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集释〉点校》，李翔翥点校，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4年3月版。

《文选集释》二十四卷，清泾县朱珔撰。《清史稿》、《续清朝文献通考》有著录。

清嘉庆、道光两朝是“选学”发展之巅峰期，朱珔堪称同期内众多“选学”名家之翘楚。他学问广通，研治《文选》超轶时贤，开“选学”研究蹊径，启推来者之处甚夥。

朱氏晚年辞官家中，以教授著述为务，主正谊书院期间，成《集释》一书。该书《自序》谓“李氏当日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至绝笔之本乃愈详，其不自域可知”。故《集释》亦屡有增删，盖以李氏为法。

今观此书一千七百六十七条，按照《文选》选文篇次排列，征引众说，兼存互析，后下己意，颇似读书札记。为朱氏穷日孜孜，左右采获，锱铢积累以成是书。

朱氏通经博学，时人以为与桐城姚鼐、阳湖李兆洛鼎足而三之大儒。《集释》一书重征实之学，于地理、名物考订綦详，可谓开《文选》“地名学”、“名物学”之菑畬。此为该书有功于“选学”尤其突出之处。

朱珔小像

《自序》言《文选》一书“自象纬、舆图，暨夫宫室、车服、器用之制，草木、鸟兽、虫鱼之名，训诂之通借，音韵之淆别，罔弗具焉”。

朱氏则旁征博引、荟萃群言、追本溯源、精心考订，并引伸推阐，畅宣其旨，足补李氏所未逮。故此可见朱氏在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版本、校勘、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名物、人名、地名、典制诸方面之详案。

清代治“选学”者众，且大都有论著校勘。《集注》一书既有援引曩哲，又兼及时贤之说，更有不乏对其商榷订正之处，此亦是该书大有裨于“选学”者。如何焯《义门读书记》、余萧客《文选音义》、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孙志祖《文选李注补正》、王念孙《读书杂志》、胡克家《文选考异》、张云璈《选学胶言》、梁章巨《文选旁证》、胡绍煐《文选笺证》等诸书之失，皆有考辨。

该书博大精深，阅读不易，故此笔者不揆檮昧，罄竭绵力，予以繁体校点。朱氏所征引文献，悉查核原书，点断引用文献之起迄，同时亦校证剞劂之讹。

《文选集释点校》

有清一代，学术昌明，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着力处则遍稽群籍，折衷是非，于经史子集，缵述无遗，往往真能发蒙振落。

以小学研求集部，邃密于《文选》者，注家蠭起，著书闳富，开选学之鼎盛时代。钱锺书先生说：“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1]

《清代文选学名著集成》

乾嘉时期，古学大兴，学者们承袭顾炎武求实之学风，以考据学推进《文选》之研究，在《文选》之文字、音义、训诂、注释、校勘、版本、评点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涌现出一批选学名家，如洪若皋、姜宸英、顾施桢、何焯、汪师韩、余萧客、许巽行、于光华、段玉裁、孙志祖等。

嘉庆、道光两朝是选学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段的选学名家有王念孙、张云璈、石韫玉、顾广圻、梁章鉅、薛传均、胡绍煐等人，朱珔便是同期内众多选学名家中的翘楚。他学问广通，研治《文选》角度多端，涉及范围广泛；他超轶前人，开选学研究蹊径，启推来者之处甚夥，其所撰《文选集释》一书，更是治选学的集大成之作。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专列‘文选学家’一项，并列举出何焯、余萧客、汪师韩、张云璈、朱珔等十五家[2]，亦足见朱氏治《文选》之成就。

朱珔（1769—1850），字玉存（一说兰坡），号兰坡（一说兰友、学坡），安徽泾县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十年(1805)，散官授编修。十一年(1806)，充武英殿纂修、国使馆协修、实录馆校勘官。十二年(1807)，典山东乡试，充国史馆、文颖馆纂修。十八年(1813)，充日讲起居注官，擢右春坊右赞善。十九年(1814)，迁中允，教习庶吉士，晋洗马，寻除侍讲，充国史馆总纂。二十一年(1816)，教习庶吉士，与修《明鉴》。二十二年(1817)，坐承纂官累，左迁编修，充国史馆提调。二十五年(1820)，分校礼部试。

道光元年(1821)，直上书房，召对，褒勉有加，赐赉不胜纪。二年复校礼部试,迁赞善。以养母汪氏患病，乞养归。歴主锺山、正谊、紫阳书院二十有五年，遂不复出。道光三十年（1850）卒，年八十有二[3]。

朱珔像赞

朱氏爱书如命，学有本原。以经学名家，治经尤留心文献，搜讨古训，不隅守一家之说，必求其心之所安。教士亦以通经学古为先，以实学造士，成就甚众。

朱氏又擅词章之学，以词坛耆宿主持风会，后进瞻之若山斗。在吴中结“问梅诗社”，与学界名流相互唱和幷迭主敦槃。又与封疆大吏陶澍研讨地理之学，并为陶氏地理著作《蜀鞧日记》撰序；与名家梁章鉅交流选学，并为梁氏《文选旁证》撰序。与桐城姚姬传、阳湖李申耆并负儒林宿望，可谓鼎足而三[4]。

