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妈在眼前，周作人却偏偏叫她“鲁迅的母亲”。

这不是旁人误称。

一九五三年，上海出版公司印出《鲁迅的故家》，作者署名“周遐寿”。书翻到“鲁老太太”一节，开头就写：“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纸页上几个字很平，读到后来却扎手。

周遐寿，就是周作人。

鲁瑞，是鲁迅的母亲，也是周作人的亲妈。

绍兴会稽安桥头，鲁家人聚居的地方。鲁瑞从那里嫁进周家，新台门里，先后生下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几个儿子。

她没有正式进过学堂，却能识字看书。年轻时看弹词、说部，六十以后到了北京，桌上每日放着大小报两三份，看完便同家人谈时事。

她还放过脚。

旧时女人的小脚，是规矩，也是绳子。鲁瑞把那绳子松开，旁人说闲话，她听着，也不急。

这样的老太太，周作人不是不懂。

他写她“性和易”，也写她“强毅”。写她看报，写她谈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蒋介石诸人，写她好恶分明。

可一到称呼上，他把“妈”字收了起来。

这事最刺耳的一次，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之后。

十月十九日，鲁迅在上海病逝，五十五岁。消息传到北平，周作人没有立刻停下课。他照常到北京大学讲《六朝散文》，课毕，才说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他没有说“我母亲”。

西三条的屋里，鲁瑞听见大儿子的死讯，腿发软，坐到床沿上。她缓过气来，看着老二，撂下一句：“老二，我以后就全靠你了。”

周作人的答话也短。

“我苦哉！我苦哉！”

话不好听，事他后来还是做了。一九三八年一月起，母亲的生活费由他承担，每月五十元。

钱给了，称呼仍旧冷。

抗战初期，北平局势已变。叶公超、常风等人想劝周作人南下昆明。北平的屋里，周作人坐着，算起一家的账。

他说，在北平每月有二百元便能维持，不必南行。接着一句更重：“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

屋里人听见了。

那不是外人家的老太太，是他自己的母亲；“他的女人”，指的是朱安，鲁迅的原配妻子。

这一句里，鲁瑞被放到了鲁迅名下，朱安也被放到了鲁迅名下。周作人像在交一张账单：谁是谁的责任，谁又落到了他的肩上。

账算得清，亲情却隔开了。

根子早埋在八道湾十一号。

一九一九年，鲁迅卖掉绍兴祖产，买下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三进四合院里，母亲、朱安、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两房人，曾经同住一处。

一九二三年，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后来住到西三条。母亲鲁瑞跟着大儿子，朱安也跟着大儿子。

三个儿子，从此分了屋檐。

鲁瑞心里也有一杆秤。她同邻居俞芳闲谈，说老二爱整洁，性格和顺。小时候去三味书屋，家里给鲁迅买的是带抽屉的书桌，轮到周作人，家道紧了，只能拿旧桌去。

周作人没有闹。

鲁迅去南京，家里凑了八元；周作人去南京，钱少得多。鲁瑞同他说明白，他也高高兴兴走了。

可长大以后，周家的担子多半先压在鲁迅肩上。鲁瑞也看得明白，后头两个儿子，多少养出了依赖。

鲁迅一死，担子挪到周作人身上。

他接了，却不亲近。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鲁瑞在北京去世。临终时，守在身边的是周作人。

北平西三条的屋里，床边放着报纸，老人已经看不动了。周作人站在床前，替她料理身后事；纸上写她时，仍是鲁老太太，仍是鲁迅的母亲。

那一声“妈”，他终究没有写下来。

参考资料

一、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三年版。

二、常风：《逝水集·记周作人》。

三、俞芳：《谈谈周作人》。

四、黄乔生：《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周氏兄弟与八道湾十一号》，《光明日报》二〇一五年十月六日。

五、新华社“历史上的今天”：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