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多年的一种说法是:私营的就是效率高、更自由、更进步,公家的就是陈旧落后、拖累发展。有人照单全收,跟着把国企骂得一无是处,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公”字。
可很少有人追问:我们每天享受的低价快递、平价粮油、四通八达的公路和随叫随到的公共服务,背后究竟是谁在托底?
要回答“谁在抹黑”,先得弄清“公有制到底是什么”。
很多争论之所以吵不出结果,是因为大家连概念都没对齐。一种很有启发性的思路,是从所有制最原始的定义出发,用几个思想实验把它拆开来看。
先设想一个极端场景:如果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把全世界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攥在手里,从工具、设备、流水线、车间、工厂,到土地、淡水、能源,甚至空气,其他人的处境会是什么样?
刘慈欣的小说《赡养人类》写的正是这样的世界,书里把这种人称为“终产者”。现实中会不会出现终产者?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搞清楚所有制究竟怎么定义。不妨从一个身边的小例子说起。几个程序员凑在一起,打算接一些软件外包的私活。
公司还没注册,出资比例没谈,只是粗略设想了一个架构:要有人出去跑客户、签合同,要有产品经理画原型,要有技术主管统筹排期,要有一线开发敲代码,但具体谁干什么还没定。这样一个小团队,算什么所有制?
判断的标准,在于哪种生产资料相对稀缺,以及它在生产过程中是否起决定性作用。
如果订单很少,能拉来客户、签下合同的人就最关键,这个团队实际上就是“业务员所有制”;如果订单多到做不完,决定团队能消化多少活的是管理和调度能力,那它就更接近“技术主管所有制”。先看订单稀缺的情形。
大家一打听,发现成都有位李总手上项目很多,团队里一个叫狗蛋的成员主动请缨,说愿意为大家牺牲,去跑业务。狗蛋就成了这个业务员所有制的“第一代”。
可干着干着,狗蛋抱怨说,有人绕过他私下联系李总,偷偷接活,损害了集体利益。大家一番清查之后,定下一条内部规矩:除了业务员,谁也不许私自接触客户。
到这一步,业务员对关键生产资料的垄断,就被一纸制度保护了起来,就像法律保护私人的产权和物权一样。好景不长,狗蛋渐渐飘了,多吃多占、私拿回扣,不少人心生不满,有人站出来说自己也能跑业务。
可李总偏偏很认狗蛋,临阵换人可能丢单,大家只好和狗蛋商量好回扣比例,让他别太过分,分配从此开始不公。
直到有一天狗蛋拿得太狠,开发人员的报酬被一再拖欠,大家消极怠工,订单交不了货,团队只好另派一人去成都公关,总算把李总争取过来,狗蛋被晾到一边,“第二代”业务员诞生了。人换了,业务员所有制本身却纹丝未动。
再后来,狗蛋自己拉起一伙人,把李总整个撬走了,原来的团队陷入停摆。到这时,这个团队的所有制也就不复存在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生产资料只有在能被激活、投入生产的时候,才谈得上所有制。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烂尾交不了房的毛坯楼、租不出去的报废设备、开不了工的厂房,名义上都有主人,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生产。
换一个剧情:狗蛋趁着行情差、订单少,又欺负李总不懂技术,自己招来一批程序员替他干活,还故意压缩团队规模,让每个人都超负荷加班。程序员们累得没空想别的,更没精力私下去找李总,狗蛋就能把剩余价值榨到最大。
这时,所有制就变成了社会上最常见的资本所有制、股权所有制。有个细节值得一提:狗蛋抠门,配的电脑卡得要命,有的程序员干脆自带电脑上班。
这会不会改变所有制的性质?不会。虽然员工自己的电脑也在参与生产,但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订单和客户关系,仍然握在狗蛋手里。
这就像奴隶社会里,监工可能自备皮鞭、保管铁锹,封建庄园里,农奴可能自己打两把锄头,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决定性的场地、土地和设施被奴隶主、庄园主牢牢掌握,所以整体上仍是奴隶主所有制、庄园主所有制。
马克思对所有制的论述本来很清楚,只是他习惯抓主要方面来定性,没有一一展开次要方面,才让不少人产生了误解。带着这个定义,再回到终产者的问题。
按照小说的设定,终产者占有全世界的生产资料,通过机器为其他人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同时用机器镇压反抗,其他人在他眼里就像另一个物种。可这样的社会,真能叫“终产者所有制”吗?
一个碳基生命不可能盯着几十亿人逐一投喂,它最可能建一个统一的调度中心,让人工智能去匹配人们的需求,指挥工厂和农场的机器生产生活必需品。这样一来,调度中心和所有机器都是围着这些人运转的,人一旦消失,它们也就脱离了生产。
从事实上的所有制来看,这个社会并不属于终产者。终产者给机器写下的规则,比如永远服从命令、别让人饿死、也别让人过得太好,相当于这个社会的最高宪法,可它和事实上的所有制是脱节的。
终产者心血来潮制造灾难,甚至毁灭整个文明,更像洪水、地震、小行星撞地球一样的不可抗力。
玩过大型策略游戏的人或许能体会:你理论上拥有整个游戏程序,你的一个念头可能决定成千上万个虚拟角色的生死,可在你操作的间隙,那些角色依旧按自己的脚本运行,对它们来说,你和一场天灾没什么两样。那公有制又是什么?