朱氏晚年以教书著述为职志，为一代鸿达魁垒之儒，着有《小万卷斋文》二十四卷；《诗》三十二卷、《续稾》十二卷；《经进稾》二卷、《续》四卷；《国朝古文汇钞初集》百七十二卷、《二集》百卷；《国朝诂经文钞》六十二卷；《文选集释》二十四卷；《经文广异》十二卷；《说文假借义证》二十八卷。

《说文假借义证》

其中《国朝古文汇钞初集》《国朝诂经文钞》尤为煌煌巨著，乃经国之巨业。堪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苏天爵《元文类》、黄宗羲《明文海》并驾[5]。

张之洞说“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6]，朱氏也不例外。《文选集释》一书便是其读《选》之札记，诚如该书《自序》所云：“暇时浏览，偶寻绎辄私札记。久之，积累盈帙，屡有增改，厘分二十四卷。”[7]

今就全书来看，凡二十四卷，总计1767条。按照《文选》选文篇次顺序排列，每卷下先列总数若干条，次列篇目名（赋类列篇名；诗类不列篇名；余者或列篇名、或列文体名）。卷一至十五为赋类（计1133条），卷十六、十七为诗类（计157条），卷十八、十九为骚类（计117条），其余五卷（计360条）为各种文体类。

在体例安排上，每条先引《文选》原文；次引善注，若善引旧注，则引他人旧注；然后下一‘案’字，征引诸家之说，以补善注之未备。或諟正李注之误，或不同诸家之说，则冠以‘余谓’二字，断以己意。

从每条内容来看，虽为短札，实皆可为一篇出入经史百家的微型论文，可谓篇篇引哲贤，条条含洞见。

朱氏在《自序》中开宗明义说：“《昭明文选》一书，惟李崇贤注号称精赡，而骚类祗用旧文，不复加证，经、序数首，更绝无诠语，未免于略，且传刻转写，动成舛误。凡名物犹需补正，并可引伸推阐，畅宣其旨。”[8]

光绪元年泾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文选集释》

故此重点在于补李注之略，正名物之疏。其涉及范围广泛，如文字、语法、音韵、训诂、版本、校勘、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名物、人名、地名、典制诸方面，尤于地理、名物二者考订綦详。

《文选集释》之特点，兹撮其最要者言之，概有六端：

一、补李注之未释

李善学问淹博，贯通古今，时人号称‘书簏’；《文选》一书，惟李善注号称精赡，这些已为选家的论。博学如李善者，尚有诸多未释之处，足见注释之难度。这亦给朱氏留下诸多探讨的空间，于是详加补释，以充实善注；拾遗补阙，弥李注之空白。

例如卷三《西京赋》“跳丸剑之挥霍”条[9]，李善无注。朱氏集释如下：叶氏树藩谓：“战国时，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君。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踁，并趋竝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此盖《列子·说符篇》，而未箸出处。

又《旧唐书·音乐志》“梁有跳剑伎”，然皆未及“丸”。

考《后汉书·西域传》注引鱼豢《魏畧》云：“大秦国多奇幻，跳十二丸巧妙。”《三国志》注亦引《魏略》云：“太祖遣邯郸淳诣临菑侯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遂科头拍袒，胡舞跳丸击剑。”

是“丸剑”本胡舞，汉时已有。本书《舞鹤赋》‘丸剑双止’，正与此同。后白居易《立部伎歌舞》‘双剑跳七丸’，亦用之。

《六臣注文选》

朱氏先引选学家叶树藩征引的文献资料，这是“时贤”，并指出叶氏所引当出自《列子·说符篇》，可惜叶氏“未箸出处”。

由叶氏遡及既往，先是《旧唐书·音乐志》说梁有“跳剑伎”，但未及“丸”；再考《后汉书·西域传》注引鱼豢《魏略》，觉得语焉不详；又考《三国志》注亦引《魏略》，而言之甚详，于是得出“丸剑本胡舞，汉时已有之论断”。

最后又引《文选》所选鲍明远《舞鹤赋》“丸剑双止”及唐白居易《立部伎歌舞》“双剑跳七丸”来佐证。这些皆属“曩哲”之论。

由此可见，朱氏为补善注未备，则博引诸书，外证、内证相结合；子书、史书相互勘；甚或征引唐诗，如此诗文互证，令人信服，则“丸剑”之惑解矣。

卷十一《西征赋》“爆鳞骼于漫沙，陨明月以双坠”。李注无所释。朱氏案：孙氏《补正》引金云：“《吴都赋》注引《异物志》曰：“鲸鱼或死于沙上，得之者皆无目，俗言其目化为明月珠。”“此证甚合，而文义始晰。亦见《古今注》《广州记》《述异记》诸书。

