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清宫门一开，历史开了个玩笑：1924年那场文物清点，让一个普通板凳摘得了“天字第一号”的桂冠。

当游客穿过神武门，漫步在紫禁城的金砖广场上，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那些价值连城的珍宝：乾隆款瓷瓶、金嵌珍珠天球仪，或是《清明上河图》。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座拥有186万余件藏品的故宫博物院中，编号“天字第一号”的文物，竟是一个看似普通的二层木踏凳。

1924年深冬，紫禁城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建福宫大火的余烬尚未完全消散，一场关乎民族文化存续与传承的清点行动悄然展开。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专家们手持《千字文》，迈入了乾清宫。

按照传统规制，作为紫禁城核心宫殿的乾清宫对应“天”字，坤宁宫对应“地”字。这种源自《千字文》的编号体系，既延续了中华文明“以文载道”的传统，又为纷繁复杂的宫廷藏品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坐标。

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清晨，当庄尚严等学者推开乾清宫厚重的朱漆大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并非想象中的稀世珍宝，而是一个略显陈旧的二层木踏凳。

这个高约三尺、通体包镶文竹的矮凳，因其位于殿门入口的显要位置，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天字第一号”的当选者。

正如学者单士元在回忆录中所言：“当时众人皆愕然，然细思之下，此凳虽寻常，却因缘际会占据了‘天’字头把交椅，恰似历史开的一个幽默玩笑。”

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对文物清点，他们制定了若干严格的规则。

点查人员的组成包括委员长、委员或指定代表；监察员；各院部所派助理员；委员会聘请的专家及事务员；守卫军警；原清室内务府成员。

关于点查物品的位置，要求以不离原物品摆设之地为原则。

每日点查时间定为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四点。为确保文物安全，每次进屋清点后，无论是否完毕，出屋必须加以封锁，清点人员与军警均需签字或做指定符号予以标记。

庄尚严作为写票人员之一，参与了乾清宫文物的清点。他在《前生造定故宫缘》中回忆说：“如有人问我‘天字第一号物品应是什么？’我无疑的回答曰，名叫‘二层木踏凳’。”

2013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公布藏品总目。令人惊讶的是，在公布的目录中，位列“故00000001”的是一尊“‘石叟’款铜嵌银丝观音菩萨立像”。

这一变化源于1962年的编号改革。

当时为了便利院藏文物的查账核对，将“凡院藏文物的旧藏部分和1949年以前新收部分，一律并编‘故’字”。

1962年各库组按类别分别建立“故字号分类账”，以各库组完成建账的先后为序，由保管部总保管组发放“故字号”。

当时保管部金石组的雕塑库首先完成建账，所以“故00000001”就是那尊观音像。

而原使用的“千字文号”则登记在“参考号”栏中。

当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个“天字第一号”文物时，会发现其精妙之处远超想象。

这个踏凳通体采用珍贵的文竹包镶工艺，束腰处开有细长的矩形开光，四腿作鼓腿膨牙式，每条腿上均点缀着长方形透孔。

在清宫造办处的档案中，这类文竹家具被称为“巧木作”，其制作工艺堪称当时家具制作的巅峰。

工匠们需选取三年生的优质毛竹，经过蒸煮、晾晒、打磨等数十道工序，方能呈现出温润如玉的质感。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踏凳在清代宫廷中实际承担着“顶门凳”的功能。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紫禁城时，这个看似平凡的木凳，便是侍卫们开启宫门的第一道工具。

它见证了无数个黎明时分的更替，记录了王朝兴衰的点点滴滴。

在大众认知中，“天字第一号”往往与稀世珍宝划等号。

无论是台北故宫镇馆之宝“翠玉白菜”，还是北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这些举世闻名的文物都因其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被视为“镇馆之宝”的代名词。

然而，乾清宫这个脚踏凳的出现，却彻底打破了这种固有观念。

这种“反差萌”并非孤例。在台北故宫的文物编号体系中，“天字第一号”同样是一个看似普通的木门墩。

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文化现象：文物价值的评判标准，从来都不是单一维度的。

从历史维度审视，这个脚踏凳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其平凡之中。它们见证了明清两代皇帝的日常起居，记录了宫廷生活的细微末节，甚至可能是某次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这种“接地气”的历史现场感，恰恰是许多高高在上的“国宝”所缺失的。

如今，这个“天字第一号”文物静静地陈列在故宫博物院中，与那些璀璨夺目的奇珍异宝相比，它确实显得过于朴素。

但正是这种朴素，却更直接地见证了历史的每一个瞬间——它可能是帝王登基时迈出的第一步，也可能是无数宫廷秘辛的沉默见证者。

在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凝视这个“天字第一号”板凳时，或许会由衷地感叹：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而在于守护那些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平凡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