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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忌讳“大锅饭",是因为他们违背了“先富带后富”的初心

今天再提“大锅饭”,是因为网上有人攻击南街村是吃大锅饭,指责宣传南街村的人是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企图诱导懒汉们瓜分富人的财产。
在他们的印象中,大锅饭就是平均主义的代名词,在当今社会,名声不佳。
笔者首先声明,攻击南街村是吃大锅饭的人不厚道。在当今自负盈亏的时代,南街村靠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生存与发展,人家并没有吃谁的大锅饭。即使南街村内部吃大锅饭,三、四十年来,人家作为集体经济的一面旗帜,屹立在中原大地不倒,并且经营管理效率不差,说明吃大锅饭也有人家的道理,你不能盲顾事实乱加攻击。
有鉴于社会上对“大锅饭"问题认识混乱,笔者有必要对大锅饭问题作一番分析与探索。
一、大锅饭与规模效益我在网上找到吴海平写的《说说大锅饭》文章,对于大锅饭有一番独到见解。
在文中,他这样写到:
每个人都要吃饭。要吃饭,就得做饭。做饭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用小锅做饭的方式;另一种是用大锅做饭的方式。
大锅饭古已有之,而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也同样离不开大锅饭。
例如,无论古今中外的军队,其士兵都是吃大锅饭的。从没有听说过,有哪支军队,每个士兵身上带一口小锅(是不是还要各自带上粮食、肉菜、油盐酱醋?),行军打仗之余,每个士兵各自做小锅饭吃。
又例如,无论古今中外的建筑工地,其工人也都是吃大锅饭的。没听说过哪个工地,劳动之余,每个工人人手一口小锅,各自做小锅饭吃。如果让建筑工地上的每个工人都自行采购食材和调味品,自已做饭,自己涮锅洗碗,他们还要不要干活了?
也就是说,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许多人在一起行动或一起劳动的地方,总是离不开大锅饭。军队、建筑工地、开矿、筑路、修筑河堤,古代的大型手工工场和现代的工厂,等等,都是离不开用大锅做饭的。
综上所述,大锅饭首先与做饭的规模大小有关。
无独有偶,在当今,有许多社区,都开了社区食堂,专门为社区居民提供大锅饭。有的社区每日一餐,有的两餐,到饭点大家自动去食堂打饭吃,既比街上商业饭店便宜实惠,又省得自己做饭,少了许多麻烦。
事实上,大锅饭有其规模效应的优势,可以流水线作业,规模化经营,制作成本省了许多。
大锅饭这种规模效应同样可以运用于工农业生产。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写过《国富论》。开篇就讲到了“分工协作”。这种有别于手工作坊个人全能式生产,分工协作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改进工艺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孕育近代机器大生产的工厂企业就产生于分工协作。同样,能将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脱粒机等农机具运用于农业生产,并成龙配套的,也产生于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农场。
有许多人津津乐道于小农生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几千年来小农经济非常成熟,却诞生不了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依然是牛拉铁犁,手工操作。
所以说,大锅饭有它特定的含义。
二、“人七劳三“的分配政策不是吃大锅饭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指分配上搞平均主义。
有资料对“大锅饭“是这样解释:
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大锅饭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人民公社的出现,同样是与大跃进加速工业积累密切相关的。
大锅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这种现象严重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经济活力大幅下降。
按笔者的理解:所谓吃大锅饭,就是吃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饭。
果真是这样吗?我不清楚,建国前三十年,国家建了那么多工厂,矿山,修了那么多铁路,公路,是怎么干起来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走访了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他们给笔者讲了一下粮食分配上的“人七劳三”政策:
大集体时代生产队主要遵循"按劳分配"原则,通过"工分"制度落实,实际操作中存在"人七劳三"等补充形式,兼顾劳动贡献与家庭人口差异。