卷十三《鹦鹉赋》“何今日之两绝”条，李氏无注。朱氏先引胡氏《考异》、孙氏《考异》之说以明“两绝”当为“雨绝”；次引《吴志·虞翻传》为两家所举文献又添一证；最后又下案语云云。

“雨绝”字颇费解，惟《一切经音义》卷十四云：“腊，岁终祭神之名。经中言腊，诸经律中或言岁。今比邱或言腊，或言雨，皆取一终之义。”此“雨绝”，或以为终绝与？虽其语未知在三国以前否，然明帝时，佛法已入中国，比邱之语，亦容有之。李太白《妾薄命》诗“雨落不上天”，可以会意。

其他的如卷二《东都赋》“勒三军”条，注无所释；卷十四《文赋》“谬玄黄之袟叙”条，注未释“袟”字；卷十五《笙赋》“裁熟簧”条，注无释；卷十七《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孙权故城”条，注未及；卷廿二《解嘲》“夫萧规曹随”条，注无所释；卷二十三《典引》“是故谊士华而不敦”，善注未释此语；卷廿四《石阙铭》“巴黔厎定”，注无所证，等等。

《明清文选学述评》

李善留下许多难啃的硬骨头，至朱氏手中方有详释与考证，足可补李氏之未备。

二、补李注之未详

通观选文善注，我们会发现李氏有诸多“未详”则付之阙如的情况，常见有未详某人、某事、某物。细究起来，还有几种情况较为特殊，如未详其始、未详其本、未详所见、未详所起、未详本末等等。

朱氏则对于这些“未详”之情况进行探赜钩沉以补善注，这种补苴罅漏的工作显得尤为艰难，也尤其可贵。兹举数例：

卷五《南都赋》“柍”条，注云：“未详。”“未详”二字之注过于简略，亦等于未释。

朱氏案：

《说文》“柍”字云：“柍梅也。”《玉篇》作“楧梅”，即《尔雅》之“时，英梅”也。“央”、“英”，通用字。《尔雅》作“英”，又省偏旁耳。此赋“柍”与“柘檍檀”连言，盖非果类。今本《说文》“梅”上脱“柍”字，则疑“柍”之为“枏”矣。段氏补之，是也。

《李善文选学研究》

朱氏于《说文》熟稔，以小学通辞章，则辞章可信。博引字书，运用音韵学来名物训诂，简明扼要地指明“柍”即“柍梅”，或曰“楧梅”、“英梅”；并指出今本《说文》之脱漏，认为段氏玉裁补充之正确。

又，卷五《南都赋》“寡妇悲吟”条，注：“寡妇曲，未详。”

朱氏案：

“寡妇”，不定谓曲名。据《列女传》：“陶婴夫死守义，鲁人欲求之，作《黄鹄歌》，有曰：‘夜半悲鸣兮，想其故雄。嗟此寡妇兮，泣下数行。’”又《琴操》云：“鲁漆室女倚柱悲吟，作女贞之辞。”二事略同，赋语或即本此与？

从善注可见，李氏将“寡妇”释为曲名，即《寡妇曲》。朱氏不同李氏之注，则先引早于张衡的刘向《列女传》，次引后于张衡的蔡邕《琴操》，二者均不见“寡妇”有曲名之说，可见李氏之注属臆测。

又，卷二十《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加以纳欵通和”数语条，注亦无证。

朱氏案：

《纲目》：“永明十年，齐遣使如魏。”据《南齐书·魏传》，使者为司徒参军萧琛、范云。盖自元年冬，遣骁骑将军刘缵、前军将军张谟使魏，魏亦报聘，后此岁使往来，故云“歌皇华而遣使，赋膏雨而怀宾”也。至十一年，北地人支酉聚数千人于长安城北西山起义，遣使告梁州刺史阴智伯、秦州人王度人起义应酉。秦、雍间七州民皆响震，各自保壁，望朝廷救其兵。时魏主欲迁都洛阳，诈言南侵，及是闻关中危急，乃退师。此下所云“关洛动南望之怀，獯夷遽北归之念”，当即指其事矣。

《清代文选学研究》

朱氏征引史书，勾勒事件脉络，且能与本文文义前后贯通，如此补释，实为可贵。

其他的如卷三《西京赋》“鮋”条，注亦但云“鱼名。”卷五《南都赋》“枥”条，注云：“枥与栎同。”

卷二十《七发》“杜连理音”条，注云：“杜连，未详。”

卷二十《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文条炳于邹说”条，注云：“邹说，未详。”

卷廿一《与满公琰书》“杨倩说与范武”条，注云：“范武，未详。”

卷廿一《北山移文》“值薪歌于延濑”条，注云：“未闻。”

卷廿三《四子讲德论》“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条，注云：“受秬鬯，未详。”等等。朱氏皆出入经史，博辨补释。

