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0月22日,恒大清盘人甩出第二份进展报告,一串数字把夏海钧又推回了聚光灯下。
截至9月30日,清盘人累计变现34.22亿港元,债权申索总额却高达3600亿港元,回收率连1%都不到。
而那个曾经年薪2.7亿的“打工皇帝”,被香港法院判词曝光藏身美国加州已经一年有余,至今仍在境外,民事申索超过65亿美元压在身上。
更讽刺的是,他一边被全球追索,一边还嫌法院给每月5万港元的生活费“不够花”,要求涨到33.5万。人躲了,钱锁了,楼烂了,债权人的血汗钱还能拿回几个铜板?
藏身被戳穿一年,清盘报告把他的“拖字诀”摆上了台面
夏海钧的“消失”,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2022年恒大危机全面恶化后,他辞去行政总裁职务,随后迁往美国。
但他对外一直说自己住在加拿大,直到2025年8月香港高等法院的一份判词,才把真实住址捅了出来:美国加州尔湾市62 Como社区,与妻儿同住。从那一刻算起,“被曝藏身美国”已经超过一年。
这一年多里,他在法庭上的动作不是配合,而是一再往后拖。2024年6月,香港高院对他发出全球玛瑞瓦禁令,冻结上限600亿港元,禁止转移资产。
他不服,上诉;2026年1月2日,香港上诉法庭驳回上诉许可申请,还下了“封门令”,不许他以口头聆讯重提复议。
资产披露方面同样如此,法院多次要求他交代全球资产,他却反复提出异议、申请修改,清盘人一度指其未披露资产超过7500万美元。
到了2026年6月,他又嫌接管人给的每月5万港元生活费太低,要求提到33.5万港元,理由是“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
10月22日的清盘报告,把这些碎片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景:夏海钧“并未被起诉,目前仍然在逃”,已于2022年迁往美国。
法院已就他的全部资产委任接管人,但他“持续拒绝合作”,接管人只能自行调查、识别和保全资产。
与此同时,针对许家印、夏海钧、丁玉梅及相关实体的民事申索总额超过65亿美元,香港法院对许家印和夏海钧各自的全球冻结令上限均为600亿港元。
依我看,这份报告最狠的地方不在于又多了几个数字,而在于它用官方口径把一件事钉死了:夏海钧的“躲”,已经从“人不在”升级成了“资产也不让碰”。
人不到庭,资产不披露,生活费还要加,这种姿态在清盘人眼里,本身就是进一步收紧接管措施的理由。
为什么是现在?因为恒大清盘已经进入第二个完整年度,清盘人需要向债权人和法院交出阶段性账本。
34.22亿港元的变现放在3600亿港元的申索面前,连零头都算不上,清盘人必须解释钱为什么这么难追。
而夏海钧作为曾经主持财务和资本市场的前总裁,既是民事追索的核心被告之一,又是资产追索中最不合作的那一个。
他的“隐身”,正好撞上了清盘人需要拿出追责姿态的时间窗口。
谁在替“躲”买单
先看清盘人这一边。他们的算盘很直接:把能变现的资产先变现,把能起诉的对象先起诉,把能冻结的资产先冻住。
34.22亿港元里,真正的主力不是名画和飞机,而是几笔应收款和解——一笔21亿港元贷款以19亿收回,一笔18亿港元应收以5亿和解。
毕加索、莫奈等110件艺术品当初花了13亿港元买入,96件卖出只拿回2.25亿,净亏超过10亿。私人飞机空客A319停在国内机场,欠着管理费,卖出后净得约1200万美元。
这些“非典型资产”的变现结果说明一件事:恒大当年铺出去的排场,今天打折都很难换回现金。
夏海钧这一边,策略则是一个字:拖。他不回香港,不完整披露资产,把大量资产放在前妻何坤名下。
2025年11月,法院将何坤追加为被告,禁止她处置位于美国加州约2400万美元的资产,包括三处房产和四辆汽车。但何坤的资产被冻,不等于夏海钧的资产就能直接拿来还债。
清盘人需要证明这些资产的实际控制人是夏海钧,才能在跨境执行中往前推一步。
这正是他“拖”的收益所在:每多拖一天,资产代持和信托架构就多一层法律迷雾,追索成本就往上抬一截。
法院的态度也在加码。2026年1月上诉被驳回,意味着600亿港元的冻结令不是临时措施,而是会继续挂在他头上。
9月,香港高院进一步裁定由独立接管人接管夏海钧的资产。接管人进场,意味着法院不再等他“自愿披露”,而是直接派人查、直接管。
在我看来,这是整条追索链上最实质的一步:冻结只是不许动,接管是“你不交,我自己拿”。