在生产队,社员的生产劳动时间、完成生产任务的劳动量或者贡献值,都会获得相应工分值,年底凭工分值参与生产队粮食和收入分红,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比如有的生产队按照"人七劳三"比例分配粮食,即把一部分(大概占七成)粮食按人口平均分配,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另一部分(大概占三成)按工分分配给劳动力,体现劳动价值。其中,按人口分配的比例可能会更高,如"人八劳二""人六劳四"等,这也是考虑到家庭人口差异等因素,相对更人性化。
正是因为每个家庭人口情况不同,出工出力表现不同,在分配上也有所不同。有部分家庭劳动力多,吃闲饭的孩子少,生活就过的比较富裕。而有些家庭,养活好几个孩子,吃粮比较多,但挣工分的人比较少,所以年终结算的时候,还欠集体的账。按照那时的政策,即使年里欠债,粮食还得按人口分配。因为孩子还要长大,要吃饭。现在欠账,将来他们长大了,终究会还债。
这也能理解,为什么那时那么穷,每个家庭都养活四、五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而现在呢?生活水平高了,反而一个孩子也养不起了。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趋势。
这人口多的红利最终被改开吃到了。
对于那么多的生产队吃大锅饭,有许多人不理解,因为人民公社毕竟解散了。但是有一个人民公社拒绝解散,改开那会,还有上千人打红手印,向上级申请保留人民公社制度。这个公社就是河北省晋州的周家庄人民公社。这个公社在后来长时间坚持集体化道路,作为一面旗帜在河北大地屹立不倒。
周家庄乡党委书记说:“集体实力雄厚,管理到位,老百姓们不愿意散。”周家庄历史上从来没有搞过“大锅饭”,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探索“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投入,实行劳动质量管理,“干多干少不一样”,这走在全国的前面。
这也告诉我们,真正的集体企业,从来不搞所谓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分配政策。
讲到这里,笔者突然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大锅饭是指:大锅做饭,小锅分饭。就象有些企业食堂一样:用大锅统一做成饭,达到规模效益,然后按各人需求卖给食客吃掉。做到了规模与效率的统一。
三、“先富带后富”是共产党的初心现在,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有人反对南街村那个问题。
有些人不是天生与南街村有仇,而是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害怕穷人分富人的财产。
还有人威胁说,再提大锅饭,动分富人财产的念头,富人们就会卷款而去,跑到国外,让你什么都得不到。
还是一个问题:害分富人财产。
这个问题就真的这么重要吗?
有些人从来没有去想过,总设计师在改开之初说的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先富带后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条件。而国家出政策,给资源,创造条件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营商环境之一。不然的话,这些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里,绝对不会轻而易举的富起来。
不然的话,有些人为什么会在中国特定环境中迅速致富,而换一个环境,如欧美社会里就会失去用武之地?
作为改开之约,人家让你先富起来,你就应该履行先富带后富的承诺。为什么有些人这么怕的要命?
先富带后富,也是党对于人民的承诺,是建党立国的“初心”。
想当年,老人家走出韶山丛,依人家的个人秉赋,是有可能先富起来的。1925年已经做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但是,为了天下穷苦人的翻身得解放,还是放弃了可能到来的繁华富贵,而走上先富带后富的奋斗征程。
大寨的陈永贵也是种田的能手,他也有机会先富起来,但是他组织了一个老少组的互助组,据说干的还很不错。依靠先富带后富,陈永贵凝聚了人心。后来,大寨村在七沟八梁的虎头山上树起了一面互助合作的旗帜。
改开后,南街的王宏斌也有机会先富起来,他最初办了一个企业,很快就实现了嬴利,见了效益。但初见成效的王宏斌没有忘记后富的乡亲们,他把企业交给村里集体经营。南街村的集体经济这艘大船从此起航。
还有河南的胖东来,他办了一个商业超市,同样不忘待富的员工,把企业营利的大部分分给自己的员工。同样演绎了一本先富带后富的感人话剧。胖东来超市在河南办的还很成功。
所以说,先富带后富,是共产党的初心,也是他可以成功的秘诀。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把成百万的人组织起来,凝聚成了巨大的力量。
通过对“大锅饭”现象的分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人之所以对“大锅饭"如此忌讳,是因为他们害怕别人分他们的财富。不要说他们己经违背了总设计师当初“先富带后富"的初心,而且也同样违背了“财聚人散,人聚财散”的古训。有了这种心理,他们处处防着别人,看谁都象要谋财害命的歹人。
有些人为什么要移民海外?正是因为他们觉得国内不安全了,不如移民海外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