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到上海去

1845年后的最初十年间，这种隔离制度没有遇到什么麻烦。1848年，经道台麟桂同意，英租界范围有所扩展，往西扩展至泥城浜（后被填平成为西藏路），向北延伸至苏州河南岸。不久，住在这块乡村地区的外国人就多起来了，这可以从下面这组上海的外国人口数据中看出：[25]

年份与人口

1853年上海外国租界地总人口约为500人。这意味着外国人口正逐渐超过本地居民数。[26]

这就是一座巨城的黎明时期，尽管在当时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上海将会变成一座伟大的城市。[27]对于西方人来说，上海的生活平静而愉快。到了1850年，外国租界里的公园、跑马场和一座业余余剧院先后建成。夏夜，西方人驾着牛车漫步在外滩的微风中，那里是租界的商业中心，有不少房子正在建造。[28]这些人因此博得了一个新近流行起来的名字，叫作“外滩客”。用当时一位亲历者的话来说，外滩常被诗意般地与“它的闲言碎语，它的凉爽夜风，它的不断变幻的景色，愉快的散步兜风，令人怀念的友情和让人沉思的淡淡哀愁”连在一起。[29]上海一带的地理条件和附近中国人的宁静天性使打猎（主要是猎鸟）成为欧洲人最好的享受。[30]正如当时一位周游中国的英国植物学家所感叹的，“上海是座美丽的大花园，绝对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富裕的地方”[31]。这种田园式，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生活，在旅居亚洲的西方人中也许十分典型。在早期的殖民史中，亚洲其他一些城市，如加尔各答或横滨，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上海的外国人不久就要面临一桩意外事件。该事件不仅打破了他们的宁静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性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

是否接受中国难民成了外国租界里争论的焦点。租界正处于十字路口，尽管当时谁也不能预见最终的选择会对这座城市的命运产生何等影响。一名坦率直言的英国商人找到阿礼国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完全不知道他的话会成为这个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你关于接受中国难民可能会造成混乱的想法无疑有一定的根据，事实上也许很正确，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传统的中外隔离制度，而让中国人和我们住在同一区域内的话，带来的利益将是无法忽视的。当然，总的来说，我同意你的观点。或许会有这么一天，后来之人将对现在这种将房屋出租给中国人的做法啧有烦言，但在我们地主和投机家来说，于此何干？你身为大英帝国的领事，自然应当以国家长远利益为重，这是你的事情。但我的事情是抓紧时机发财，把土地租给中国人，盖起房屋租给他们以获取30%—40%的发财，从此走开。以后，我希望至多在两三年里能发到一笔大财，从此走开。以后，上海不轮化为灰烬或沉入海底，与我何干？你不用盼望像我这种人肯为子孙之计而甘愿长期流徙在这种不健康的环境里。我们是为发财，愈快愈多愈好，在合法范围内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为着这个。[38]

这种观点无疑代表了上海绝大多数外国商人的想法。阿礼国被这番话说服了，他终于相信“中国人进入租界已是大势所趋，任何想阻止的努力只是在浪费时间”，从而放弃了他拒中国人于门外的做法。[39]英国当局只能无奈地看着中国人如潮水一般涌入租界。阿礼国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贯坚持的“纯粹的外国租界”的理想看来只能是“痴人说梦”了。[40]领事作为租界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都不再坚持中外隔离的制度，一个中外混居的租界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样看来，小刀会起义和阿礼国的决定可以说是上海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1854年7月，阿礼国与美国领事马辉（Robert C. Murphy）、法国领事爱棠（B. Edan）共同签署了新的《土地章程》。同年11月，上海租界外国居民大会通过了新章程，尽管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或者签署这份新文件，它只是作为1845年《土地章程》的修订本发布的。从此，《土地章程》就像宪法一样成为租界的基本法，直至1943年被废止为止。[41]

许多重要的法规制度都是在《土地章程》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一章程度差不多控制了上海的命运近一个世纪之久。1869年9月，《土地章程》再一次做了修改，并得到了北京公使团的批准。由此租界组建了上海工部局（简称 SMC，取代了原先的市政委员会），[42]这一机构管理公共租界，直到1943年为止。1869年，《土地章程》又成了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的法律基础，尽管从1863年9月起，美租界的一些事务（例如维持治安）早已在英租界的管辖之下。法国坚持要保留自己在上海的租界。因此，法租界由一个以总领事为首的自治委员会管理，并不受《土地章程》的约束。但实际上，法租界的许多管理模式与公共租界完全一致。

