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皇帝都讲究以“孝”治天下，他们认为一个人能孝敬父母，必然也能忠于君王与国家。

所以在科举制度出现以前，想要做官，除了世家高门子弟之外，成为孝子贤孙之类的道德楷模，也是条“终南捷径”。

西汉选任官员用的就是“察举制”，其中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叫“举孝廉”，就是举荐孝子廉吏为官。

这个设置的初衷是好的，通过树立道德标杆，来带动整个社会风气，实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儒家理想。

却忽视了人的逐利本性以及由此派生的“道德表演”。

东汉的赵宣，在父母葬礼后，在墓道里行丧礼居住了二十多年，他因为这感天动地的孝行而名声大噪，许多州郡请他出来做官。

结果后来被太守陈蕃发现，他竟然在“居丧”期间，生了五个儿子。

当时有段民谚讥讽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这种因道德高标而流于“伪”的现象，有着深层的文化上的原因。

我们的“内向超越型”文化，与西方的“外在超越型”文化，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逻辑链条。

西方的“道”都在上帝、耶稣和圣徒那边，神是绝对的、完全外在于人的、全知全能的。

而人内心则充满了情欲和罪恶，靠自己根本无法得救，要向外在的“神”求救赎。

总之，对人性的恶保持本能的警惕。

这与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那句名言“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是同一个逻辑：人不是天使，所以需要制度的约束。

我们的“道”则是求之于内的，认为凡人通过修心养性，一样可以成“圣”，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

外在表现就是特别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过于依恃人内心的道德力量。

所以一直致力于教化人为善，而不是防范人作恶。

认为应当依靠圣贤来治理天下。

民间历久弥坚的“明君”、“清官”情结，就是从这儿来的。

两千年之久的传统社会，并非没有约束权力的制度，相反，制度设置甚至可以说得上精妙。

相权制约、谏议制度、清议传统、史笔直书、天道观念、都是这套机制的一部分。

但这些机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几乎完全依赖人（其中又主要是皇帝）的道德自觉。

而这又是最靠不住的。

就像上面说的赵宣一样，当道德变成了“硬通货”，被不断人为“码高”，是很容易变成“道德表演”的。

皇帝的“道德自觉”更靠不住。

只要皇帝不“自觉”了，再完美的机制也不过是个“蜘蛛网”——— 能网住苍蝇、蚊子，能网住屎壳郎吗？

就拿乾隆皇帝杀李侍尧遭大臣反对这件事来说，乾隆算是“自觉”的，他忍住了。

如果是个怼天怼地，缺少“道德自觉”的皇帝，不给“大清律例”面子，下旨“硬”杀。

无论大清律还是军机大臣，都是拿他没办法的。

因为几乎所有对这个人的约束，都是“软约束”—— 包括“天”对他的约束，因为他拥有“天意”的解释权。

我们没有像西方的“神权”那种对王权的制约，我们擅长自己造“神”。

我们需要“道德楷模”，就造“好神”—— 明君、贤相、忠臣良将；

需要“反面典型”，就造“恶神”—— 昏君、佞臣、巨孽奸贼。

好就好得没有一丝瑕疵，坏就坏得没有一点光亮。

反正历史也成了道德教化的工具，真相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