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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从“郊寒”到“温情”,一盏灯、一首诗,治愈了千年的漂泊

元和九年的溧阳县衙,后半夜的寒气从砖缝里钻进来,把案上的油灯裹得只剩一点昏黄。六十三岁的孟郊缩在粗布袍里,手指捏着支磨得

元和九年的溧阳县衙,后半夜的寒气从砖缝里钻进来,把案上的油灯裹得只剩一点昏黄。六十三岁的孟郊缩在粗布袍里,手指捏着支磨得发亮的木笔 —— 笔杆上的纹路早被他摸平,笔尖还沾着昨天抄诗时的残墨。他盯着纸上 “慈母手中线” 五个字,忽然想起母亲寄来的棉衣,针脚密得像春草,有几处还留着线头,是母亲眼睛花了没剪干净。

灯花 “啪” 地爆了,溅在他冻裂的手背上。他没躲,反而把手背凑到灯前,看着那点火星慢慢灭了,像想起四十六岁那年春天的长安。

那是贞元十二年,孟郊第几次赴考已经记不清了。考前他住在长安城南的破客栈里,墙漏风,夜里得裹着所有衣服睡觉。有天早上起来,发现砚台冻住了,他就把砚台揣进怀里,用体温焐化墨汁,抄自己写的《落第》诗,抄到 “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 时,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一个黑圈。

放榜那天,他挤在人群里,头都不敢抬。直到有人拍他肩膀,是韩愈,手里拿着张皱巴巴的榜文,指着 “孟郊” 两个字喊:“你中了!” 他以为听错了,伸手去摸榜文,纸角刮得他手指生疼,才敢相信。那天他骑着借来的马,在长安街上跑,春风吹得他头发乱飞,忽然诗兴上来,从怀里摸出笔,可墨汁早干了,他就蘸着唾沫写,写在马背上的布垫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写完后,他自己先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 这年他四十六岁,头发都白了一半。

其实早在二十岁,孟郊就背着书箧隐居嵩山。住在山脚下的破屋里,冬天没柴烧,他就把诗稿拆了烧火,烧到一半又赶紧抢出来,拍掉灰继续抄。有次山里下大雨,屋顶漏得厉害,他把唯一的棉被盖在书箱上,自己蹲在墙角发抖,嘴里还念着刚写的诗句。那时他写信给朋友,说 “我要考科举,不是为了做官,是想让母亲知道,她儿子的诗能被人看见”。

贞元七年,孟郊第一次落榜。他在客栈里把所有诗稿堆在地上,想一把火烧了。火刚点着,韩愈来了,一脚把火踩灭,捡起烧了一半的诗稿,拍着灰说:“你的诗比长安的榜文结实,烧了可惜。” 孟郊别过脸,说 “我都三十多了,还让母亲担心”,韩愈没劝他,只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他,说 “明年再考,我陪你”。后来孟郊常说,韩愈的棉袄比家里的棉被暖,因为棉袄里裹着 “懂诗的热气”。

中举后第三年,孟郊被任命为溧阳县尉。县衙里的人都笑他,说 “这么大岁数才当县尉,还天天抱着诗稿不理事”。有次县令找他,说 “县里的赋税还没收齐,你倒好,天天去河边写诗”,孟郊没辩解,只把刚写的《秋怀》递给县令,县令看了半天,说 “‘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写得太苦,不像当官的人写的”,孟郊笑了,“我本来就不是为了当官能写诗的”。

任上第四年,孟郊收到母亲寄来的棉衣。打开包裹时,他发现里面有个小布包,包着几枚铜钱,还有张字条,是母亲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的 “天冷,多买些炭火”。那天夜里,他坐在灯前,摸着棉衣上的针脚,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给她缝衣服的样子 —— 母亲坐在油灯下,他趴在旁边看,针脚歪了,他就指出来,母亲笑着说 “等你长大了,娘就缝不动了”。想着想着,灯花又爆了,溅在棉衣上,烫了个小洞。他赶紧用手去揉,忽然有了诗兴,提笔写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写 “意恐迟迟归” 时,他犹豫了,怕 “迟迟” 两个字让母亲难过,可想了想,还是写上了 —— 他确实很久没回家了。

元和六年,孟郊的母亲去世了。他连夜从溧阳赶回家,路上摔了好几跤,膝盖都磨破了。到家时,看见母亲的灵位前摆着他早年写的诗稿,都是母亲一页页抄的,纸页都黄了。他跪在灵位前,把《游子吟》念给母亲听,念到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时,他拍着灵位哭,说 “娘,我还没让您享过福”。后来他把母亲的针线筐带在身边,筐里有根断了的针,他总带在身上,说 “看见针,就像看见娘在缝衣服”。

晚年的孟郊越来越穷。元和九年冬天,他得了重病,躺在病床上还在改诗。有次朋友来看他,见他把诗稿铺在被子上,用冻得发紫的手指指着 “寒灯” 两个字,说 “这个‘寒’字不够冷,要改”,朋友劝他 “先养病,诗以后再改”,他摇头,“我怕等不到以后了,这些诗要留给母亲看”。

去世前三天,孟郊把所有诗稿整理好,交给朋友,说 “把这些诗存好,要是有人问起,就说这是一个游子写给母亲的诗”。他还把那支磨平的木笔放在诗稿上,笔杆上刻着两个小字 “念母”—— 是他中举后偷偷刻的,怕别人看见,刻得很浅。

如今我们读孟郊的诗,总记得 “春风得意马蹄疾” 的畅快,却忘了那畅快背后,是几十年的寒灯苦读;总感动于 “慈母手中线” 的温情,却忘了那温情里,藏着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愧疚。他一辈子想靠写诗让母亲骄傲,可等他终于中举,母亲却没等到他风光回家;他写了一辈子苦诗,却把最暖的句子给了母亲。

就像他那支磨平的木笔,笔尖蘸过长安的春风,也蘸过溧阳的寒灯,可最后落在纸上的,还是母亲缝衣服的线 —— 那线比长安的榜文长,比溧阳的寒灯暖,从唐朝一直牵到现在,牵在每个游子的心里。每当有人念起 “慈母手中线”,就像看见元和九年的溧阳县衙里,那个缩在粗布袍里的老人,正对着灯花,一笔一笔地,把对母亲的想念,刻进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