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一杆秤。

不是现在菜市场那种电子秤。是一杆老秤，红木杆子，黄铜星花，铁秤砣上生了厚厚一层锈。秤杆被磨得发亮，中间那段比两头细了一圈——是被人手捏了几十年捏出来的。

这杆秤传了四代了。现在我爸每年腊月二十三把它从柜子顶上请下来，用干布擦一遍，再放回去。

没人拿它称东西。但也没人把它扔掉。

我爸说，这杆秤救过我家祖上的命。

民国初年，我们这一带闹了饥荒。

说是饥荒，也不全是天灾——那两年雨水是少了些，收成薄了，但不至于饿死人。真正要命的，是镇上那个粮商。

粮商姓钱。他在镇上开了三家粮铺，方圆几十里的粮食都从他手里过。灾年粮价贵，这谁都知道。但钱老板不光涨价，他还在秤上动手脚。

十四两算一斤。

十四两和十六两，差了两钱。一担粮食差二两，一百担就差十二斤半。一个村上百户人，一年到头收的粮食，被他悄无声息地坑走了几百斤。村里人不识字，更不识秤。只知道粮食交上去，数字比往年少了，但说不出少了哪儿。

那年秋天，村里来了一个货郎。

货郎三十来岁，瘦高个，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挂着针线、火柴、灯油，另一头挂着一把伞和一包干粮。他手里提着那杆秤——走街串巷做买卖的人，秤随身带。

他在村里卖了几天货，听了几天闲话。

然后有一天，他把担子放在村口的碾盘上，把那杆秤举起来，对村里人说：

"你们把家里的粮食挑来，我帮你们称一称。"

村里人将信将疑，把粮食挑来了。

货郎用他的秤一称，再跟钱老板粮铺开的票一对——每一担都少了。

最少的一担少了一斤。最多的一担少了三斤四两。

消息传到镇上。钱老板派人来了。

来的人不是来讲理的。是来砸秤的。

两个人高马大的伙计冲到碾盘前，一把抓住货郎的领口，要夺他手里的秤。货郎没松手。他把秤护在怀里，弯下腰，用后背护住那杆秤。

拳头落在他背上、头上。他闷哼了几声，但没放手。

秤杆被他的身体挡住了，一根毫毛都没伤着。

村里人看不过去，抄起扁担和锄头围了上来。两个伙计见势不妙，松开货郎跑了。

货郎从地上爬起来，嘴角带着血。他把秤重新举起来，对着围观的村民说：

"看清楚，这才是足秤。"

他打开装黄豆的布袋，一粒一粒数了十六粒黄豆放在秤盘上。秤杆稳稳地抬起来，不高不低——刚好十六两。

"十六两。一斤。少一粒，它都不平。"

后来钱老板没敢再来这个村收粮。村里人用那杆秤称了一年的收成，没有少过一两。

货郎在村里住了下来。

不是不走，是走不了了。那次被打之后留下了病根，腰直不起来了，走远路就疼。村里人在村西头给他腾了一间屋，他就在那儿住了下来，继续挑着担子卖杂货。

又过了十几年，货郎老了，挑不动担子了。

他走的那年冬天，把我曾祖父叫到床前，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杆秤。

"我这一辈子，就这一件东西是干净的。没缺过谁的斤两，没做过亏心的买卖。你留着。以后卖粮卖猪，拿出来称一称，别让人坑了。"

我曾祖父接过来，秤杆上还带着老人的手温。

他第二天走了。

那杆秤留在了我家。

一百多年过去，秤还在。

秤杆上的星花磨平了，黄铜星点只剩浅浅的印子。秤砣的铁锈一层一层地剥落。但拿在手里，还是沉的。

我曾祖父后来跟我爷爷说过一件事。

货郎走的那天晚上，他路过村口那片碾盘的时候，停下来坐了很久。他手里摸着那杆秤的秤杆，摸了很久，然后把秤放在碾盘上，站起来，对着村子鞠了一躬。

转身走了，什么都没带。

那杆秤他不是忘了带走。他是故意留下的。

他怕这个村以后还会有人吃亏。

我小时候不信这些。一杆秤而已，哪有那么多说法。

直到有一年，我们家收花生，我爸从柜子顶上把那杆秤拿下来，说要称一称今年打了几斤油。他把秤挂好，把油壶挂上秤钩，慢慢往外挪秤砣。

秤杆抬起来的时候，我看了一眼秤盘——空的。

但我总觉得那上面放着十六粒黄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