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的时候,时不时地会有一些民办高校的招生人员在校门口发小广告,宣传他们的学校有多么多么地好。有的学校是院士当校长;有的学校号称要打造旅游界的东方哈佛;有的学校是和美国的高校联合教学,能够拿到美国大学的毕业证,甚至还能直接攻读合作学校的硕士。那时候信息比较闭塞,被人忽悠一番后很容易心动。
后来网上爆出某个大红大紫人物的美国阿姆斯壮大学文凭是假的,因为那是一个野鸡大学。嚯!阿姆斯壮大学,这不就是当年小广告上的那个合作院校吗。进一步搜索了我还记得名字的小广告上的几所学校,有的出现在国内的“野鸡大学”名单中;当年的网红院士当校长的那所学校已停止招生;那所要打造“旅游界东方哈佛”的学校也早关门大吉了。野鸡大学的市场现在已大不如之前,毕竟可以很容易地借助教育部的平台查询真伪。野鸡大学这种忽悠已经过时,现在看只能是第一代忽悠。野鸡大学的市场之所以步入寒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被升级换代后的第二代忽悠抢走了部分市场份额。第一代忽悠是花钱买假文凭,第二代忽悠能够提供真的文凭,甚至还能符合人才引进的标准,尽管能够拿到的只是一个注水文凭。这种注水文凭除了近些年泛滥的水硕,二十多年前也广泛存在。有人辛辛苦苦读了几年,最后才发现居然还有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和自己师出同门,并且一起毕业。大多数情况下文凭只是一个敲门砖,要聚集资源还需要有头衔,第三代忽悠应运而生。第三代忽悠的应用群体主要集中在想借助头衔做讲座、揽业务的人群。这样的忽悠大师往往有着世界××、国际××、全球××等等吓人的头衔。在保健品销售、老年人讲座、长生不老研究等圈子里能够经常遇到这样的大师。第三代忽悠能够赚得盆满钵满,但和第四代忽悠比起来,不论是人脉的圈子还是资源的控制,样样差了十万八千里。“院士”头衔在国内就像是一个资源黑洞,能够吸引人力、物力、财力、权力。也正因此,国内院士头衔的争取不仅激烈,也水深龙多。第四代忽悠“野鸡院士”趁机打开市场。院士头衔有多重要,可以从下面两幅截图中窥见一斑。






第一代忽悠骗信息闭塞者的学费,靠的是无中生有;第二代忽悠钻空子,用真文凭的壳装注水的芯,适配文凭认证、人才引进的硬指标;第三代忽悠抓的是大众对“高大上”的盲从,靠国际头衔收割流量和信任;而第四代野鸡院士的横行,最戳人心痛的是它不是一个人的骗局,很可能是卖方、买方、甲方心照不宣的利益合谋。三方各取所需,被牺牲的是学术的尊严、科研的纯粹、学生及家长的信任,伤害的是那些熬心埋头苦干辛勤出成果的真正科研工作者的寒心。
忽悠的四代升级,从来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整个社会评价体系偏航的缩影。从学历内卷到帽子崇拜,从校园的学科评估到地方的人才考核,总能见到各种硬指标,却忘了指标背后的初心。学历是是一种经历,头衔是认可了价值,院士是表彰的荣誉。当这些评价标准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当评价只看有没有,不管真不真的时候,层层忽悠就会迭代而生,从第一代的野鸡大学,一路走到第四代的野鸡院士。
更可怕的是,这种风气会蔓延,会形成一种恶劣的示范。踏踏实实做研究,不如弄虚作假买个帽子。久而久之,踏实做科研的会沦为傻子,投机取巧的会被尊为精明。当“忽悠”成了捷径,当“合谋”成了智慧,受损的从来不是某一所高校、某一个地方,而是整个社会的创新根基和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