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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托孤后,蜀汉政权怎样确立以诸葛亮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章武三年春,夷陵兵败的刘备遭遇沉重打击,无颜面对成都群臣,在永安病入膏肓,特招丞相诸葛亮前来嘱托后事。床榻前,刘备对诸

章武三年春,夷陵兵败的刘备遭遇沉重打击,无颜面对成都群臣,在永安病入膏肓,特招丞相诸葛亮前来嘱托后事。床榻前,刘备对诸葛亮一顿猛夸,赞扬他的才华胜过曹丕十倍,必能安邦定国;还说太子如果可以辅佐就辅佐,“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千百年来,很多人怀疑刘备的用心,他是否在殿外埋伏了刀斧手?假如诸葛亮的脸上稍微流露出半点犹豫,武士便会冲入殿中,把孔明千刀万剐。

究竟是出于信任,希望诸葛亮勇挑大梁?还是出于堤防,害怕诸葛亮谋朝篡位,想要给他套上一副精神枷锁?看看当时的形势便明白了,此时蜀汉政权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任何人接过这份工作,都得战战兢兢、压力山大。刘备考虑的,不该是诸葛亮会不会篡位,而是诸葛亮会不会选择跑路。这烂摊子一般人哪里敢接,以孔明之才,去曹魏、东吴发展,哪个不得奉上高官厚禄,何苦在这里鞠躬尽瘁、劳心劳力。

蜀汉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刚刚在夷陵全军覆没、元气大伤,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本来实力就最弱,遭此打击,统一天下基本上就是奢望了。北面的曹丕更是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出兵南下,夺取汉中。隆中对制定的战略规划已经破产,实现可能性微乎其微。

国内形势也很糟糕,距离成都不远的汉嘉,太守黄元听说刘备病危,起兵造反攻打临邛;南中地区也揭竿而起,反抗蜀汉政权的统治,相当于三分之一国土已失去控制。诸葛亮以刚逢国丧,遵照礼法不出兵平叛。太子刘禅只有十七岁,涉世未深,朝堂中还有原来刘璋的势力、益州的本土势力,鱼龙混杂,刘备、诸葛亮从荆州入川,通过暴力手段“占山为王”,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外人”。这与两蒋时代的台湾有些类似,国民党政要都不是台湾人,却在台湾掌握最高权力,怎样处理好与本土势力的矛盾,成为他们面前的难题。加之连年征战,国库空虚,经济凋敝,军心、民心都跌入谷底。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以刘禅、诸葛亮为主的新班子,怎么收拾昭烈皇帝留下的烂摊子呢?第一步就是要确立领导核心,紧密团结在诸葛亮周围,使孔明成为朝廷的核心,全蜀的核心。“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

给诸葛亮授予了爵位:武乡侯,按照地域规模的大小,汉代有县侯、乡侯、亭侯三种侯爵,诸葛亮是不是第二种乡侯呢?当然不是了,魏延都是南郑侯了,丞相怎么可能还不如文长,武乡其实是个县名,隶属于诸葛亮的老家琅琊郡,封武乡侯,是为了激励他,当时被封为老家的侯属于非常荣耀的事情,亲朋好友面前可以显摆显摆。但是在经济上,诸葛亮无法获得相应的收入,因为武乡在曹魏,当地百姓不可能把赋税交到蜀汉来,除非可以银行卡转账,这也是在鼓励诸葛亮早日克复中原,兑现空头支票。

情况类似的还有马岱,封为陈仓侯,陈仓同样不属于蜀汉,还是北伐路上的直接阻碍,马岱只有帮助蜀军攻下陈仓,才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侯爷,有点画大饼的性质,地位是有了,钱是真心不给。国家都危难到这步田地了,身为高级干部,还好意思要钱,有没有政治觉悟呀。想要钱,就把这些地方给打下来。

开府治事也是朝廷给予个别高官显宦的特权,诸葛亮可以在丞相府组建自己的一套班子,协助他处理政务,具体人选不需要朝廷批准。彼时相府核心幕僚对政坛的影响力,比朝廷里的高官还要大,因为他们与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近在咫尺,能够影响到他的决策。蒋琬就在丞相府做东曹掾,北伐期间,诸葛亮远在前线,军务繁忙,蒋琬被安排与长史张裔留在府中主持工作,为前线提供粮草器械,保证后勤稳定,当年汉中之战,诸葛亮干的就是这个活,足见丞相对蒋琬的器重。五丈原撤军后,由蒋琬作为诸葛亮的接班人就不足为奇了,看看他的履历就可以知道,全是刘备时期诸葛亮的角色。

诸葛丞相还兼任了益州牧,当时的州牧、刺史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蜀汉的地盘有些寒酸,主要就是益州,担任这个职务,就像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年代,被蒋介石、蒋经国任命为台湾省主席。既然蜀汉的主体就是益州,设置这个职务是不是多此一举呢?当然不是,蜀汉是中央政府,在他们眼里,曹魏那是伪政权,北方那些州属于沦陷区,实际上还是属于蜀汉的,只是被敌对势力窃取了,中央政府相当于暂时在成都办公,日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个政权还是要到洛阳归位的。

在历史上,蜀汉的正式国号还是“汉”,并非“蜀”,政治抱负是三造大汉,效仿汉光武帝,如果称“蜀”,那就是妥妥的割据政权,只想偏安一隅,没有高远的志向,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诸葛亮兼任益州牧,可以起到节约行政成本的作用,这样中央和地方都是同一批人在管理,正常来说应该是两拨人的,考虑到蜀汉政权实际管辖范围基本等于益州,安排两批人有些奢侈、浪费,所以就干脆兼职,既明确中央、地方的关系,也节约开支、提升效率。

早在刘备时期,诸葛亮就已经“以丞相录尚书事”,丞相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尚书台是东汉时期处理军政要事的地方,可见其掌握了巨大权力。刘禅登基后,又封爵、开府、兼任益州牧,给予更多政治上的权力、待遇,最终蜀汉无论大事小事,都由诸葛丞相决策,事实上形成了以孔明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有能力、资历、威望担此重任。

魏文帝曹丕眼看蜀军惨败于夷陵,内部又接二连三发动叛乱,命令王朗、华歆、陈群等人给诸葛亮写信,奉劝他识时务,赶紧投降。诸葛亮写了篇《正议》作为统一答复,核心观点是“据道讨淫,不在众寡”“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还举出了项羽败亡、刘秀昆阳之胜、曹操汉中之败的例子,大意是你们兵多将广又能怎么样,我们坚守正道,必能像前人一样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这些理由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古人的形势、处境,与现在蜀汉面对的,根本不一样,北方早已统一,实力远在西蜀之上,皇帝又有谁规定必须姓刘呢?刘邦可以取秦而代之,曹丕为什么就不能取代东汉呢?这些情况诸葛亮何尝不知,但他不可能投降,还得为这个政权的存在寻找合理性,也就是他口中的“正道”。五十年后,曹魏最终灭亡蜀汉,诸葛丞相的“正道”也被无情摧毁,逆袭终究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