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收藏家庞莱臣的后人把仇英《江南春图》捐给南京博物院，结果被鉴定为假画，引发了巨大争议。万能的网友再次登场，找到多件相似的画作。我把其中一件和南博那件的局部图放在下面，请大家自己鉴别。

1号画作是网友“菊斋”发现的，收藏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老外起的画名是《水村行旅图》（Travellers in a Riverside Village）。作品画在绢上，署名“唐寅”——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署名唐寅，不是仇英。

2号画作是庞家后人捐给南京博物院的《江南春图》，画在纸上，署名“仇英”。

这两幅画太诡异了，构图高度相似，“你那边有的树，我这边一棵不少”，就连瀑布跌落的层数都一模一样。即使两位画家有心切磋画艺，也没必要画得如此雷同。

但两幅画的风格不同，1号画作（署名唐寅/美国藏）更精致，细节更丰富。1号画作里的部分细节，比如担子上的红布、楼阁里的坐墩，被2号画作（署名仇英/庞家捐）省略了。一般来说，时间越早的画作，细节越丰富，所以2号画作给人一种临摹1号的感觉。

事实上，1号画作更贴近仇英的青绿山水风格，描绘精细，用色典雅——只可惜，1号的署名不是仇英，而是唐寅。

唐寅，字伯虎，就是我们熟知的唐伯虎。他与仇英都是重要的明代画家，是苏州城里的名人，所以两人的作品常常被后人临仿和造假。相似的伪作，这幅署名唐寅，那幅署名仇英，是常有的事。

假如2号是伪作，那么1号就是真迹？也未必，1号相比真正的唐寅或仇英真迹还是差一点。

问题来了，如果2号画作（署名仇英/庞家捐）是伪作，那么1953年的时候，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为什么要点名征集这幅画，表示“非要不可”呢？

因为郑振铎想要征集的《江南春图》不是这一幅。

当时，上海文管会已经去庞家进行过多轮征集，又向郑振铎推荐了一些尚未征集的书画，其中就包括仇英《江南春图》真迹。万能的网友愣是从12000多页的《郑振铎全集》里扒出了上海文管会的鉴定意见。（网友“松雪斋密码”转引了这条信息，我不知道最初亲手扒《郑振铎全集》的网友是谁，在此一并致敬）

鉴定意见明确写道，画是仇英真迹，是精品，是仇英青绿山水的典型风格。

重点来了，为什么说这件真迹与2号画作（署名仇英/庞家捐）不是同一幅画？因为鉴定意见说，真迹是“绢本设色”，是画在绢上的，但2号画作是画在纸上的——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庞家后人捐给南博的《江南春图》是画在纸上的，所以不可能是郑振铎想要征集的那一幅。

真迹有没有可能被南京博物院掉包了？

不可能。因为庞家后人多次向媒体表示，庞家捐赠的《江南春图》就是拍卖预展上的《江南春图》，此事已经做了公证。

鉴定家谢稚柳先生就在上海文管会工作，所以他很可能早在1953年就见过真迹。所以，当谢稚柳、张珩、韩慎先三位先生在1961年到南京博物院鉴定书画时，恐怕“一瞬间”就判断2号画作（署名仇英/庞家捐）是伪作。

这些老先生看过的书画数以十万计，他们各自的专著最多也就收录一两千件书画的鉴定意见，所以2号这种“一眼假”的作品自然不会被收录进他们的专著。

既然2号画作是伪作，会是哪个时代的人造假呢？

我在拍卖公司官网看到一幅画，姑且编为3号，与2号画作放在一起，再次请大家鉴别：

2号和3号非常相似，令人惊叹！不仅树木的数量和瀑布跌落的层数一模一样，就连绘画风格也完全一致。

3号画作被私人收藏，同样画在纸上，署了两个名字——画面上的署名是“仇英”，题跋后面还有一个署名“马晋”。其中，“仇英”署名与2号几乎一模一样。

马晋是民国大收藏家庞莱臣的晚辈和好友。这幅画应该是马晋去庞莱臣家里，对着2号画作临摹的，所以画得像。

但一位网友的帖子让我开了脑洞。

网友“祥和居主人”看到另一件由庞家捐赠、从南博流入拍卖市场的画作《双马图》，认为画得很差，猜测是庞莱臣组织制作的“商品”。据称，优秀画家得到庞莱臣的信任后，可以进入庞老的书斋，协助其“复制备份”画作。

这时再看极其相似的2号和3号画作，有没有可能2号同样是一件“备份”呢？答案就留给专家研究吧。

真伪是任何文物研究的起点，也是这次热点讨论的支点。流出南博的画作究竟是真迹还是伪作，是明清伪作还是民国伪作，对事件定性具有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捐赠者的心意必须得到尊重，馆藏文物的流动必须合法合规，这无疑是所有关注此事的热心网友的共识。

至于一件伪作为什么能估价8800万元，这个问题我解答不了——谁估的价，大家去问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