三、订萧《选》之误

萧统编纂的《文选》是一部大型赋诗骚文总集，共收录了周代至南朝梁七八百年间、一百三十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作品七百余首。这些作品在流传过程中，难免有讹谬舛误的情况。

《宋尤袤刻本文选》

朱氏在补李注不足的同时亦对《选》文也加以订正，提出许多令人信服的看法。兹举数例：

卷二十《七命》“单醪投川，可使三军告捷”条，注引《黄石公记》曰：“昔良将之用兵也，人有馈一箪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饮之。”

朱氏案：

《水经·渐江水篇》注云：“昔越王为吴所败，以五千余众栖于嵇山，卑身待士，施必及下。《吕氏春秋》曰：‘越王之栖于会嵇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自倍。’所投，即浙江也。”

据此知为越王句践事，注失引。郦云“浙江”，而《寰宇记》言“会嵇县西三里有投醪河”，《方舆纪要》亦名“箪醪河”，又名“劳师馹”，今合于运河。盖其地传闻之异耳。此处正文“单”字，当作“箪”。

卷廿三《封禅文》“非惟徧之我，泛布护之”条，朱氏案：《汉书》无“之”字，“我”字属上读，是也。今本亦作“徧观”，颜注云：“布护，言徧布也。”以“徧”字释下句，则上“徧”字当为“偏”之误。《史记索隐》引胡广曰“言雨泽非偏于我”，是司马本亦作“偏我”，今本作“非唯濡之”。

卷八《魏都赋》“虽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条，朱氏案：余谓“化”字当在“以为”下，“道洪”、“化隆”为对，“虽自以为道洪，以为化隆”。此与下“世笃玄同”三句皆韵。若上裁为一句，转嫌累叠，两着“以为”字，于文义有何不可通。

《文选研究文献辑刊》

《禹贡》：“荆州浮于江、沱、潜、汉。”《史记·夏本纪》“汉”上有“于”字，当读“浮于江、沱、潜”为句，“于汉”又为句。段氏谓：“《书·无逸篇》云：‘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淫’领四‘于’字。此以‘浮’领二‘于’字，句法正同。释文不善会《史记》而读作‘涔于汉’，误也。赋语亦其例矣。”

卷十一《西征赋》‘咨景悼以迄丏’条，注云：‘敬王，子猛母弟子丏也。’朱氏引《水经·洛水篇》、孙氏《考异》诸说，以为‘丏当为敬’，敬王名匃，《玉篇》‘匃’亦作‘丏’，与‘定’字篆形相似，故致误。

卷十四《幽通赋》“晧颐志而弗”条，注引项岱曰：“晧，四晧也。颐，养也。”朱氏案：“倾”，《汉书》作“营”。《读书杂志》云：“营，惑也。《文选》作‘弗倾’，盖后人不晓‘营’字之义而改之耳。”余谓“倾”字义本不合。此注无释，胡氏《考异》亦不及，则各本俱误。由于校订家但据《文选》诸本，而不以《汉书》互勘也。

四、订《选》家之谬

在朱氏之前，清代治“选学”者名家众多，且大都有论著校勘。《集注》一书既有援引曩哲，兼及时贤之说，也不乏对其商榷订正，断以己意之处。兹举一例：

《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卷十六《又赠丁仪王粲》“从军度函谷，驱马过西京”条，注引《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张鲁。”

朱氏先征引何氏焯之说：《魏志》：“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西征刘备，九月至长安。”此其事也。征鲁，未尝至长安，自陈仓以出散关，注误。李氏云然者，盖《魏志·王粲传》：“粲以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若二十三年西征，为粲已亡故也。

考文帝《书》“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独不言粲，则粲之亡在二十二年后矣。再驳何说甚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从而得出宜从善注之说，云：余谓陈仓在长安之西，《志》言至陈仓，当为过长安以后事。计自三月出兵，五月已屠氐人，是疾趋而进，过长安无事，故不书与？二十三年九月至长安，次年三月，始自长安出斜谷，中间有事者异，不得谓征鲁，竟未过长安也。

粲之卒，《传》有明文，况本书后有子建《王仲宣诔序》云：“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关内侯王君卒。”《诔》内“嗟彼东夷，凭江阻湖。”注：“东夷，谓吴也。”下云“寝疾弥留，吉往凶归。”是粲实卒于征吴之役，与《魏志》正合。

即以子建文证之尤确，且何所引文帝《书》，亦非。据《志》，干、琳、瑒、桢之卒，俱二十二年，盖前后不久，竝死于疫。故二十三年，帝《与吴质书》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而粲之卒，则在从征，不得竝言耳。

然《书》下文云：“仲宣独自善于词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下又云：“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诸子”，正兼粲言之。然则粲已前卒可知，岂得谓于作此《书》时犹在乎？

《文选旧注辑存》

其他的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孙志祖《文选李注补正》、王念孙《读书杂志》、张云璈《选学胶言》、胡克家《文选考异》、梁章巨《文选旁证》、胡绍煐《文选笺证》等同时代的选学名家之作，朱氏皆有所征引，时有考辨，指出其不足之处。

