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兴元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带着母亲、妻子、孩子，还有一百多名骑兵，往北投了匈奴。临走之前他干的事，是围攻汉朝在车师后部的屯田城且固城，"杀伤吏士"。按汉家的法度，这不是普通的罪，是要株连的那种。
至于为什么反，《后汉书·西域传》只给了三个字：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戊部候是戊己校尉底下的属官，秩比六百石，跟县令同级，管的是屯田区的斥候与戍卫。而对面是一国之王。为一个六百石的军官，国王反了。"遂忿戾反畔"——发作得很难看，且毫无铺垫。这场叛乱没有檄文，没有盟约，也没留下半句控诉，只剩一个"忿"字。
戊部候这个位置本身就有讲究。它是永元三年重设戊己校尉时一并添出来的，驻地就在车师后部的候城，与戊己校尉互为掎角。汉朝把一套自己的屯田、戍卫与侦察班子，直接安在了后部王庭身边，不受王的管辖，也不归王调度。一个国君在自己的国里过日子，旁边立着随时能把他的动静往东边报的机构。一朝一夕相处下来，"不相得"不像脾气问题，倒更像位置摆出来的毛病。
翻脸的代价来得很快。后部候炭遮领着剩下的人脱离他，向汉朝官吏投降。阿罗多一下没了退路，"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一个国王的全部本钱清点下来，是一百多骑，加上车里坐着的母亲和妻儿。
汉这边要补这个缺。敦煌太守宋亮上奏，立后部故王军就的质子卑君为新王。军就这个人，在同一卷里有前科：永宁元年，他跟母亲沙麻一起反叛，杀了后部司马及敦煌行事，几年后被长史班勇打得大败、斩首。三十年后，汉廷在这个家族里翻来翻去，找得出来的继承人还是那位叛王的儿子——一个从小扣在汉地做人质的孩子。
车师后部的王位，从来不是他们自己说了算。永元八年，戊己校尉索頵要废后王涿鞮、改立破虏侯细致，涿鞮起兵反抗，汉军追到匈奴境内把他斩了，改立其弟农奇。后来班勇破斩军就，又拥立加特奴。六十来年，几个名字在这顶王冠之间倒手，每一份批文都出自汉廷。只是这一次，汉廷批下来的那个人，没能坐住。
不过多久，阿罗多从匈奴那边回来了，"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这几个字里藏着最扎人的一句：汉朝正式册封的王，争不过一个从敌国跑回来的叛人；国人的心往哪边倒，史官写得很克制，只用了"颇收"两个字。
戊校尉阎详算了笔账。他担心的不是阿罗多本人，是"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怕这个人身后跟着匈奴骑兵。于是阎详"开信告示，许复为王"：把条件写明白，公开传布，承诺恢复他的王位。这四个字值得停一停。不是诏书，不是册命，是一张开诚布公的书面保证。阿罗多见了告示，才到阎详营中去降。一个国王居然是在看清对方的白纸黑字之后，才敢走过去。
最后是整件事里最不像样的一段收梢："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先把当年发给卑君的那枚印绶收回来，再给阿罗多戴上；然后把卑君送回敦煌，划出三百帐车师后部的人，从王国编制里单拎出来归他役使，靠这些人的税养着他。范晔特意在这句后面注了九个字："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连写史的人都觉得这个单位需要翻译。
这笔安排里，每一样东西都可称量。王位是一枚印绶，收得回来、发得出去；废王是被安置在敦煌城里的一个人，随身带着三百帐同乡，替他交租。至于阿罗多：杀过汉吏，投过匈奴，回来争国，然后名正言顺地在王位上坐了下去。《后汉书》再没提他的下场，也就是说，之后再没出事。反叛的人赔进去不到两年，被立的人赔上了整个位子，还得带上三百户乡亲跟着搬家。
真正说明问题的，是这一年附近的兵数。往前数五十七年，永元九年，汉朝为了换一个车师王，遣将兵长史王林发凉州六郡兵及羌胡二万余人出塞，斩首千余级。阳嘉四年，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合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共六千三百骑救车师，在勒山失利。元嘉元年，伊吾司马毛恺派五百人出战，全军覆没；同年夏天，敦煌太守司马达率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四千余人救伊吾，呼衍王闻风退走，汉军"无功而还"。到永兴元年，阎详手里能动用的东西只剩一张告示。从两万到四千到零，中间只隔了半个世纪多点儿。
"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这句注脚里其实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算法：中原按户征收，草原按帐计数。三百帐从王国的编制里被摘出来，挂在敦煌的名下吃税——一套游牧的账目，被塞进了农耕的税册。至于阿罗多，他留在史书里的全部内容加起来不到两百字，写的是他一生唯一被记下来的那件事：一次反叛，一次流亡，一次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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