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岁，征地补偿30万，给儿子5万还车贷，剩下25万存了定期。

生日那天我花35块买了只烧鸡，儿媳妇当众骂我是老不死的，儿子站在旁边一声不吭。

我没吵没闹，当天就搬回了漏雨的老房子。

四个月后，银行一个电话打到儿子家，儿媳跪在我面前扇自己嘴巴子，我只说了一句话，她当场崩溃。

豫北腊月的风，像刀子一样割脸。

我骑着那辆凤凰牌二八大杠，车把上挂着一个红塑料袋，袋子上印着“道口烧鸡”四个大字，油汪汪的，隔着塑料袋都能闻见那股子熏香味儿。

三十五块钱。

我活了六十八年，头一回给自己买一整只烧鸡。

以前过年，老伴在的时候，我们顶多买俩鸡腿，一人一个。她总是把大的那个塞给我，说自己吃不了那么多。我知道她是舍不得，她这辈子就没舍得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裳。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也是我六十八岁生日。

老伴走了三年了，三年没过过生日，今年我想着，就犒劳自己一回。

赶集的路上我还盘算着，回去把烧鸡热一热，倒上二两老白干，对着老伴的遗像，跟她喝一杯。她活着的时候最爱听我念叨，现在我一个人了，也只能跟她念叨了。

可我没料到，这只烧鸡还没进嘴，就先惹出了一场天大的祸。

我刚把自行车支在院子里，红塑料袋还没来得及从车把上取下来，儿媳妇张丽就从正房里窜了出来。

她那双眼睛，比老鼠还尖。

“爹，你买的啥？”

我没当回事，笑了笑说：“烧鸡，赶集买了一只，今儿不是我生日嘛。”

她脸色一下子就变了，跟六月天突然翻的乌云似的，又黑又沉。

“烧鸡？多少钱？”

“三十五。”

“三十五？！”

张丽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八度，尖得能把房顶掀了。她两步跨过来，一把从我手里夺过那个红塑料袋，扯开油纸看了一眼，又狠狠地摔回我怀里。塑料袋破了，油纸也散了，那只油亮亮的烧鸡从里头滚出来，在地上打了两个滚，沾了一身的土。

我的心跟着那只烧鸡一起摔在了地上，摔得稀碎。

“李德厚！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张丽的手指头差点戳到我脸上，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三十五块钱买只鸡？你一个人吃得了吗？你那点钱是不是烧得慌？你知道李刚在工地上搬一天砖才挣多少钱吗？你咋不死了算了？”

院子门口几个邻居听见动静，探着脑袋往里看。我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当众扇了巴掌，烫得厉害。

我弯下腰，把沾了土的烧鸡捡起来，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泥，声音低得自己都快听不见了：“我……我用我自己的钱买的，又没花你们的……”

“没花我们的？”张丽冷笑了一声，那笑声比腊月的风还冷，带着刀子，“你住我们家，吃我们的，喝我们的，我天天伺候你洗衣裳做饭，你倒好，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家？你就是个老不死的！”

“老不死的”三个字，像一把刀扎进了我的心脏。

“我每个月交两千块生活费，怎么就成了吃你们的喝你们的了？”我忍不住了，声音也硬了一点。可我的手在抖，抱着那只沾了土的烧鸡，指节都泛白了。

“两千块够干啥的？”张丽双手叉腰，嗓门越来越大，半个村子都能听见，“你知道现在猪肉多贵吗？你知道小浩上学要多少钱吗？李刚一个月累死累活挣四千五，还要还车贷、交房贷，你倒好，三十万补偿款攥在手里，一分钱不往家里拿，自己偷偷买鸡吃！你还是人吗？”

“我给你们五万了！剩下的钱是我的养老钱！我花三十五买个烧鸡，我犯了什么王法了？”我的声音也开始发抖，不是怕，是气的。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被人这么指着鼻子骂过。