如卷七《吴都赋》“射筒”条，驳段玉裁说。卷六《蜀都赋》“蹲鸱所伏”条，驳王念孙说；卷一《西都赋》“是故横被六合”条，驳张云璈说；卷四《东京赋》“龙雀蟠蜿，天马半汉”条，驳张云璈说；卷十四《文赋》“故踸踔于短垣”条，驳胡克家说；卷十五《舞赋》“击不致筴，蹈不顿趾”条，驳胡克家说等，在此不一一例举。

这充分说明朱氏在治《选》上钻研考索的实绩，不盲从曩哲，不轻信时贤，治学以“实事求是”为鹄的。

《小万卷斋诗稿》

由上观之，朱氏治选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萧选、善注、曩哲、时贤皆纳入其甄别考释之范围，可谓选学之林中的啄木鸟。诚如其在《自序》中言“在昔许叔重作《说文解字》，博访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窃愿取斯意焉。”[10]朱氏踵武许叔重，故能成其选学之大业绩。

五、开《文选》‘名物学’之嚆矢

“名物”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一书中，其《春官·小宗伯》云：“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颁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与其用，使六宫之人共奉之。”

《疏》云：“此六牲及下六齍、六彝、六尊，并云辨名物。牲齍之物，谓种类之别；彝尊之物，谓形制之别。”[11]

由此可见，《周礼》这种作用于器物和器物名称的礼制辨名工作，奠定了后世名物研究的基础。

不过早期的所谓名物尚属于训诂学之范畴，我们由《尔雅》一书的后十六篇（《尔雅》全书由十九篇组成）即可窥见名物的训诂。

清代朴学兴起，尤重名物考释。对名物与训诂、典章、制度四者之探研，可谓乾嘉考据学派的重要关注方向。朱氏《集释》一书就是建立在以《文选》为研究对象的名物考释之作，是具有完整意义上的《文选》“名物学”专书。

例如，我们阅读《文选》首篇班孟坚《两都赋》，自然会遇到许多东西需要我们通晓，这些东西自然可归为博物一类。

珍宝则有明月、璧、翡翠、火齐、悬黎、垂棘、夜光、碝磩、珉琳、珊瑚、碧树；器服则有金釭、銮舆、大辂、輚辂、龙舟、凤盖、华旗、黼帷、龢銮、羽旄、旌旗、金罍、玉觞、钟鼓、管弦；兽则有麟、马、猨狖、豺狼、虎、兕、师豹、熊螭、犀牦、象罴；鸟则有玄鹤、白鹭、黄鹄、䴔鶄、鶬鸹、鸨、鶂、凫鷖、鸿雁、鹄、白雉、素乌；鱼则有比目；草木则有竹果、桑麻、灵草、神木、松柏、兰茝、苹藻。

《文选资料汇编》总论卷

同样，该篇还涉及宫殿楼观，如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椒房、合欢、增城、安处、常宁、椒风、披香、兰林、蕙草、鸳鸯、昭阳、未央、明光、长乐、建章、别风、骀荡、馺娑、枵诣、天梁、神明、井干、上兰、属玉、长杨、明堂、辟雍、灵台；官阁门阙方面，如天禄、石渠、承明、金马、云龙、阿房。

上述这些所谓博物、规制方面的东西，或语焉不详，或付之阙如，或淆混不清，甚或训释有误，这都是朱氏一一沈潜探赜，钩深索隐的，是为“名物”。

该书网罗自汉代《尔雅》、许慎《说文》、刘熙《释名》、高诱《淮南子注》；三国魏张揖《广雅》、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晋张华《博物志》、崔豹《古今注》、郭璞《尔雅注》、《山海经注》；南宋陆佃《埤雅》、罗愿《尔雅翼》、王应麟《困学纪闻》；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方以智《通雅》到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程瑶田《九谷考》、邵晋涵《尔雅正义》、王念孙《广雅疏证》、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尔雅义疏》等书来正其名，言其形，状其貌，绘其色，考辨详细，论述全面，规模矩矱，堪称洋洋大观。兹举例说明之：

《现当代文选研究论著分类目录索引》

卷三张平子《西京赋》“椶”条：善引郭璞《山海经》注曰：“椶，一名幷闾。”

朱氏案：

《说文》：“栟榈，椶也。”《广雅》同。《南都》《吴都》赋俱作“栟榈”，《上林》《甘泉》赋则作“幷闾”，一也。而《上林赋》“仁频幷闾”，二者竝言。郭注引孟康乃曰：“仁频，椶也。”善引《仙药录》：“槟榔，一名椶。”谓“仁频即槟榔也。”《说文》：“㰋，木也。”疑即谓“仁频”。然则“仁频”虽亦有“椶”名，而非“幷闾”矣。《说文》但云栟榈“可作萆”。“萆，雨衣也。”而《广雅疏证》谓：“栟榈之声，合之则为蒲。《玉篇》《广韵》竝云：‘椶榈，一名蒲葵。’今人多取栟榈叶作扇。《晋书·谢安传》“蒲葵扇五万”，即此。

