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 10 月的一天，一位七旬老人迈着不快却稳健的步伐走进浙江省委大院，他就是刚刚走马上任的浙江省长周建人。身边没有前呼后拥的随员，更不见耀眼的排场，他就这样低调地开启了新的工作征程。
刚在办公室坐下，门卫就匆匆赶来通报：“周省长，有位自称是您亲戚的先生在外面等候。”周建人微微皱了皱眉，思索片刻后，还是示意请对方进来。
不一会儿，那人进了屋，大大咧咧地开门见山道：“表哥，您如今当了省长，身边总得有个管账的，我愿意留下给您效劳。”周建人听后，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咱们就两口人，平时买菜都记不满一张纸，你以为我是国民党那些当官的，上任就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那一套？”这句轻飘飘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像一盆冷水，把对方说得无言以对，脸上顿时挂不住了，只得讪讪地离去。
其实，周建人这种不拿官做交易的倔劲儿，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展露无遗。那是 1948 年底，上海南昌路的一户人家里，一场看似普通的“寿宴”正在悄悄举行。来参加“寿宴”的都是些陌生面孔，现场的气氛比寒冷的冬夜还要冷清。孩子们举杯祝寿后，就被大人送去睡觉了。等孩子们睡下，客厅里才响起了低声的交谈。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庆生宴，而是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组织的一场秘密动员会，目的是让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为了掩人耳目，周家对外宣称是摆寿席，就连鲁迅夫人许广平都被蒙在鼓里。寿宴过后，周建人夫妇带着三个女儿，假托“绍兴观光”，迅速离开了上海。一路上，他们遭遇了不少困难。在路过山东时，队伍改乘大板车，可道路坑洼不平，行李在车上摇摇欲坠，大家都提心吊胆的。这时，王蕴如灵机一动，她随身备好的六卷布派上了用场。她把布带绑在车帮上，众人的行李这才稳稳当当，没人被颠下车。后来王蕴如每次说起这事儿，都会笑着说：“当初带子也就是图个吉利，没想到还真救了急。”
在北上旅程中，他们走走停停，充满了未知和艰辛。直到到达保定，同行那位一直自称“校官”的旅伴的真实身份才揭开，原来他是地下工作者。从那一刻起，周建人对党的信任再无保留，同年他就秘密递交了入党申请。不过，出于工作的需要，他的党员身份一直雪藏，连家人都不知情。
周建人这种对正义和真理的追求，对党的信任和追随，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他的底色，早在少年时期就已打下坚实的基础。1905 年，鲁迅离家求学，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 17 岁的周建人肩上。当时绍兴僧立小学缺老师，他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一人兼任校长与教师。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之余，他还坚持自学植物学。鲁迅从日本给他寄来了一摞摞专业书籍，还鼓励他说：“你没条件出国，就在家把书啃透。”周建人牢记兄长的嘱托，日夜苦读，抄笔记，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硬是把自己练成了半个植物学家。
辛亥革命的风雷席卷而来，年轻的周建人满怀激情，同兄长一起冲进街头，为民众剪辫子，迎接王金发部队进城。民国初年，他在课余时间不仅进行科学考察，还写批评文章。他的批评对象从地方顽固势力，到北洋军阀，再到国民党高层，言辞越来越犀利，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向社会的黑暗面。1921 年，周建人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这里，他受沈雁冰等人的影响，开始系统地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思想发生了急转。有人不解地问他：“你一个教育家，干嘛掺和政治呢？”他冷冷一笑，回答道：“植物也讲生存竞争，人怎么能回避社会斗争？”
上世纪 30 年代，周建人加入了中国济难会、民权保障同盟，他积极配合鲁迅，向外界揭露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弊端。瞿秋白被捕后，他们两兄弟四处奔走，想尽办法营救，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只能痛失好友。这次血的教训，让周建人更加确信“中国要换天”，只有彻底改变现状，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国内局势陷入紧张。周建人同数十位民主人士联名上书，要求停火谈判。有人劝他低调行事，不要引火烧身，可他偏偏不，还把名字排在第一位。这一纸公开信，让他登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但也让共产党看到了他的勇气和坚定，更加坚定了“可以托付”的判断。
1949 年春，周建人分批抵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城楼上，周建人站在人群的最后一排。他没有勋章，也没有镜头聚焦，但他心里清楚，自己总算选对了路，为国家的新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组织上安排的多种职务，周建人一一婉拒。中央几次挽留，北京也备好了住房，可他却主动退掉了。他说：“我在杭州办公，留北京的房算什么道理？”不仅如此，他还说服妻子王蕴如辞去高教部的“铁饭碗”，专心持家。朋友们都很惊诧，纷纷问他：“这么多年革命，好不容易有了稳定的待遇，何苦呢？”周建人总是笑着回答：“公家的钱不是自家米缸。”
担任省长后，周建人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跑基层上。有一次，舟山渔民反映柴油紧缺，他二话不说，直接来到码头，一家一家地走访供销社，连问了七家，详细了解情况。还有一回，衢州百姓担心征粮过重，他立刻拉来县干部，坐在会议室里，逐条翻看账目，为百姓排忧解难。每次开会，他都会带着那本旧笔记本，封面的皮都磨得发白了，里面的备注密密麻麻。有人开玩笑说：“省长，您就像个调查员。”他总是摆摆手，认真地说：“只有摸准情况，才好开方抓药啊。”
1962 年，女儿周晔大学毕业，面临着找工作的难题，却没有人帮忙安排。周建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去为女儿疏通关系，而是写信给柯灵，询问能否帮忙留意一下。柯灵收到信后，几乎不敢相信，堂堂省里的一把手，竟然向自己这个普通文艺编辑求助。这封信至今还存档着，从那字里行间，能真切地感受到周建人质朴的为人。
1978 年，周建人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面对越来越高的职务，他却数次申请退休。1980 年 9 月 10 日，常委会批准了他的申请，他终于松了一口气。离职的第二天，他就把公家配车的钥匙交还给了总务处。总务处的工作人员劝他留着，说坐公交不太方便，可他只是摇了摇头，说：“坐公交也能到家。”
1984 年 7 月 29 日，周建人在北京病逝。他按照自己的遗愿，将遗体捐给医学院，骨灰撒入海中，家属也谢绝了一切花圈。老人的一生，没有举办过豪华的寿宴，却留下了一本本清白的账本；没有追求那些耀眼的头衔，却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坚定的注脚。他当年笑对亲戚那句“帮衬一把”，既是给亲戚的警醒，也是他一生的自我声明：共产党省长与国民党官员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