虽然新章程删除了1845年旧章程中关于中外隔离的规定，但是中国人在租界里仍然不能用真名买卖土地。到了这一阶段，中国政府仍不愿上海成为中外混居的城市。根据1855年上海道台蓝蔚雯发表的声明，“在三大租界领事批准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盖章同意，任何中国人不允许在租界里购买土地、出租土地或建造房屋。”[43]当外国领事们写信给道台，希望他注意租界里的卫生问题和道德建设时，道台回信发了一通牢骚：“根据原先的《土地章程》，本地居民的住房应该在租界范围之外。现在外国人纷纷建造房屋给本地人居住，没有考虑到这样可能带来人员混杂、管理无序等问题，导致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44]

无论道台怎样反对，到19世纪50年代，租界已不再是外国人的专用居留地，而是变成了一块由欧洲人管理，大多数居民却是中国人的特殊地区。1855年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也没有改变人口向外国租界流动的状况。太平天国起义对江南地区破坏极大，造成大量难民流入上海。1860至1862年，太平天国政权几次企图攻占上海，引起上海及其附近居民的恐慌，因此难民们潮水般地涌入租界寻求保护。到1865年，公共租界的人口已增至92 884人。同时，约有50 000中国人迁入法租界。到太平天国起义结束之时，已经有超过110 000中国人搬进了外国租界。[45]

来自五湖四海

易于接受外来者是上海的地方传统。上海从19世纪中期开始向“蛮夷的”外国人开放，后来又容纳了大批来自各地的难民，反映的正是这种传统。传统的中国作者，包括地方志的编撰者，常常用“柔弱”来形容江南人的个性。[46]他们认为，上海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外来者正是这种“柔弱”民风的体现。上海在19世纪中期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热点，清廷就经常警告他们的官员在处理“夷务”时一定要注意上海人的“柔弱”特性。[47]林语堂（1895—1976）曾经把“思想简单、生活刻苦”的北方人和“力求上进、脾气急躁”的南方人同江南人做了一番比较，结论是江南居民“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伪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之美，饮食享丰沃之乐。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特长；偷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48]。对江南人的这种看法当然只是固有印象而已，而且主要是形容社会上层的人们。但是不可否认，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

赞赏上海人的“柔弱”个性的观点着重于上海人的开放、亲和、容忍、通融等品德。[49]清代上海商业的繁荣最初归功于那些“客商”，他们中既有从上海周边地区来的，也有来自遥远的省市的。这些客商，尤其是广东人和福建人，对开埠前的上海影响很大。显然，由客商而形成的繁荣，形成了上海人重商和较易接纳外来者及外来影响的倾向。这样的倾向即使用当时最温和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对传统价值观的一种背离，因而是受到谴责的。[50]但正是这种非正统的价值观，使上海从巨大的保守主义的地平线上升起，成为一座伟大的现代城市。

外国探险家

上海的开放传统在通商口岸时期表现得愈发明显。在19世纪后期，当全国普遍存在地方保守倾向的时候，上海是个例外，外来的客居者在此可谓宾至如归。作为开放的一个特征，上海的街头巷尾充斥着全国各地的方言；人们比邻而居，看来谁也不必害怕被歧视。实际上，上海人特别善于接受那些说西方语言的人。说外国话的人，就能够像当时一首诗歌中描述的那样，可“任徜徉”。[51]

上海刚刚作为通商口岸开放的时候，一些西方人显然认为上海人的“柔弱”个性对他们而言很受用。一位英国皇家海军将领在中国沿海地区游历了五年之后，于1842年这样写道：

一个英国商人如果在广东就只能待在家里，因为他只能去少数几条街道娱乐，甚至随便走走都有可能遭遇到侮辱。经验告诉他，面对一群无知又易怒的民众，哪怕他自己的家都不见得安全。任何风吹草动，不管是由于什么引起的，都会殃及不幸的外国人，造成房屋被毁，而且几乎不可能得到赔偿。但是民族热情好客，一切都将不同。他居住的社区环境平和，居在他当政的九年内，犯罪率很低。我亲耳听到地方长官宫慕久阁下说，判刑判决。上海不仅犯罪率低，而且这个城市对外国人与本地居民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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