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夜，北京上空仍回荡着礼炮的余音。北京饭店的走廊里，二十五岁的理发师朱殿华正忙着收拾工具，忽然，一位体态修长、神情温和的中年客人悄然走进理发室。后来他才知道，这位主动与自己闲话家常、关心伙计生活的客人，就是刚刚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建国大典公告的周恩来。

那一次剪发只用二十分钟。周恩来起身整理衣襟，笑着说了句：“手脚麻利，得空再来。”随后付费离开。朱殿华在同事提醒下才反应过来自己刚给新中国的总理服务过。这个偶然的相遇，竟成为此后二十七年交往的起点。

新中国初立，事务如山，时间宝贵。周恩来却始终保持着学生时代养成的“面必净、发必理”习惯。北京饭店的理发手艺人不少，可只有朱殿华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修出恰到好处的发型，既利落又不失外交场合所需的庄重。周恩来与外宾谈判前，总在夜色中匆匆驱车到饭店坐落的小小理发间。司机后来回忆，每次路费都老老实实从总理工资里扣，分毫不差。

理发侯场时，周恩来常拿起旁边的报纸与朱殿华闲聊，或问家中近况，或聊北京城的新气象。一次，警卫员想让位给他，他摆手道：“先来后到，得讲规矩。”言语平和，却透着分寸。这样的细节，让青年时代的朱殿华明白了“尊重”二字。

进入六十年代，周恩来工作日益繁忙。每当会议连轴转，他便把车停在中南海西门口步行入内，省下的时间“足够多批几份文件”。朱殿华见他面色日渐消瘦，偶尔会在收拾工具时轻轻替他按揉颈肩。周恩来并不推辞，只是低声一句：“别耽误你下一位客人。”话语平和，却掩不住疲惫。

一九七四年春，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进北京医院。化疗让他的头发大把脱落，原本浓密的鬓角稀疏得几乎看见头皮。朱殿华二十来天就去一次病房，戴着口罩、围着消毒围裙，悄声帮总理刮脸、修发。每次临走，总理都要攥住他的手，说一句：“多谢。”一句话，温热却沉甸甸。

一九七五年九月，周恩来坚持到北京饭店理发。结束后，他出人意料地说：“给你们照个相吧。”不少同事因外出不在场，朱殿华劝他改日再拍，周恩来微笑着摆手：“就在今天。”那张黑白合影，后来被朱殿华装进相框，每逢清扫店堂，总要擦拭一番。

进入冬天，朱殿华再也没接到去医院的通知。他隐约明白了什么，却仍每日把剃刀磨得锃亮。直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清晨，电话骤然响起：“老朱，医院请你来一趟。”话音急促，分明透出异样的沉重。

北京医院太平间的走廊昏黄而安静。推开那扇厚重的门，他看见周恩来静静躺在洁白的床上。昔日一丝不苟的仪表，此刻已被病痛侵蚀得面容枯槁。朱殿华眼前一阵发黑，扑到床边失声痛哭：“总理，我来晚了。”

整理遗容须得分秒不差。他抿住颤抖的嘴唇，吩咐徒弟小卜去准备肥皂水，自己亲手举起剃刀。没有往日的热毛巾，他只能轻轻蘸水，顺着胡茬一点点剔净。刀锋划过苍白皮肤，他不敢用力，只敢用最细微的角度滑过，那是多年合作培养出的默契，也是最后一次服务。

历时良久，胡须理尽。朱殿华俯身清理地上的发屑时，忽见几缕花白发丝安静躺在白布上。他愣了几秒，伸手拾起其中一绺，轻轻卷好，用纸包起。旁人欲言又止，他轻声说：“让我留着吧。”没有谁再阻拦。

衣物由卫士抬来，多是洗得发白的旧装。有人提出买一身新的，但邓颖超摇头：“他生前从不铺张，我们别破了规矩。”于是，众人挑了最完整的一套中山装，领角已磨得发亮，却仍被细心熨平。

当夜十一时，一切程序结束。太平间灯光昏暗，白花安静垂落。朱殿华把那缕头发放入随身带来的绸囊，塞在贴身口袋。自此以后，再无机会听到那句“手艺好，速度快”。

多年过去，这位在北平城里练就刀法的老理发匠常对徒弟提起那套“面必净，发必理”的规矩。他说，理发不只是技术，更是一份庄重的托付，“总理把最后的体面交给了我，我只能做得更好一些”。晚年住进护养院时，他依旧把那撮头发放在枕边的木匣里，偶尔取出，默默端详。无人知晓他在追忆哪一幕，也许是北京饭店里那二十分钟的初见，也许是寒风中赶往西花厅的脚步声，但看得出，那份珍藏，早已融进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