但最该被看见的,是替这场“躲猫猫”买单的人。恒大清盘的债权申索里,票据和债券约占40%,内地金融机构约占24%。
境外债权人和境内购房者、建筑商、银行,其实在争同一口锅里剩下的米。
内地项目公司的资产早就被各地法院查封,拍卖所得按内地破产法顺序清偿,购房者和建筑商排在境外债权人前面。
夏海钧多拖一年,境外债权人的回收率就再低一截,而境内那些等着交楼的家庭,也不会因为他在加州住着豪宅就多拿到一分钱。
恕我直言,夏海钧的“肠子悔青”,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错了,而是因为他发现“躲”的成本正在超过“面对”的成本。
生活费申请被摆到法庭上,前妻被追加为被告,接管人进场查账,65亿美元申索悬在头顶——每一步都在压缩他“拖到不了了之”的空间。
但他悔不悔,对债权人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钱能不能回来。
冻结不等于变现,下一阶段的变量不在夏海钧手里
短期看,夏海钧面临的直接压力不是刑事,而是民事执行的“收紧”。
香港的冻结令和接管令已经落地,但资产大多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执行需要当地法院配合。
中美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刑事追责暂时看不到时间表,民事追索只能一个法域一个法域地推。
这意味着,接下来最值得盯的不是“夏海钧会不会回来”,而是接管人能不能在美国法院拿到承认和协助,把何坤名下那些房产、车辆和信托资产真正划进可执行财产的范围。
中期看,恒大清盘的回款希望正在从“追人”转向“追机构”。
清盘人已经促使恒大向普华永道香港、普华永道中天索赔85亿美元,香港高院2026年8月驳回了普华永道国际的剔除申请,上诉聆讯排期在11月。
85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比目前所有已变现资产加起来还多出十几倍。
如果这条线走通,债权人拿回的钱会有一个数量级的抬升;如果走不通,34亿港元的变现放在3600亿的申索面前,几乎等于没有进展。
另一条线是恒大物业51.01%的股权,清盘人9月已与一名选定投标人签订独家协议,谈判期限截至10月27日。这笔交易能不能在今天之后继续推进,是清盘人短期内为数不多的“大额回收”窗口。
长期看,这件事真正的变量在制度层面,不在夏海钧个人。跨境清盘的难点从来不是“法院敢不敢判”,而是“判了之后能不能执行”。
资产代持、信托架构、多法域司法管辖,每一层都是成本。夏海钧不是第一个用这套办法拖延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香港法院这一年多连续出手——冻结、驳回上诉、委任接管人、追加前妻为被告——至少传递了一个信号。
你可以不回来,但你在香港司法管辖区内的资产、你通过香港实体持有的权益、你在全球范围内被识别出来的控制资产,都会一笔一笔被盯住。躲得开人,躲不开账。
对于境内购房者和债权人来说,最现实的期待不是夏海钧“良心发现”,而是恒大物业股权出售能不能落定、普华永道诉讼能不能拿到赔偿、内地“保交楼”的资产处置能不能继续推进。
这三件事中的任何一件,都比一个海外前高管的生活费涨不涨更关系到真金白银。
结语
夏海钧的故事,说到底是一个“能力没有配上底线”的样本。
从钢铁行业基层做到“打工皇帝”,他靠的是真本事;但从财务造假到套现离场,再到藏身海外、拒绝披露,他把本事用在了把自己摘干净上。
如今清盘报告把他的“在逃”和“不合作”写进了官方文件,冻结令和接管令一层层压上来,65亿美元申索挂在头上,前妻的资产也被法院盯住。
肠子悔青也好,不悔也好,法律追索不会因为他住在加州尔湾就停下来。
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变量有三个:恒大物业51%股权出售能否在独家谈判窗口关闭后继续推进,普华永道85亿美元诉讼在11月上诉聆讯中走向如何,以及美国法院是否承认香港的接管令并协助执行何坤名下的资产。
这三件事,才是决定债权人能从锅里捞回几粒米的真正开关。夏海钧个人的“噩耗”,只是这场漫长清盘中的一道配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