“五万？”张丽嘴角一撇，那表情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五万够干啥的？李刚那辆破车的贷款都不够还！你那三十万，谁知道你到底拿了多少？你姐姐上回来，你偷偷塞给她多少钱，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姐姐上回来，给我带了二百块钱，说我瘦了让我买点好吃的。我死活没要，最后她还是塞在了枕头底下。后来我让李刚把钱还回去了，一分没留。

可现在到了张丽嘴里，就成了我偷偷给姐姐塞钱。

“你……你血口喷人！”我的声音都变了调，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胸口像被人攥住了，喘不上气。

这时候，院门口传来电动车的声音。

李刚回来了。

他骑着他那辆破电动车，后座上绑着两个蛇皮袋，里面是工地上的工具。他穿着件沾满水泥灰的军大衣，脸上、手上全是灰，眉毛上都挂着白霜，嘴唇干裂得起了皮。一看就是在工地上干了一整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他看见院子里这阵势，愣了一下，又看见我怀里那只沾了土的烧鸡，大概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又咋了？”李刚的声音里带着疲惫和无奈，还有一丝我听了几十年的——怯懦。

“你爹花三十五块钱买只烧鸡自己吃！”张丽转头就冲李刚开火了，声音比刚才还大，像是要把所有的火都撒在他身上，“我说他两句咋了？家里揭不开锅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一个月挣那点钱够干啥的？你爹有钱，三十万呢，人家不给你花！”

李刚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张丽，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憋出一句：“行了行了，别吵了，大过年的。”

“大过年？你也知道大过年？”张丽的声音更尖了，像是要把房顶掀翻，“你爹花三十五买鸡的时候咋不想想大过年？他这是诚心给我添堵！我伺候他吃伺候他喝，他倒好，有钱自己偷偷花！”

小浩从屋里跑出来，揉着眼睛，看样子是被吵醒的。他看见我怀里抱着烧鸡，眼睛一亮：“爷爷，我要吃烧鸡！”

张丽一把把孙子拽到身后，声音又尖又狠：“吃啥吃！你爷爷的钱是留着给自己买棺材的！咱不稀罕！”

“妈，我想吃……”小浩嘴一瘪，快哭了。

“不准吃！走，妈给你煮方便面去！”张丽拽着小浩就往屋里走，边走边回头瞪我，“李德厚，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个烧鸡退了，以后这个家的生活费我一分都不帮你管了，你自己吃自己住去！老不死的，吃白食的玩意儿！”

小浩被她拽着，一步三回头，还在看那只烧鸡。

我站在院子里，腊月的风从领口灌进去，冷到骨头里。那只烧鸡还抱在我怀里，油纸散了，鸡皮上沾着土，可香味还在，一阵一阵地往鼻子里钻。

邻居们还在门口探头探脑，有人小声说了句什么，被另一个人拉走了。

李刚站在我面前，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他的军大衣上全是水泥灰，袖口磨出了白茬，手指头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爹……”他的声音很轻，带着歉意，“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她最近压力大，微商又赔了钱，心情不好。”

我看着我的儿子。

他今年四十岁了，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腰也弯了，站在我面前的时候，还跟小时候犯错了一样，不敢抬头看我。

我养了他四十年。

他小时候发烧，我半夜背着他走二十里地去镇卫生院，腊月的天，路上全是冰碴子，我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皮开肉绽。我爬起来继续走，到了医院才发现血把棉裤都湿透了，鞋里全是血。

医生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李刚。医生看了我一眼，说：“你先处理一下你的腿吧。”我说：“不用，先给我儿子看。”

那些年，我没日没夜地干。种地、挖河、烧砖、去山西下小煤窑。黑乎乎的矿井，一筐煤五毛钱，背上来到井口，肩膀磨得全是血泡，晚上睡觉不敢翻身，一碰就疼得冒汗。

有一回矿井塌方，我命大，从里面爬出来了。回到家，桂兰抱着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说：“他爹，咱不去矿上了，你就是去要饭我也不让你去了。要死也得死在我后头。”

后来李刚大了，要娶媳妇。张丽第一次上门，嘴甜，叫得亲热，我心里还挺高兴。可人家有条件——“要结婚可以，得在村里盖新房，不能住那三间土坯房。”

