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戒尺眼看要落下，小世凯忽然眨着眼睛道：“先生，窗外有队蚂蚁正背着糖粒行军呢！”

先生一分神，再回头时——桌上戒尺竟不翼而飞。

河南项城袁寨的初夏，蝉鸣搅动着溽热的空气。私塾里，五岁的袁世凯穿着红缎小褂，眼睛却死死盯着窗外槐树下的一条黑线——蚂蚁正衔着碎屑，排成蜿蜒的队伍向着树根处的洞穴行进。

“袁慰亭！”张先生戒尺敲在桃木桌上，震得笔架一跳，“昨日布置的《三字经》背来听听！”

世凯站起身，眼睛仍不时瞟向窗外：“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声音卡住了。他看见两只蚂蚁正协力拖动一片比它们身体大三四倍的槐花。

“习相远…”先生提示着，指尖轻轻摩挲着光润的戒尺。

“习相远…”孩子机械地重复，忽然眼睛一亮，“先生！蚂蚁怎么知道要往哪里搬粮？”

戒尺“啪”地打在桌沿：“伸出手来！”

世凯抿着嘴，慢慢伸出左掌。戒尺扬起的刹那，他忽然叫道：“先生快看！窗外有队蚂蚁正背着糖粒行军呢！排得比我们的队列还整齐！”

张先生下意识转头——不过是寻常蚁群罢了。等他回过味来暗叫上当，回身时却发现刚才还握在手中的戒尺竟然不见了。

桌上只剩摊开的《三字经》。

“戒尺呢？”先生盯着眼前垂手而立的孩子。

世凯一脸无辜：“是不是被蚂蚁搬走了？刚才它们抬着糖粒往这边来了…”

满堂学童窃笑起来。张先生又好气又好笑，绕着书案找了三圈，那戒尺竟像钻入地底似的无影无踪。

“今日找不着戒尺，谁都不准下学！”先生拂袖坐下，拿起《论语》却倒捧着看了半盏茶工夫。

午后日光西斜时，世凯忽然举手：“先生，我或许知道戒尺在哪儿了。”

他引着先生走到院中槐树下，指着高处的枝桠：“您看——”

那戒尺稳稳卡在枝杈间，阳光透过树叶缝隙，在尺身上烙下斑驳的光痕。竟不知这孩子何时攀树藏尺，更奇的是他如何算准先生必然会跟着出来寻找。

张先生仰头望着树杈间的戒尺，忽然朗声大笑：“袁慰亭啊袁慰亭，你虽背不出‘苟不教性乃迁’，却懂得调虎离山、暗度陈仓。”老先生转身捏了捏世凯圆润的肩膀，叹道，“异日这孩子若为将，必善奇兵；若为政…”

话音忽然止住，仿佛被蝉声吞没了下半句。

许多年后，当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推行新政，乃至后来就任民国大总统时，总会想起那个藏戒尺的午后。他曾对子女笑言：“我五岁就明白，有时候解决眼前的难题，不一定要正面交锋。”

那柄戒尺最终在树杈上停留了三天——不是因为取不下来，而是张先生故意让它留在那里，成为私塾里最奇特的戒尺。

每当新学生问起，老先生就抚着长须：“那是袁家四公子留的教具——教的第一课便是：规矩是死的，但运用规矩的头脑，必须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