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面世实行。

从此，女子权利又向前了一步，男女平等，实行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

而这保护伞的促成者，是史良，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女子——

她7岁绝食抗婚，14岁才进学堂，36岁不幸入狱，40岁嫁给小七岁学霸，50岁当上开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主持了《婚姻法》草拟和推广！

她的一生磨难很多，然而她却勇往直前，敢作敢为，敢爱敢恨，最终事业爱情双丰收！

史良

史良的人生第一次向前，是7岁那年绝食抗婚。

1900年，史良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清贫的家庭。

父亲史刚是一个私塾先生，微薄的薪水要养活8个孩子，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排行老四的史良，不能像大姐一样去学校读书，因饱尝艰辛而早熟。

“在我八九岁时，母亲生妹妹史叔织，想喝口米汤，家中却没有米了，且家徒四壁，比较值钱的衣物，大都早已进了当铺。父亲只得拉下床上的床单，叫我拿去典当。当铺的柜台特别高，我踮起双脚，两只胳膊举得高高的把床单送上去，只一块钱。”

当史良7岁时，母亲决心把她嫁给一户姓刘的有钱人家：

“等你十二岁就过去。”

史良坚决不从：

“我死都不去！”

当父母把她的庚帖送给刘家后，这个倔强的女孩开始了人生第一次抗争——

她蒙着被子，不吃不喝，以绝食抗婚。

三天过去了，史良的小脸日渐苍白。

父亲终究于心不忍，只好把庚帖要回。

就这样，小小年纪的史良依靠勇气，夺回了自己人生的选择权！

史良的第二次人生向前，是14岁那年走入新式学堂。

大姐史伯随毕业后，第一件事就是将薪水拿出来补贴家用。

她坚定地对父母说：

“让弟弟妹妹去读书吧，我来供他们。”

多年来一直渴望读书的史良，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她像干渴的禾苗终于盼来甘霖，疯狂地汲取知识。

后来，她回忆那段读书时光，说：

“我在所有的求学时光里真可以说是一个死用功读书的学生了，那股用功劲是没法形容的，心里只有书本，其他的什么也不留意！”

大姐的恩情，史良一生未曾忘记。

当她终于有能力回报时，便每月雷打不动地给大姐寄钱，一直到大姐去世。

右一为史良

史良的第三次人生向前，是去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法律。

1922年，22岁的史良在好友赵馥、祝惠芳的资助下，进入大学，学习法律。

为什么选择法律？

因为，在一次次抗争中，她深刻领悟到：

“斗争要靠武器，而法律就是这样的武器！”

毕业后，史良从助理律师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叱咤风云的法律界巾帼。

1932年，32岁的史良在上海自立门户，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她立志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她要用法律为弱者发声，为正义而战。

在那个年代，许多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饱受欺凌，或者财产得不到保障。

史良挺身而出，成为她们的守护者。

她为无数受压迫的女性辩护，赢得了“妇女代言人”的美誉！

有一次，一位年轻女子哭倒在史良家门口。

这女子生得美丽，却因文化不高，被一个已婚男子骗婚，生下孩子后才得知真相。

绝望之下，她只能日日以泪洗面。

史家的阿姨听闻她的遭遇，立刻告诉了史良。

史良亲自与她详谈，了解来龙去脉后，接下这个案子。

在法庭上，她据理力争，最终为女子赢得胜诉，使得男方答应按月付给生活费。

对于那些贫苦无依的妇女，史良更是不收律师费，还提供她们食宿，确保她们能坚持到官司结束。

她的善举，让无数绝望的女性重新燃起希望。

史良的第四次人生向前，是参与爱国救亡运动，成为“七君子”之一。

1936年，36岁的史良为了推动抗日，到南京请愿，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同时，逮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镣铐加身的那一刻，史良态度从容，毫不畏惧。

她深知自己无罪，胸中跳动着的是一颗赤诚报国之心。

当押解至卢家湾法国巡捕房时，夜色中她与邹韬奋四目相对，竟绽开一个从容的微笑。

这个笑容如此震撼人心，后来邹韬奋在回忆录中动情写道：

“我刚走上石阶两三层，瞥见有两三个人也夹持着史良女律师在前面走。她身上穿着西式的妇女旅行装，上身穿的好象男子西装的上身外衣，下面穿的是好像水手穿的宽大裤脚管的裤子，外面罩一件女大衣，全身衣服都是黑色的。我看她的态度很从容，偶然回过脸来，脸上还现着微笑。”

即使身处监狱，这位女律师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她教女犯读书写字，还成为她们的义务律师，帮助她们每个人研究案情，告诉她们辩护的方法。

其中，陈王氏的遭遇尤其令人扼腕——

王氏原有心爱之人，却被旧社会不合理的婚制度所苦，不能成婚，而被强迫嫁给了素不相识的男人。

婚后，王氏受尽丈夫欺侮，痛苦至极，终于被迫杀人，去寻奔原来的情人，案发被捕。

史良听了，敏锐地指出：

“真正的凶手是吃人的旧制度！”

她彻夜为王氏撰写申诉状，最终使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七君子”被释放。

史良出狱时，女犯们都不舍地流下了眼泪。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重获自由后，史良便嫁给了一直等待自己的恋人——陆殿栋。

陆殿栋，上海人，比史良小7岁。

他也是学霸，曾留学美国哈佛深造法律。

回国后，他虽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任翻译，但却是个爱国青年。

在工作中，陆殿栋与史良相识，被这位奇女子直爽豪放的性格，以及渊博的法律知识所折服。

从此，他甘当“暗线”，常常把法租界巡捕房捕人的消息透露给史良，协助她营救了不少进步人士。

当“七君子”事件发生时，陆殿栋不离不弃，一直在等待她。

史良被这份患难真情打动，于1940年元旦嫁给了陆殿栋。

此时，史良已经40岁，陆殿栋也已33岁。

婚后，两人感情甚笃，生活上互相体贴，事业上互相支持，婚姻美满。

史良的第五次人生向前，是担任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

她决定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而首当其冲的一件事，就是制定《婚姻法》。

在史良担任司法部长的8年时间内，她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奠定我国人民民主的法制基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这份事业，史良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

她甚至放弃生育，将全部精力奉献给法治建设，只收养了一个女儿史小红。

史良

1985年9月6日，85岁的史良走到了人生终点。

临终前，她将毕生积蓄七万元全部捐给司法部，未给家人留下一分一毫。

当民盟干部含泪请她在遗嘱上“添几句”时，她用颤抖的手写下最后的嘱托：

“法治不立，死难瞑目。”

这八个字，是她用生命写就的绝笔。

养女史小红这样评价母亲：

“世人知道宋庆龄，知道邓颖超，却少有人知史良。她不是名门之后，不是名人之妻，她就是她自己，她所得所成皆是自我奋斗而来！”

从常州小巷里绝食抗婚的倔强女童，到上海滩为弱女子辩护的“妇女代言人”，从“七君子”铁窗中的巾帼英雄，到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奠基者，史良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今天，当中国女性享受着平等权利时，不应忘记这位用生命为我们铺路的先驱。

法治之光不灭，史良精神永存！

参考书籍：《史良》—— 周天度 / 孙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