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春的延安窑洞里，李葆华端着粗瓷大碗，和警卫员谈起父亲李大钊时，脸上没什么悲壮，只一句“革命还得接着干”，然后仰脖把高粱酒灌下去。那一口烈味，像是把北伐失败后的屈辱一并吞进胃里。从那年起，许多老同志就记住了一个细节——李家大少爷，酒量好得吓人，却从不因喝醉耽误公事。

北平变解放后，李葆华被派去华北财经办，白天忙文件，夜里拉着三五干部研究“苏北经验”。桌上必摆一壶二锅头，凡是坐下讨论，就得先碰杯。有人打趣，这种喝法迟早把身体拖垮。李葆华不急，淡淡回一句：“酒能暖心，人得办事。”言语不多，却把多年战火磨出的倔劲儿显露无遗。

1955年，中央调他主政安徽。大别山深处灾情频发，他跑遍二十多个县，足迹踏穿胶底鞋。基层干部回忆，那年冬天山里没旅社，大家围着灶台烤玉米，李葆华提着一壶土烧，边喝边问“今年亩产能冲到多少”。一线查看、当晚开会，第二天再上山——连轴转的日子练出惊人耐力，也让安徽人服气。

时间跳到1962年3月初，东海岸风大，华东局例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内容本就紧要，书记们到场齐全，气氛却不见沉闷。原因很简单：李葆华、江西一把手杨尚奎和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好久没见面。水静出身皖南，又在游击区摸爬滚打多年，她那句“咱们女同志也能端海碗”早传成佳话，酒量同样远近闻名。

会务结束，当地领导按惯例设宴。圆桌旁，菜还没下齐，掌声、笑语就先炸开。李葆华举杯向水静示意，瓷碰声清脆。有人起哄：“比比，谁先红脸？”一句话把气氛炒热。两位当事人互看一眼，笑而不语——杯里白酒翻涌，动作像走队列，一干就是一整杯。

敬一圈，众人见好事，接着往两人杯里添。桌面热闹，墙角的服务员都忍不住侧目。水静脸上挂着浅浅红晕，手却稳。李葆华原本肤色白，酒色一上来，好像落了层胭脂。十来杯下肚，他微微晃，水静却仍坐得笔挺。杨尚奎看出苗头，赶紧伸手按住妻子的酒壶：“再喝，老李下午还得赶火车。”一句嗔怪才算刹住车。

接近正午，工作人员扶着李葆华回客房休息。没睡多久，他就醒来，拍了拍额头，确定没有耽误列车时刻才松口气。车厢里，同行秘书半开玩笑：“书记，这趟可算没让咱安徽出丑。”李葆华笑道：“喝归喝，事归事。”他仰坐靠背，闭目养神，以免眩晕。

几周后，同一批干部在上海集中研究外贸问题。会场外的走廊，李葆华远远看见水静，先板起脸：“上次你猛灌，把我折腾坏了。”语气带着笑，但又像认真。水静扬眉：“我是陪家乡父母官，你敢不喝我敢不陪？”四周响起善意的哄笑，让紧绷的会务空气顿时舒缓。李葆华摆手：“这回改喝茶。”水静不服气地眨眼，却没再争。

边上的杨尚奎接茬：“要不是我拦着，你俩现在怕是得请卫生部救援。”调侃声中，三人观念一致：酒桌上可较真，岗位上更要较真。短短数语，却折射出干部之间的信赖与分寸。

李葆华后来调任轻工业部部长，又在全国政协分管经济工作，一路繁忙，却仍记得那场“南京酒局”——不仅因为酒，还因为酒局里对同志情分的珍惜。多年以后，他偶遇安徽老下属，对方说起那天的传闻，他摆摆手：“真正比的，是谁能多为老百姓做事，酒量算什么。”言尽于此，话题戛然而止，却把初心亮得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