段氏据《南方艹木状》：“蒲葵如栟榈而柔薄，可为簦笠，出龙川。是蒲葵与椶树各物。谢安之蒲葵扇，今所谓芭蕉扇也。椶叶缕析，不似蒲葵叶成片，可作笠与扇。”段说是也。

观朱氏之案，博征文献，令人眼花缭乱。

首先引字书以辨名：据《说文》，“栟，栟榈，椶也。”又“椶，栟榈，可作萆。”《玉篇》云：“椶榈，一名蒲葵。”次说功用以辨物：

《说文》之“椶”，本皮名，也即树名，此树有叶无枝，可为衰，可为索（即椶绳），可为扇；而《玉篇》之“椶榈，一名蒲葵”，如栟榈，叶可为簦笠，亦可为扇。最后朱氏肯定段说。

椶（栟或栟榈）与椶榈（蒲葵），因名称同，功用同而混，实为不同物种。

《文选学讲义》

我们知道赋家为文喜铺采摛文，诸如草木虫鱼鸟兽之类，更为他们所青睐。左太冲《三都赋序》云：“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所以我们阅读《文选》，其中所涉之名物，当不可轻忽也。

台湾林聪明先生说：“苟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莫辨其用；不明古今地名沿革，则失其所；不辨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乖比兴之意。[12]”兹试略举几类如次：

草类如：葴、莎、荔苀、王刍、莔、台、戎葵、藨、苎、薠、莞、蒋、茆、夏穱、蕺、蘘荷、藷蔗、菥蓂、薜荔。

木类如：枏、棫、楩、柽、柍、檗、樝、楱、橪、槠、枰、櫲樟、杬、杶、欀、桢、楔、㮨、槾、杻、橿、栌、枥。

鱼类如：鱣、鲤、鱮、鮦、鲨、鰋、鮋、鰅、鳙、鲛、白鼋、鳟、鮷、鯸鲐、䲟、乌贼、鲭、鳄。

鸟类如：鷫鷞、鹎鶋、鹘鵃、鴡鸠、丽黄、鸊鶙、鹈鹕、鸀鳿、鶢鶋、鸂鶒、鶄鹤、鵁、鶬鸹、鸨、鶂。

兽类如：狖鼯、麡狼、蠼猱、豰、玃、猱、㹶、飞蠝、腾猨。

《小万卷斋文稿》

总之，但凡《选》文中所出现的名物，前人没有弄清楚的，或者解释有误的，朱氏皆加以考释，必欲彻底廓清而后快。或用音韵学方法、或用动、植物间联系比较归纳法、或用钩沈古代辞书、甚或用目验之法进行考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集释》一书中名物训诂类条目近500条，可谓一部名物辞典，可见朱氏考辨之深，学问之博，用力之勤。

六、开《文选》“地名学”之菑畬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清儒之地理学，严格的论之，可称为‘历史的地理学’。盖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地理学仅以历史学附庸之资格而存在耳。”[13]

清儒研治地理实为解经、读史服务，故此有关地名之研究集中在经、史二部，而子、集部较少。

朱氏《集释》则对《选》文出现的诸多令人模糊不清的地名一一加以考释，理清其渊源及脉络，条目近400条，可谓填补集部地理研究之空白。

我们仍以《两都赋》为例，文中涉及地理方面的如雍州、长安、杜霸、五陵、商洛、鄠杜、山东、蜀汉、荆州、梁、酆鄗、岐雍、昆阳、高邑、河洛、洛邑、梁邹、河源、海漘、幽崖、朱垠、函谷、二崤、太华、终南、襃斜、陇首、秦岭、北阜、龙首、九嵕、甘泉、崑仑、碣石、方壶、蓬莱、北岳、河、泾渭、汧、沣灞、淮湖、海、太液、昆明等，这些古地名，李善之注不足错讹之处甚多，朱氏则对于前人今说亦详加考辨，是为“地名之学”。

《中国文选学》

同样，该书也是征引历代地理专书以及历代注解家的注释、学者的笔记之类。如汉以前的有《山海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史记·河渠书》《尔雅·释地》《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说文解字》《左传》《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战国策》《方言》《吕氏春秋》《尚书孔传》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杜预《春秋释地》、郭璞《山海经注》、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三辅黄图》、郦道元《水经注》、杜预《左传注》、张华《博物志》、陈寿《三国志》、裴駰《史记集解》、刘昭《续汉书注》、顾野王《玉篇》等。

唐代的地理学专书有《晋书·地理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括地志》、《初学记》、颜师古《汉书注》、章怀太子《后汉书注》等。

宋代的有王存《元丰九域志》、程大昌《禹贡论》、毛晃《禹贡指南》、乐史《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困学纪闻》、《玉海》、王楙《野客丛书》、高似孙《纬略》、吴曾《能改斋漫录》、祝穆《方舆胜览》、洪迈《容斋随笔》、《广韵》、《集韵》等。