土坯房咋了？我和桂兰住了大半辈子，不漏风不漏雨，冬暖夏凉。

我咬咬牙，盖了五间砖瓦房，连工带料花了八万多。卖了两头牛，借了三个亲戚，剩下的全是我和桂兰攒了一辈子的积蓄。

房子盖好了，张丽又说要装修、要买家具，又花了将近三万。

那些年，我欠了一屁股债。种地、养猪、给建筑队搬砖，还了整整五年才还清。那五年，我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桂兰没买过一瓶擦脸油。有一回桂兰牙疼，半边脸肿得老高，不舍得去医院，用花椒粒咬着止痛，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

我心疼得不行，可我去哪儿弄钱？

桂兰反过来安慰我：“没事，庄稼人没那么金贵，忍忍就过去了。”

她忍了一辈子。

桂兰从2016年开始咳嗽，一直拖着不去看，说“庄稼人没那么娇气”。2017年秋天咳出血了，我硬拉着她去县医院，一查——肺癌晚期。

医生说，早来半年还能治，现在已经扩散了。

我在医院走廊里蹲着哭了半个小时，把医生给的一包纸都用完了。旁边有人路过，看我一个老头子蹲在那儿哭，以为我犯了啥事。

桂兰住了两个月院，花了六万多，全是借的。

2018年腊月二十三，小年，桂兰走了。

她走之前拉着我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树皮，指关节都变形了——那是冬天在河里洗衣服冻的。她的声音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他爹，我这辈子跟着你，不亏。你别太省了，该吃吃该喝喝。钱攥在自己手里，谁都不给。儿子孝顺不孝顺，看他媳妇。儿媳妇靠不住，你就回老房子住，饿不死。”

“他娘，你放心，我听你的。”

这句话我说了三年了。

可我没做到。

桂兰走后，李刚让我搬过去住。张丽嘴上也说得漂亮：“爹，您一个人住老房子我们不放心，过来住吧，也能帮我们看看小浩。”

我起初不愿意，可后来还是去了。

这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里，我每个月把退休金的大头交出去，自己留三百块零花。三年里，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给孙子做饭、送上学，回来收拾院子、种菜、喂鸡，下午再去接孙子、辅导作业，晚上还要洗碗扫地。三年里，我没买过一件新衣服，穿的还是桂兰活着时候给我买的那些。

张丽给我买过一双鞋——十九块九包邮的，穿了一周就开胶了。李刚看不下去了，偷偷给我买了一双老北京布鞋，三十五块钱。张丽知道了，跟他吵了一架：“你花钱不跟我商量？你家钱是大风刮来的？”

我牙疼那次，张丽带我去镇上拔牙，花了八十块。回来的路上她说：“爹，这八十块我先垫上了，您回头记得还我。”我说我没钱，一个月就剩三百块。她说：“那您从生活费里扣呗。”

等于让我自己出钱给自己看病。

这些事，我都记在心里。可我没说过一句怨言。我想着，他们是我的儿孙，我吃苦受累，还不是为了他们？

可现在，我花了三十五块钱买了一只烧鸡，就被骂成了“老不死的”。

“爹……”李刚还在我面前站着，还在等他开口。

“你出去吧。”我说，“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抱着那只沾了土的烧鸡，走进了偏房。

偏房大概十二平米，一张木板床、一个老式衣柜、一张折叠桌、一把椅子。窗户只有一扇，对着北面，冬天透风，夏天闷热。墙上糊着旧报纸，有的地方已经翘起来了，露出里面的黄泥。

这就是我住了三年的地方。

我把烧鸡放在桌上，在床沿上坐下来。两只手撑着膝盖，盯着地上的砖缝发呆。

院子里张丽还在骂，声音透过薄薄的墙传进来，一句比一句难听。

“老不死的！你那钱全带到棺材里去！”

“有本事你走啊！回你那破土房去！看谁管你！”

