投资同比增长近50%,新型储能和氢能产业投资较上年翻番。这些投资目前只能算托底,能源投资的高增速建立在基数效应和政策驱动之上,其对总需求的乘数效应能否持续,取决于电网消纳能力和终端用能成本能否同步优化。


人民币温和补涨的逻辑成立,但6.6的目标偏乐观。通缩与利差构成双重约束。 2025年全年CPI与上年持平,PPI同比下降2.6%,物价运行整体呈现低位态势。核心CPI虽在9—12月连续四个月涨幅保持在1%以上,但全年仅上涨0.7%。国内价格中枢偏低,意味着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通胀)仍处于较高水平,对汇率形成内在支撑不足。与此同时,中美利差虽然有所收敛,但美国利率仍显著高于中国,套利资金的方向性压力并未根本逆转。


市场主流预测区间在6.80—7.15。 多家机构展望2026年人民币汇率将呈现先升后稳特征,全年核心波动区间预计为6.80—7.15。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预计2026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升至6.7,2027年底进一步升至6.5。6.6的目标意味着人民币在2026年内需较当前水平升值约6%以上,这需要中美利差实质性收窄、国内通缩预期显著改善以及出口商结汇意愿持续增强三者同时发力。


单边大涨确实会挤压企业利润。 若人民币升值过快,出口企业的本币收入将直接缩水,在海外需求本就疲弱的背景下,可能进一步抑制制造业投资和就业。央行的汇率管理框架倾向于有管理的浮动,温和补涨而非单边升值,更符合当前的政策优先级。


从AI红利来看,生产率提升与分配失衡呈双刃剑效应。AI对就业的冲击具有明显的技能替代偏向。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不仅替代常规体力工作,也在替代大量可编程的脑力工作,对就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冲击。人工智能与劳动力之间总体上是替代关系,引入高、低技能劳动力后,AI-技能相对互补会扩大工资差距,通过工作稳定性、人力资本积累和机器换人成本等渠道引致就业摩擦。


分配向资本倾斜的趋势可能加剧。 高收入群体持有更多资本资产,AI推高的资本回报将进一步固化和扩大贫富差距。有研究指出,AI带来的生产率跃升极易沉淀为资本-数据要素的独占收益,劳动者议价能力整体弱化,分配格局向资本倾斜。


社保改革是必要的兜底机制。 AI具有显著提升生产率、冲击就业和扩大收入不均等的双刃剑效应,公共财政特别是社保筹资模式需要创新理念,探索以先分配,助增长为特征的跨代收支平衡模式,借助AI达到的更高生产率支撑民生建设。具体路径包括从对物投资转向更多对人投资,提高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这意味着社保和消费改革不是AI冲击的事后补救,而应成为与技术推广同步推进的制度基础设施。


居民不敢消费→内需疲弱→通缩压力持续→企业利润承压→就业和收入预期进一步恶化→居民更不敢消费。打破这个循环,财政托底是必要条件,但仅靠贴息和基建投资并不充分。


更完整的政策路径需要三线并进:短期,将房贷贴息从新增优先扩展至存量房贷的定向纾困,同时加快个人经营贷展期续贷政策的执行节奏,缓解居民现金流压力中最尖锐的部分。


中期,以能源基建和数字基建为抓手,将中央财政加杠杆的乘数效应导向就业密集型领域,而非单纯拉动上游投资。


长期,在AI技术推广的同时同步推进普惠性社保体系建设和收入分配改革,确保生产率提升的收益能够通过制度渠道回流至劳动者端。否则,AI红利只肥了头部的判断,将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