上海受古书店、中一书店版《文选集释》

有清一代，地理学成为一门显学。清人钱坫概括地理学研究大要最为精辟，云：“约举大纲，盖有八焉：一曰攷故城，二曰攷水道，三曰攷山经，四曰尊时制，五曰正字音，六曰改误刊，七曰破谬悠，八曰阙疑閟。究此八义，乃无悖班氏之旨。”[14]

即以朱氏所引清代的地理专书、笔记而论，钱坫八要皆有遵依，其征引地理专书，规模矩矱，亦可谓洋洋大观。

如《大清一统志》、胡渭《禹贡锥指》、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实》、阎若璩《四书释地》、钱坫《新斠注汉书地理志》、赵一清《水经注补注》、屈大均《广东新语》、齐召南《水道提纲》、洪亮吉《府庭州县图志》、万希槐《元和志集证》、郝懿行《山海经笺疏》、邵晋涵《尔雅正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札朴》、王念孙《读书杂志》、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潜邱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张云璈《选学胶言》、汪中《广陵曲江证》、陶澍《蜀輶日记》等。

试举一例：

卷二十张景阳《七命》“荆南乌程”条，注引盛弘之《荆州记》，已见《吴都赋》。又引《吴地理志》曰：“吴兴乌程县酒有名。”

朱氏案：

李氏两说竝引，盖莫定其地。高氏《纬略》曰：“说者以荆南为荆州，然乌程县在今湖州，与荆州相去甚远，县南五十步有若溪。若，一作箬，居人取水酿酒曰箬下酒。荆溪在县南六十里，以其出荆山，因名之。张玄之《山墟名》曰：“昔汉荆王贾登此山，故称荆山。”

所谓“荆南乌程”，即荆溪之南耳。以《湖州图经》考之，乌程县以古有乌氏、程氏居此，能酝酒，因此名焉。荆溪，别在长兴县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荆山。

《历代文选学研究》

余谓荆州之乌程乡，湖州之乌程县俱出名酒，故易混。据《元和志》，长城县本汉乌程县地，有若溪，水酿酒甚浓，俗称若水酒。而荆溪别在义兴县，即今之荆溪县，以近荆南山得名。高氏亦知荆溪之非若溪，乃附合为一，失之。“荆南”与下‘豫北’对举，当皆属州名，则乌程之酒仍在荆州矣。何氏从高说，非。

朱氏以为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又引《吴地理志》两说，乃因无法确定‘荆南乌程’之所在。朱氏引南宋高似孙《纬略》以明乌程县有若、荆二溪，若溪距县近，产箬下酒；荆溪距县县远，因源出荆山而得名，则‘荆南乌程’指荆溪之南，在湖州而非荆州。

朱氏由此推阐开来，指出“湖州之乌程县”与“荆州之乌程乡”易混，因两地俱产名酒。高氏失考，将若溪、荆溪合为一地。实际上，若溪在乌程县（长城县），荆溪在长兴县（义兴县、荆溪县），近荆南山，二者异地。

《文选点勘》，吴汝纶撰，南江涛整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12月版。

最后，朱氏解《七命》“荆南乌程，豫北竹叶”句。根据训诂的对文原则，“豫北”属豫州，则“荆南”当属荆州，因豫州、荆州皆为州名，故同类对举；“乌程”、“竹叶”为酒名，则此“乌程”为“乌程乡”之酒，非“湖州乌程县”之酒。即此“荆南乌程”乃“荆州之乌程乡”。

这种抽丝剥茧般地考实地名，令人信服。诚如朱氏在《自序》中所言“盖尝叹考古之难矣”，此言不虚。

至于朱氏在文字、音韵、训诂、天文、历法、人名等方面多有爬罗剔抉，补苴罅漏，新见迭出，在此就不烦赘陈。

关于朱氏《集释》之评价，前辈选学名家多有所论。清末胡玉缙在《文选集释书后》一文中即指出《集释》“证引极为繁博，足补李善所未逮。”“全书辨证详明，类皆体会本文而出，大有裨于《选》学。凡汪师韩《理学权舆》、孙志祖《李注补正》、余萧客《音义》、张云璈《胶言》诸书得失，以藉是考见。虽间伤繁冗，而究胜空疏，后梁章巨撰《旁证》，所以必求其覆勘欤。”[15]

周贞亮《文选学讲义》云：“其书胪陈数百条，皆取其落落大者，与梁书之细攷一字一句者不同。盖《旁证》取其精，而《集释》取其大，两书并行，不相沿袭，实可为嘉道以来选学之两大宗焉。”[16]

这里将朱氏《集释》与梁章巨《文选旁证》竝论，指出朱氏治选偏重于大处着眼，实际上即肯定朱氏在治选学上不同于他人之处。

而骆鸿凯《文选学》则论朱氏《集释》云：“全书凡数百条，大抵详于名物，意在补李，而不免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要其用力勤劬，亦足多也。”[17]