再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五百人乘飞船移民到一颗星球,那里没法种地,只有一种神树结出的果子能满足人的全部营养需要。
每棵树一天结五枚果子,一枚就够一个成年人吃一天,但树周围必须二十四小时有人看着才肯结果,而全星球只有五十棵,稀疏地散在大平原上。一开始,五百人分成几拨轮流守树,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半枚果子,饿得半死,这算是短暂的原始公有制。
很快大家撑不住了,五十个胆大的头目各自宣布占有一棵树,寸步不离地守着,再用果子雇四个人帮自己警戒,形成一个个“神树集团”,这就是私有制的变体。其间集团之间争斗不断,主人可能换来换去,但神树私有的格局不会动摇。
转机出现在有人发现神树可以移栽,而且几天就能长成。神树数量一下翻倍,神树集团在几天之内土崩瓦解,大家又回到轮流照看的状态,终于有空搞点别的营生。
后来大家觉得频繁轮岗太麻烦,干脆让一半人专职守树。这时情况就微妙了:神树是决定性的生产资料,却已经不再稀缺,谁都可以拿着种子去别处再种。
于是大家形成了默契,守树的人不搞垄断,干副业的人也不自己另起炉灶,这个星球短暂地进入了公有制。等神树多到连成一片森林,人们只在需要时找棵树守上一天,就能领到五天的口粮,这就进入了社会所有制。
这个寓言揭示了几个反直觉的事实。其一,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都是混合所有制,即便在原始社会,森林、湖泊、石块是全社会共享的,猎场、渔场则归部落共有;到了农业社会,大型水利和道路也是公共的,只是这些成分不起决定作用,比重也低。
其二,一个社会是什么所有制,取决于那些决定性的、相对稀缺的生产资料归谁。其三,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所有制,会逼着落后的所有制往上走。
这里的先进生产力,不是单纯指产量更多、速度更快,而是能更大程度地满足更多人的需要。回到现实。
以农业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十年,通过群众动员修建了大量水利设施,在农村集体化的推动下,良种培育、农业机械、化肥生产这些支撑农业的工业门类逐步成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农业产能已经基本能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
按市场规律,富余的产能应该按市场价出售;可国家通过补贴种子化肥、提供农机服务、包揽收储加工运输等环节,把粮价维持在低位,腾出空间,让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城把其他产业做大做强。
代价是农民种地赚不到钱,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简单抬高粮价,而是让农民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物流也是一样。
国家修了覆盖全国的公路网,以较低的通行成本带动了运输业的繁荣,催生出一批快递巨头;同时还有一个也许慢一点、却便宜而覆盖广的邮政在托底,逼着整个行业不断把价格往下压,又为电商的普及腾出了空间。代价是做物流、做电商越来越难赚钱。
导航软件、免费的信息发布平台、享受补贴的家用光伏、饮料厂商免费投放并负担电费的便利店冰柜,这些看似商业化的东西,身上都带着社会化的影子。
从这个角度看,公有化和社会化会自下而上不断蔓延,逼着资本往产业链更高处走;人的主动作为,还能让这个过程大大加速。
对普通人来说,这也意味着未来的商业竞争,是两种扩张方式的竞争:一种是资本式的,靠资金、知识产权和信息差快速入局、快速收割、快速离场,因为随着社会化的推进,各行各业的红利期只会越来越短;另一种是社会化式的,顺应甚至推动行业向社会化过渡,主动去改造那些存在信息差、封闭和垄断的环节。
一份工作、一门手艺吃一辈子的日子,大概一去不复返了。2025年那场关于餐饮预制菜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
预制菜本身不是坏东西,只要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标准,没有什么好反对的,我们每天都在吃。它的意义在于让标准化的口味与营养变得更便宜,而不是靠信息不透明,让消费者花现做的钱吃加热的菜。
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方向,整体上是不会倒退的。把这些道理串起来,就能看清“谁在拼命抹黑公有制”。
公有制和社会化最大的作用,是把决定性的生产资料从稀缺变为不稀缺,把少数人的垄断变为多数人的共享,把一些行业的暴利压成微利。谁最不愿意看到这一点?
是那些靠垄断稀缺资源、靠信息差和封闭性赚快钱的人。把公共服务私有化,把基础设施变成收费站,把托底的保障变成生意,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划算的。
扎心的地方在于,很多跟着骂公有制的人,恰恰是公有制托底的受益者。他们吃着平价的粮食,用着便宜的快递和网络,走着国家修的路,却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甚至认为是私有化的功劳。
等到哪天水电气暖、医疗教育都按纯市场规则定价,才会明白托底的意义有多大。当然,捍卫公有制不等于否认市场的作用,更不是为国企的低效和腐败开脱。
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本来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民营经济贡献了大量的税收、就业和创新。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公”与“私”的标签,而是那种把关系民生的关键领域变成少数人提款机的企图。
看清所有制的本质,才能不被口号带着走,也才能在时代的变化中,找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