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我把公社会计肚子搞大，她被调回省再没消息，我以为缘分尽了
1977年秋天，我在公社粮站搬麻袋，阿宁在公社会计室管账。那天收工，她把我叫到仓房后面，等人都走远了，才说：“我有了。”
她说完就盯着地上的麦壳。我伸手去拉她，她躲了一下，问我：“你打算怎么办？”
我二十四岁，没结婚。阿宁也没结婚。我们处了大半年，见面总要等她把账本锁好。我知道她问的不是一句“我会负责”就能应付过去的事，可我当时只挤出一句：“你别怕，我明天去找你。”
第二天，我还没进会计室，就看见她在收拾算盘和凭证。省里派她来公社帮忙的期限到了，调令原本说年底才下来，如今提前了。她自己也没料到，会偏偏赶在这个时候。
我跟着她走到院里，说要去找管人事的同志，问能不能让她晚走些日子。她拦住我：“调令已经签了。你去了，只会让所有人知道我为什么想留下。”
“那我跟你回省里。”
“你怎么跟？粮站的活说扔就扔？”她看着我，“你先想清楚，再说这句话。”
我答不上来。我家里靠我挣工分，我也从没出过远门。阿宁等了半晌，把写着省里单位地址的一张纸递给我：“想清楚了，就写信。孩子的事，我不会装作没发生。”
送她走那天，公社门口停着一辆货车。她提着旧布包上车，我站在车下，说：“我会写。”
她点了点头，没说信不信。车开出去的时候，她一直扶着车厢边，没有回头。我那时还想着，等她到了地方，我们总能商量出办法。
可我第一封信写得很慢。写“结婚”两个字，我怕自己连去省里的路费都拿不出来；写“我养孩子”，又觉得凭我在粮站挣的那点工分，像在说空话。我把信纸折了又拆，过了十来天才寄出去。
信退回来了，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我跑到公社问，她原来办公的那间屋子已经换了人。接手账目的同志只知道她回省里报到，具体去了哪个办公室，说不清。我又按原地址寄了一封，还是退了回来。
我把两只信封压在箱底，心里怨她没留准地址，又明白自己寄得太迟。那时若真想找，我可以请公社帮着问调她来的单位，也可以攒钱亲自去一趟。我一样都没做。我怕找到她后，她会问我孩子怎么办，更怕她已经不想见我。
此后，她再没消息。我告诉自己缘分尽了，箱底的信却一直没扔。
年头一长，公社撤了，粮站也换了地方。我照常干活、吃饭，逢年过节听人问婚事，就说还没碰上合适的。只有看见别人领着孩子从门口经过，我会想起阿宁那句“孩子的事，我不会装作没发生”。那孩子生下来了没有？她一个人怎么过来的？这些事，我没有资格靠猜。
去年清箱子，我又摸到那两只旧信封。纸脆得厉害，我不敢再展开，怕一用力就碎了。
我已经七十岁了。年轻时说没路费，后来有了路费，说不知道地址。如今再不找，恐怕连一句迟到的话都说不出口。我托人问到省里原单位的接待处，寄了一封信，请他们若还能联系上阿宁，就替我转交。信里写了我现在的住址，也写了她若不愿回，我不会再打扰。
一个多月后，信来了。信封上的字我认不出了，署名却是阿宁。
她说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儿。她调回省里后，先在原单位报了到，很快又被安排去了别的部门。她只知道粮站的地址，给我写过一封信，也退了回来。
信末尾只有几句：“我后来没再找你，是我自己的决定。你当年有没有找我，我不知道。我们若见面，就把各自做过的事说清楚。别把所有事都推给那两封退信。”
我读了几遍，回信约她在省里见面。她答应了。
我们坐在单位附近的一间小饭馆里。阿宁头发白了，点菜时仍把价钱看得仔细。她没急着问我这些年过得怎样，先问：“你收到退信以后，还做过什么？”
“去公社问过一次。没去省里。”
她放下茶杯：“我那时候总等你来。后来孩子出生，要忙的事太多，我也不等了。”
我把两只退信带来了，原想让她看看我确实写过。听她这样说，我又把信封放回袋里：“我一直觉得我写了，是地址不对。其实我停在那儿，是因为不敢担事。”
阿宁看了我很久，说：“我走的时候也怕。怕你来了又后悔，怕你不来。收到退信以后，我想再托人问问粮站，最终也没问。这件事上，我们都选过容易走的那一步。可孩子那头，我没得选。”
我问女儿知不知道我。阿宁说知道。孩子小的时候问起父亲，她说我们失去了联系；孩子长大些，又把当年的经过照实说了。
“她有自己的生活，”阿宁说，“今天见你，是我自己来的。你要不要见她，我会把话带到，但见不见，由她定。”
我点头。想问她有没有怪我，话到了嘴边又停住。女儿不在这里，我不该逼阿宁替她回答。
吃完饭，我陪阿宁走到路口。她说那年在公社，她确实想过跟我成家，所以才在仓房后面等我回答，也在上车前把地址交到我手里。只是后来日子太长，等一个人已经不是她生活里的事了。
“我以为你这次写信，是想问还能不能从头来。”她说。
“寄信时想过。”我承认，“今天不这么问了。我先把该认的认下。你愿意告诉女儿我来过，就告诉她；她不愿见，我不催。”
阿宁把围巾往上拢了拢：“我会告诉她。至于我，信可以写，偶尔也能见面。但别再替我们俩把往后的日子想好了。”
我说好。她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提醒我，回程车开得早，别误了。我站在路口，看她走远，才往车站去。
回去后，我给女儿写了一封信，没有托阿宁替我讲好话。我写了1977年秋天阿宁怀孕时问我的那句话，也写了她被调回省后，我的两封信退回来，我便没有再往前找。我告诉她，若她愿意见，我会去；不愿意，信就到这里。
阿宁把信转给了她。过了半个月，女儿给我回了电话。她说现在还不想见，但信收着了。她问我是不是住在原来那个镇上，我说搬过一次，又把新住址念给她听。她记下了，说往后若想问什么，会再打电话。
挂了电话，我把地址也写在纸上，夹进那两只旧信封里。这回不用谁来找一个已经搬走的人。
1977年，我把公社会计阿宁的肚子搞大，她被调回省里，从此再没消息。我以为缘分尽了，便把自己该做的事也停了下来。如今我们终于说清了当年的事：她不必回到我身边，女儿也不必马上叫我父亲。她们愿意给我的联系，我会好好接住；当年没走完的路，往后该由我自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