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陈寅恪等算是中华两千年封建儒家最后的“君子”，“不奸不恶不贪不偏”（姑且当真），但他们的“成就”和“名头”主要来自封建旧儒及民国买办的包装利用，尤其今天很多自视“独立者”的自比。其“高尚偏执落魄的形象”大于“新旧典型”大于“国学概念”大于“学术学科价值”大于“儒家儒学儒生的反思、觉醒与变革”。

其新旧典型性就像躲在床底下摇身一变的“黎元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就被“抬上去”了。而其所谓的“国学”只有宽泛的概念框架而无充分的内容、思想和实用性支撑，虽涉及广泛学科，但顶多算是对古文、诗歌、历史、哲学等专一领域内且某一冷门选题的搜集、归纳和感受，只能算作对他人作品和存在事物的鉴赏，而非文艺创作或观点、思想、哲理上更深入深刻的凝结、论证和启示。

旁人总是拿其个人主观性的“鉴赏”当作“学术学科”或“成就”推广，以至于人们能知道他们的名字职业却不晓得也不想去晓得他们到底写了什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究竟有什么惊世骇俗可学可夸之处，让“一些人”推崇念至。而这种屡屡被抬高又显得无屁可放、放了也没人闻的反差感，暴露出他们及“国学”的“名头”虽响但毫无“市场”，如同自己写不出《红楼梦》，只能舔尝别人鼻息当做学问啃食的“胡同家”，也正如爱挂各种头衔的大师、教授、专家、公知、学者，即便言行并无错漏，但就是无法深得人心获享信服，或许因为“文人”（嘴叫者）总是给人脱离大众脱离实际的感触吧。

但若王国维陈寅恪能在新旧博弈的时代变迁中，真有独具匠心的思悟、努力和伟魄，比如揭露、改革和救赎儒家儒学儒生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非清高、沉沦甚至歇斯底里，未必不能在历史和大众心上留下深刻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