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将领（包括蒋介石在内）之间，无论公事私谊，互相称兄道弟，实际上是前清官场的流风余韵。

在清季官场，即使作为封疆大吏的督抚，对下面的司道甚至府县一级的官员，表面上都十分客气，自称时往往是“兄弟我如何如何”。

但这种客气是单向的，是上级对下级或资深官员对资历浅官员的一种“专利”。

作为下级，你不能反过来和上级“称兄道弟”，要恭恭敬敬地称督抚“制台、抚台”。

比如蒋介石经常和下属称兄道弟，但作为下属，你不可以真正把委员长当成“兄弟”，称其为“介石兄”，而要毕恭毕敬地称“委员长”或“总统”，黄埔生为显亲近可称“校长”。

国军将领从资历和辈份上，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代：

第一代以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以及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人为主，当时的陆军速成学堂有个留日预备班，蒋介石和张群，就是1908年的速成学堂留日班的。

速成学堂的毕业生，在北洋军阀时期，是军界中坚，叱咤风云的人物，比如靳云鹏、吴禄贞、唐继尧、吴佩孚、孙传芳等。

段祺瑞自从跟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开始，长期兼任随营学堂的监督，后来又兼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总办。

北洋时期整个北方的军界要人，大部分出自段祺瑞门下，连吴佩孚见了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老师，不过因为吴佩孚驻军衡阳时和段祺瑞唱反调，搞得段老师下不来台，有回叫老师，段祺瑞装没听见，不搭理他。

至于北伐以后依旧活跃在舞台上的速成学堂毕业生，就是少数了，基本是最后几期的小字辈，有蒋介石、阎锡山、张群、程潜、李济深、何应钦、陈仪等人。

第二代以出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2年在已停办的速成学堂基础上改组而成）的军人为主，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余汉谋、傅作义等。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八任校长，有五任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校长以下的教育长、教官等，也多由日本士官生担任。

而陆军军官学校的很多毕业生，后来又成为第三代“黄埔生”的教官。

这就使得这三代人之间，有了一种比较明显的师承关系。

这三代军人，同代之间或对下一代的可以称兄道弟，但下一代对上一代则不可称“兄”。

然而许多影视剧编导，却经常在这方面闹笑话。

比如2021年播出的长篇历史剧《大决战》，众星云集，也算是大制作了，这种称呼上的小错误却随处可见。

剧中傅作义、卫立煌为示亲近，对小辈的杜聿明和廖耀湘“称兄”，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杜聿明、廖耀湘反过来也称傅、卫“宜生兄”、“俊如兄”，就不合规矩了。

傅作义出身保定系，而杜聿明是黄埔一期，杜对傅应称职务或“宜公”。

至于卫立煌虽非保定系出身，但在军中资历很老，曾做过孙中山的卫队排长，并且在东北是廖耀湘的直接上级，廖应称“卫长官”或“如公”。

此外像《解放》、《破晓东方》等剧，也出现过黄维称白崇禧“健生兄”、汤恩伯称李宗仁“德邻兄”这样的笑话。

值得一提的是1989版的电影《开国大典》，在这方面就比较严谨，比如对于黄埔一期的杜聿明，陈毅以职务相称，并表达了应有的尊重，而杜聿明则自称“败将”，这都是比较符规矩和史实的。

除了称“兄”，也有称“弟”的。

但没有称“兄”那么普遍，因为只适应于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对资历、职务明显低于自己的，为了表示谦虚和借重对方，自降身价，以示亲近，称对方“弟”。

比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生李仙洲负伤，蒋介石去电慰问，电文中称“仙洲吾弟”。

蒋以黄埔校长之尊，称自己的学生为“弟”，可谓是用心良苦。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互相之间有结拜关系，盟兄称呼盟弟，这是“真弟”。

比如冯治安死后，大部分同僚送的挽联抬头都写“仰之吾兄”，只有刘汝明、秦德纯、石敬亭三人写的是“仰之吾弟”，就是因为他们有结拜关系，并且冯治安年龄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