“李刚你就是个窝囊废！你爹有钱不给你花，你还护着他！”

我闭上了眼睛。

李刚进来了，站在门口，还是低着头。

“爹……”他说，“要不您去跟丽说句软话？就把烧鸡退了，我回头再给您买一只，行不？”

我抬起头，看着我的儿子。

他的眼睛里写满了为难和懦弱。他不是不心疼我，他只是不敢。

我突然觉得特别累。

不是身体累，是心累。像是一辈子的心都操碎了，一辈子的委屈都攒够了，到了这一刻，再也撑不住了。

“你出去吧。”我说。

李刚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最后叹了口气，转身出去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见张丽在外面问：“他说啥了？退不退？”

李刚没吭声。

“窝囊废！”张丽骂了一句，然后是摔门的声音。

偏房里安静了下来。

我坐了很久。窗外的天渐渐暗了，北风呼呼地刮，吹得窗户纸哗哗响。

然后我站了起来。

我从床底下拉出一个蛇皮袋，把桂兰的遗像从柜子上取下来，用旧报纸包好，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又把枕头底下那叠钱塞进内裤的暗兜里——那是两万三千块，我这三年从三百块零花里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存折贴身放。二十五万，三年定期，是桂兰用命给我换来的保障。

我把几件换洗衣服叠好塞进蛇皮袋，又把搪瓷茶缸、桂兰给我做的那双布鞋——我一直舍不得穿，鞋底还是崭新的——也放了进去。

最后，我看了一眼桌上的烧鸡。

它已经被我用湿布擦干净了，虽然沾过土，但看着还是油亮亮的，香味还在。

我把它用油纸重新包好，也放进了蛇皮袋。

然后我推开了偏房的门。

院子里已经黑了，正房的灯亮着，里头传出电视的声音，还有小浩的笑声。

没有人出来看我。

我推着自行车，把蛇皮袋绑在后座上，推开了院门。

腊月的风灌进来，灌进我的领口，冷得我浑身一哆嗦。

我没有回头。

我推着车，沿着村里的土路，往东头走。

路上碰到了王婶，她刚从菜地回来，手里提着一捆葱。看见我推着一袋子东西，大晚上的往外走，愣了一下：“老李，你这大晚上的去哪？”

“回老房子住。”我笑了笑。

王婶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儿子家的方向，叹了口气。她没多问，只说了一句：“行，那你自己注意身体啊。有啥需要帮忙的喊我。”

她顿了一下，又说：“老李，你做得对。”

我点了点头，推着车继续走。

老房子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是当年分家时分给我和桂兰的。我们在那里住了大半辈子，小浩就是在那个炕上出生的。

三年没住人了。

院门上的锁都生锈了，我拧了好几下才拧开。推开院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呛得我咳嗽了两声。院子里长满了草，齐腰高，干枯的秸秆在风里沙沙地响，像有人在小声说话。

正房的门框都歪了，窗户纸破了好几个洞，风从洞里灌进去，呜呜地响，像在哭。

我把自行车推进院子，支在窗户底下。然后打开正房的门，伸手在门框上摸索——桂兰活着的时候总把钥匙放在那里，摸了一手灰，钥匙还在。

屋里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我摸到炕沿上坐了下来，炕是凉的，三年没烧过了，冰得屁股发麻。

我没有点灯，就那么坐着，听着风从窗户洞里灌进来的声音。

过了很久，我从蛇皮袋里掏出桂兰的遗像，借着老年机屏幕上那点微弱的光，摆在了柜子上。

桂兰还在笑。

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笑。不是那种咧着嘴的笑，是嘴角微微上扬，眼睛里全是光的那种笑。当年相亲的时候，我就是被这个笑迷住的。一晃四十多年了。

我看着她，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

“他娘，”我的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我回来了。”

“你说得对，儿媳妇靠不住，我就得回老房子住。”

“你放心吧，饿不死。”