《文选学》

这里肯定朱氏著书之“勤劬”，也指出其书之特色在于“名物”，但以为该书是“吐果之核,弃药之滓”，意即朱氏之书抛弃核心，掇拾渣滓，实在是有点厚诬朱氏，而无视其开创性贡献。

现代选学者，如屈守元云：“《集释》重征实之学,于地理、名物,考订甚详,是清代《选》学的一部好书。”[18]张君炎云：“博采众说,兼存互析,取舍严格,且有创见。对名物训话,考释尤详,多补李善注之不足。此书是研究《文选》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19]

上述诸家评骘，惟骆氏对朱氏“详于名物”颇有微辞。那么朱氏在对名物、地名等方面的不遗余力地追索考证到底有无价值？

我们觉得朱氏承袭乾嘉已降的朴学遗风，另辟一条不同于其他选家“以小学通选学”的路径，对于《文选》中出现的名物、地名、典制等详加考释，补苴李氏之未足，这正是治“选学”之关键一环。

倘使朱氏因循前辈选家治选之路，则很难有所突破，而其倾向于名物、地理等方面的追踪，正是《集释》一书的开拓性贡献。

《文选李注义疏》

我们只要繙检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黄侃《文选平点》、游国恩《离骚纂义》、金开诚《屈原集校注》等书对《集释》的征引，便可觉得朱氏《集释》有功于选学可谓大矣。

当然，朱氏《集释》一书洋洋五十余万言，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胡玉缙即指出《集释》中《西都赋》“釦砌”、《东都赋》“饫宴”、《补亡诗》“门子”、《典引》“帝卯行”、《东京赋》“游光”、《上责躬应诏诗表》“胡颜”诸条，或不足为据，或牵强附会，或时有纰缪之说等。

《文选集释》一书的主要版本有清同治十二年(1873)朱氏家刻本、光绪元年(1875)泾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江西重刻本、台湾广文书局1974年排印本。

《文选旁证》

流传较广、较易见者为光绪元年泾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版心中缝镌“小万卷斋”字样，本书点校所据者即据此本。

是书在校点过程中，一遵原文，俾便全面完整地保存原书原貌。如书中繁难字较多，亦不以简体出之。

对于朱氏所征引诸书，竭力皆取原书对勘。有的原书无存或一书多版，则取较早或通行本覈之。微有出入，不再说明。朱氏引书多有节引，但能忠于原书原意，为了解引文起迄故，校点时仍加了引号。

原书有避讳的情况，如避康熙讳改‘玄’为‘元’，则迳改，不出校记。避乾隆讳改‘弘’为‘宏’，则首出校记。

同时，前辈学者穆克宏先生点校的清梁章巨《文选旁证》、蒋立甫先生点校的清胡绍煐《文选笺证》，本书在点校过程中均有所参考借鉴。他们导夫先路、拥篲清道之功，沾溉学人，受益良多。

《文选笺证》

《集释》引书浩繁，涉及知识面綦广，校点难免有误，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李翔翥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于河南固始

李翔翥，男，1967年生，河南固始人。《文选》爱好者，出版朱珔《文选集释》（点校）一书。

注释：

[1]《管锥编》（第四册《全梁文卷十九》），钱锺书著，第1401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

[2] 《书目答问补正·附二》，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2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

[3] 参见《清史稿·朱珔传》，赵尔巽等撰，13264页。中华书局，1977年12月；《清史列传·朱珔传》，王锺翰点校，5594页。中华书局，1987年11月。

[4] 参见《续修四库全书》1549册，清李元度撰《天岳山馆文钞》卷十二《右春坊右赞善前翰林院侍讲朱兰坡先生传》，1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5] 同上。

[6] 《书目答问补正·附二》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2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

[7] 清朱珔《文选集释·自序》，光绪元年（1875年）泾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

[8]清朱珔《文选集释·自序》，光绪元年（1875年）泾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

[9] 以下所引某卷某篇某条，皆出自朱珔《文选集释》一书，光绪元年（1875年）泾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不再出注。

[10]清朱珔《文选集释·自序》，光绪元年（1875年）泾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

[11]《周礼正义》，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第1440页。中华书局，1987年12月。

[12]《昭明文选研究》（初稿），（台湾）林聪明着，194页。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13]《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45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

[14]清钱坫《新斠注地理志·叙》，清嘉庆二年（1797年）六月岑阳官舍刻本。

[15]《文选资料汇编·序跋著录卷》，刘锋、王翠红主编，208页。中华书局，2019年4月。

[16]周贞亮《文选学讲义》上编第九章《清代〈文选〉学者对于〈文选〉之贡献》，国立武汉大学印。

[17]骆鸿凯《文选学·源流第三》，104页。中华书局，1989年11月。

[18]屈守元《文选导读·导言》，119页。巴蜀书社，1993年9月。

[19]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文选〉的研究和注释》，18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