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有5位高级军事干部被撤职，他们分别是谁，因为犯下何种错误…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关乎国家存续与民族尊严的立国之战，更是一场在实力悬殊背景下，用信念与勇气铸就的正义之战。

战争进程中，部分部队因战术失误、指挥不当或作风问题，未能达到预期作战效果，甚至出现重大失利，最终导致部队番号被撤销、高级干部被撤销指挥职务的严厉处分。

在抗美援朝的数年里，仅军事高级干部中，就有两位军长、三位师长因各类问题被撤职，成为战争中令人惋惜的插曲。

这五位将领分别是谁？他们各自因哪场战役的失利、何种问题，最终落得被撤职的结局？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战场细节与历史争议？

吴大林，四川南部人，1914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少时饱受地主压迫，1932年，年仅18岁的他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从红军时期的反“围剿”战斗，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游击，再到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吴大林始终冲锋在前，积累了丰富的战场经验，尤其擅长敌后游击作战，作战风格勇猛果敢。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大林跟随部队转战华东地区，长期在苏北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斗争，依托当地群众基础，多次重创日伪军，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为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期间，他隶属于华东野战军，先后参与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在战斗中屡立战功，逐步从基层军官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师级指挥员，凭借着扎实的军事素养与作战能力，赢得了战友的认可。

1949年，全军进行大规模整编，吴大林所率领的华野12纵34旅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8师，最初隶属于第30军建制，主要承担沿海防御任务。

1950年，为适应海军建设的需要，第30军军部被划归海军，改编为海军舟山基地，其下辖的88师则脱离30军建制，改隶第26军，不久后，随着抗美援朝战争局势的升级，88师奉命匆匆北上，编入志愿军序列，奔赴朝鲜战场。

彼时，志愿军第九兵团奉命入朝参战，承担长津湖战役的主要作战任务，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根据战场局势，将第20军、第27军定为进攻主力，部署在长津湖核心战场，而第26军则被安排在二线，充当战役预备队，负责支援主力部队作战。

第26军军长张仁初在部队部署时，又进一步将88师定为军级预备队，隶属于预备队中的预备队，主要承担后方警戒、物资转运与伤员护送等辅助任务。

得知这一部署后，吴大林内心十分乐观，他认为预备队的任务相对轻松，不会面临过于激烈的战斗，再加上部队刚完成改编，官兵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仍需磨合，因此并未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然而，战场局势瞬息万变，长津湖战役打响后，美军凭借着强大的火力优势与空中支援，对志愿军主力部队展开疯狂反扑，20军、27军虽奋勇阻击，但因严寒天气与装备差距，伤亡惨重，战斗力大幅下降，难以独自完成阻击任务。

为避免主力部队被围歼，宋时轮被迫紧急调整部署，下令让原本担任预备队的第26军迅速驰援长津湖战场，接替20军、27军的阻击任务，切断美军的撤退路线，彻底歼灭被围美军。

此时，第26军的防区距离长津湖最近的部队也有约45公里，且当时朝鲜正值严冬，气温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大雪纷飞，道路结冰，给部队急行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吴大林接到紧急驰援的命令后，并未第一时间组织部队出发，而是认为眼下的极端天气不利于行军，士兵们衣着单薄，贸然行军会导致大量非战斗减员，于是决定等待雪小一点再出发。

这一等，就延误了15个小时，错过了驰援的最佳时机，等到天气稍有好转，吴大林才下令部队出发，向长津湖战场急行军。

更糟糕的是，部队行军途中被美军侦察机发现，遭到了美军两次大规模空袭，美军战机倾泻大量炸弹与燃烧弹，88师部队伤亡惨重，行军队伍被打散。

吴大林乘坐的吉普车在空袭中被炸毁，随行的警卫员与司机不幸壮烈牺牲，部队的电台也被炸毁，导致88师与军部、兵团失去联系，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接连的意外与延误，使得88师抵达长津湖战场时，比预定时间晚了整整三天，此时，被围的美军已经抓住机会，突破了志愿军的薄弱防线，成功撤离包围圈，志愿军歼灭美军的战略意图未能实现。

经此一战，88师伤亡惨重，原本满编的部队，战后能继续作战的人员不足一个团，战斗力彻底丧失，再加上行军延误、指挥不当等一系列失误，引发了志愿军司令部的强烈不满。

战后，志司作出严厉处分，正式撤销88师的部队番号，师长吴大林与师政委因“怯战畏战、指挥不力”被撤职，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首个因作战失利被撤销番号的师级部队。

关于吴大林的处分，史学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极端严寒天气与装备差距是导致部队延误的重要客观因素，不应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吴大林；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师长，吴大林缺乏战场决断力，过于保守，错失战机，理应承担主要责任。

被撤职后，吴大林并未脱离军队，而是被调到后方部队担任后勤相关职务，此后再未担任过一线作战指挥职务，1991年，吴大林在安徽合肥病逝，结束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许诚，江西宁都人，1913年出生，1929年，年仅16岁的他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位经历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革命家、老将军，有着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

红军时期，许诚跟随部队参与了多次反“围剿”战斗，长征途中，他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多次在危急时刻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凭借着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逐步晋升为基层指挥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诚被调到八路军129师工作，跟随刘伯承、邓小平转战太行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与了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在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山地作战与阵地防御作战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许诚转入晋察冀野战军，跟随杨得志、罗瑞卿等将领转战华北、西北等地，先后参与了解放石家庄、太原等战役，在战斗中屡立战功，逐步成长为师级指挥员，凭借着沉稳的指挥风格与扎实的军事素养，得到了上级的赏识。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许诚作为第63军189师师长，跟随部队入朝参战，此时，志愿军正准备发动第五次战役，旨在打破战场僵局，迫使“联合国军”回到谈判桌前。

