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刀映月，铁骑凝霜。乾元二年（759年）的河阳三城，寒夜如铁，四十三岁的李光弼立马于黄河渡口的土城之上。他身披乌金铠甲，甲片上的霜花与手中陌刀的寒光交映，目光如鹰隼般掠过对岸史思明的大营——营中火光点点，隐约传来胡笳声，而他身后，三千陌刀手列成坚阵，骑兵的马蹄轻叩冻土，步兵正借着夜色挖掘地道，连黄河的流水，似也因这紧绷的杀机而放缓了流速。当他抬手示意“地道已抵敌营”，陌刀手的甲叶轻响，骑兵的缰绳微勒，一场扭转安史之乱战局的奇袭，即将在寒月下拉开帷幕。

李光弼的一生，如一尊镇守河阳的铁像，以谋略为刃，以忠诚为甲，以沉勇为魂，在大唐危局中，用“谋定后战”的智慧与“严毅治军”的魄力，重振唐军士气，更以多兵种协同的战术，为古代军事史留下不朽战例。他出身契丹贵族，其父李楷洛曾为唐朔方军将领，自幼“善骑射，通兵法，沉毅有大略”（《旧唐书·李光弼传》）。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军节节败退，玄宗仓皇出逃，李光弼临危受命，与郭子仪共掌朔方军——他守太原时，以“空城计+地道战”大破安禄山叛军，斩敌万余；镇河阳时，又以“坚壁清野+奇袭扰敌”，挡住史思明十万大军的猛攻，《旧唐书》赞其“光弼用兵，谋定后战，未尝败绩，军中号为‘战神’”。这份“常胜”的背后，是他对军情的精准判断，对战术的灵活运用，更是对大唐的赤胆忠诚。

河阳的地理命脉，注定了这场“镇守战”的生死意义。这座城地处黄河中游，北接太行山，南邻洛阳，分南城、北城、中潬城三城，横跨黄河两岸，控制着“河北通洛阳”的唯一渡口——安史叛军若拿下河阳，便可顺黄河东进，直取汴州（今开封），切断唐军的粮草补给；唐军若守住河阳，便能将叛军困在洛阳，为后续反攻争取时间。史思明深知其重要性，亲率十万大军来攻，“列阵于河阳南岸，昼夜攻城，矢石如雨”，而李光弼手中仅有两万兵力，且多为新募之卒。面对兵力悬殊，他没有选择硬拼，而是将河阳的“三城隔河”地理化为优势：南城屯粮，北城驻兵，中潬城设烽火台传递军情；又命士兵在北城挖掘十条地道，直抵敌营之下，既可突袭，又能监听敌军动向——这种“以地理为盾，以谋略为矛”的布局，正是他“谋定后战”的精髓。

他的战术智慧，在“地道奇袭”与“多兵种协同”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史思明为逼唐军出战，将俘获的唐军士兵绑于阵前，企图动摇军心。李光弼不为所动，反而下令“地道点火，突袭敌营后军”——地道中的士兵点燃硫磺，浓烟从敌营帐篷下冒出，叛军大乱，唐军陌刀手趁机从北城杀出，刀光如林，劈砍叛军阵型；骑兵则从东西两侧迂回，截断叛军退路；步兵紧随其后，清理残敌。《资治通鉴》记载此战“光弼命陌刀队居前，骑兵两翼包抄，步兵继后，斩敌三万余级，获战马万匹”，史思明狼狈逃窜，再也不敢轻易攻河阳。更难得的是，他擅长根据兵种特性调配作战：陌刀手“人墙推进，挡者必斩”，用于突破敌阵；骑兵“快速机动，迂回包抄”，用于截断退路；步兵“稳扎稳打，清理残敌”，用于巩固战果——这种“多兵种协同”的战术，远超同时代的单一冲锋，即便在后世也被奉为经典。这位契丹族裔的名将，更以“严毅沉勇”的作风凝聚军心。他治军极严，“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有将领因畏敌不前被他当场斩首；有士兵因奋勇杀敌，他亲自为其包扎伤口，并破格提拔。他与士兵同甘共苦，“军中有粮，先给士兵；军中无粮，与士兵同食野菜”，连唐军士兵都感叹“随李公作战，虽死无憾”。安史之乱中，唐军多因“将领骄纵、士兵涣散”战败，而李光弼的部队却“军容整肃，战力强悍”，成为大唐平叛的“中流砥柱”——他的存在，不仅守住了河阳，更守住了唐军的士气，守住了大唐复兴的希望。

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河阳古战场遗址（今河南孟州）触摸残存的城垣，在军事博物馆里看到陌刀的复原模型，在现代陆军演习中目睹“步坦协同、空地一体”的战术时，仍能感受到李光弼“铁骑镇河阳”的智慧力量。他留下的，不仅是一场经典的防御战例，更是一种“谋定后战、协同制胜”的军事思想——这种思想，在当代国防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征程中，愈发闪耀着时代光芒。如今，我们的人民军队继承他“多兵种协同”的理念，在联合作战演习中实现“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的无缝配合，打造“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现代化战力；我们的军事科研人员如他般“谋定后动”，在武器装备研发中精准定位战场需求，避免“盲目创新”；我们更从他“契丹族裔为唐效力”的事迹中，汲取“民族团结、共护家国”的力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始终如李光弼般，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而共同奋斗。河阳的月光依旧清冷，黄河的流水仍在奔腾，李光弼的铁骑虽已湮没在历史尘埃里，但他“谋定后战、协同制胜”的军事智慧，却如黄河的浪涛，代代不息。它指引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国防建设中，既要以“谋略”应对复杂局势，也要以“协同”凝聚强大战力，更要以“忠诚”守护家国安宁，让大唐锐将的智慧，在民族复兴的国防征程中，绽放出更璀璨的时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