第五次战役初期，63军接到志愿军第19兵团的命令，向绀岳山地区紧急穿插，切断英军第29旅与美军第3师的联系，配合主力部队将其围歼，这是一项关乎战役全局的关键任务，对部队的穿插速度与作战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1951年4月22日傍晚，63军主力部队借助夜色掩护，悄悄渡过临津江，迅速抵达英军第29旅的阵地前沿，随即展开攻击，英军第29旅是一支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被称为“皇家精锐”，其下辖的“双徽营”更是王牌部队，曾在二战中屡立战功。

经过近三天的激烈战斗，63军主力部队成功歼灭英军王牌“双徽营”，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士气。

然而，189师在此次穿插作战中的表现，却让这场胜利显得有些美中不足，甚至影响了战役的整体进程，作为师长的许诚，在作战指挥中出现了多次犹豫与失误。

部队抵达临津江岸边后，许诚并未第一时间下令渡江，而是在岸边徘徊数个小时，顾虑美军的火力封锁，担心部队渡江时遭受重大伤亡，始终未能下定决心。

师政委蔡长元多次向许诚建议，应抓住夜色掩护，迅速渡江，抢占有利地形，避免错失战机，但许诚始终犹豫不决，未能采纳政委的建议。

直到军部的渡江命令再次传来，许诚才勉强下令部队渡江，可渡江后，他又以等待军部进一步命令为由，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再次延误了穿插时机。

等到军部的进攻命令正式下达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战机，英军第29旅旅长察觉到局势不对，迅速下令主力部队撤离，仅留下少量兵力阻击，导致63军围歼英军主力的战略意图未能实现，造成了不小的遗憾。

此次失误被上报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十分震怒，在兵团会议上点名批评了许诚，指责他指挥犹豫、畏首畏尾，缺乏战场决断力，错失战机。

彭老总本想让许诚能知耻后勇，在后续的战斗中弥补过错，没想到，许诚很快再度犯错，给部队造成了更大的被动。

1951年5月22日，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志愿军开始战略回撤，上级明确命令189师在回撤前，将汉滩江大桥炸毁，切断美军的追击路线，为志愿军主力回撤争取时间。

接到命令后，许诚却出于自身的判断，没有执行炸毁大桥的命令，他认为，保留汉滩江大桥，可为志愿军后续的反击作战创造条件，方便部队快速推进与物资转运。

这一决定，最终酿成了严重后果，美军骑兵第一师发现汉滩江大桥未被炸毁后，迅速借助大桥突破志愿军的防御阵地，美军坦克部队得以提前12小时突入志愿军纵深地带。

美军的快速突破，迫使63军未能完成防御部署，就仓促进入二线防御，陷入被动挨打境地，部队伤亡大幅增加，给志愿军的回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时任志愿军第19兵团政委的李志民，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表示：“许诚同志认为保留大桥可为后续反击创造条件，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战场纪律必须严守，个人判断不能凌驾于上级命令之上，他的失误，给部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无论许诚的初衷如何，他违抗上级命令、导致美军突破防线的事实无法改变，第五次战役尚未结束，许诚就被火线撤职，189师师长职务由师政委蔡长元接任。

蔡长元接任师长后，迅速调整部队部署，在后续的铁原阻击战中，率领189师奋勇阻击美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成功阻挡了美军的疯狂进攻，为志愿军主力回撤赢得了宝贵时间，弥补了此前的遗憾。

被撤职后的许诚，被调到后方军事院校担任教员，负责培养基层军事指挥员，他将自己多年的战场经验传授给学员，为军队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1994年，许诚在河北石家庄病逝，享年81岁。

郑其贵，安徽金寨人，191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先后经历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生征战无数，有着深厚的革命资历。

与吴大林、许诚不同，郑其贵早期主要从事政工工作，先后担任过指导员、教导员、政委等职务，擅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有效凝聚部队士气，激发士兵的战斗热情。

红军时期，郑其贵跟随红四方面军参与了多次反“围剿”战斗，长征途中，他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士兵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多次在危急时刻稳定部队军心，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其贵跟随部队转战华北、西北等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结合政工工作特点，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积极开展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部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解放战争时期，郑其贵跟随王新亭率领的部队转入华北战场，先后参与了解放太原、临汾等战役，后来又在贺龙的带领下，进军大西南，参与了解放成都、重庆等战役，在战斗中逐步成长为复合型指挥员。

1949年5月，由于部队整编与干部调整，郑其贵被任命为第60军180师师长，这是他首次担任师级军事主官，此前长期从事政工工作的履历，使得他缺乏独立指挥一线作战的经验，应变能力不足，为后来的战场失利埋下了伏笔。

1951年，郑其贵率领180师跟随60军入朝参战，参与第五次战役，第五次战役初期，志愿军发起猛烈进攻，180师作为60军的主力部队，奋勇冲锋，成功突破美军的防御阵地，冲过了北汉江，逼得美军连连后退，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此时的180师，士气高昂，官兵作战勇猛，郑其贵也凭借着前期的战绩，得到了上级的认可，然而，随着战役进入回撤阶段，战场局势突变，180师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

由于志愿军主力部队进攻过猛，后勤补给未能及时跟上，再加上美军发起大规模反扑，志愿军被迫转入战略回撤，此时，180师的左右翼部队——15军与63军，为避免被美军围歼，已经提前撤退，导致180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美军重点围攻的目标。

面对这一危急局势，郑其贵却显得十分机械，缺乏灵活应变的能力，他没有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果断下令部队撤退，而是一味等待上级的撤退命令，担心擅自撤退会违反战场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