我从蛇皮袋里拿出那只烧鸡，放在桌上。油纸散了，鸡皮上还有没擦干净的土，但香味还在。我又拿出那瓶老白干，拧开盖子，倒了一杯。

我举起酒杯，对着桂兰的遗像：

“他娘，今天我生日，你陪我喝一杯。”

然后我喝了一大口，辛辣的酒液顺着喉咙下去，烧得我眼泪流得更厉害了。我又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

那一晚，我一个人坐在黑乎乎的老房子里，就着半只烧鸡，喝了半瓶老白干。

烧鸡凉了，皮也不脆了，可味道还是好的。比我在儿子家吃的任何一顿饭都好。

窗外的风还在刮，盆里的水还在滴答滴答地响。我喝完了最后一口酒，把剩下的半只烧鸡用油纸包好，放在柜子上桂兰的遗像旁边。

“他娘，你也尝尝。”

然后我躺在冰凉的炕上，把桂兰生前缝的那床旧棉被裹在身上，闭上了眼睛。

被子有一股霉味，可我觉得踏实。

这是我自己的家，自己的炕，自己的被子。

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躺在老房子的炕上睡着的时候，儿子家里，李刚和张丽吵了一整夜。

张丽骂李刚没出息，连自己爹都管不住。

李刚第一次顶了嘴：“你把人骂走了，你还有理了？”

张丽气得摔了一个碗：“走就走！吓唬谁呢？有本事他一辈子别回来！”

她以为我撑不了几天就会回去，一个老头子，没钱没势，能折腾出什么名堂？

可她不知道，我这回，是真不打算回去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躺在自家的炕上，闻着那股子老房子特有的土腥味，心里头踏实得跟吃了定心丸似的。

窗外麻雀已经开始叫了，叽叽喳喳的，比收音机里的闹钟还精神。

我爬起来，把被子叠好——桂兰活着的时候教我的，叠成豆腐块，四四方方。我叠了四十多年，叠习惯了。

推开门，冷风扑面而来，吸一口气，凉丝丝的，一直凉到肺里。

院子里全是草，干枯的玉米秸和野草纠缠在一起，齐腰高，风一吹就哗哗地响。

墙角结了蜘蛛网，网上的灰吊子老长。

可我看着这个破败的院子，心里头说不出的亲。

这是我自己的家。

我和桂兰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李刚就是在这个炕上出生的，桂兰走的时候也是在这张床上。

我没有着急收拾，先蹲在台阶上抽了支烟。烟雾在晨风里散得很快，一口下去还没等回味就没了。我吸了两口，把烟掐灭，站起来撸起袖子。

我先去村头的柴垛抱了一捆玉米秸，又把炕洞掏了掏，里面全是灰，掏了我一脸，呛得我咳嗽了半天。

然后把玉米秸塞进去，点着火。

火苗舔着炕洞，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浓烟从烟囱里冒出去，整个院子都弥漫着一股子柴火味。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股烟，觉得心里头热乎了。

炕烧上了，屋里就开始暖和了。我又去灶房看了看，灶房的顶漏了一个大窟窿，能看见天，灶台也塌了半边，铁锅上全是锈。这灶房得修，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今儿先将就一下。

我开始拔院子里的草。

齐腰高的草，根扎得深，我蹲在地上一棵一棵地拔，手指头被草茎勒得生疼。拔了一个上午，才拔了三分之一。腰也酸了，腿也麻了，站起来的时候眼前直冒金星。

我扶着腰站了一会儿，听见院门口有人喊：“老李？老李在家不？”

是王婶的声音。

我走过去开门，王婶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还撒了一把葱花。

“老李，还没吃饭吧？给你下了碗面。”

我接过碗，手都在抖，不知道是累的还是感动的。

“王婶，你……你太客气了。”

“客气啥，都是邻居。”王婶摆摆手，往院子里张望了一下，看见满院子的草和我那灰头土脸的样子，叹了口气，“你这草可不少，下午我让我家老头子来帮你拔。”

“不用不用，我自己慢慢弄就行。”

“行了，别跟我客气了。”王婶说，“你这窗户纸都破了，回头让我老头子帮你糊糊。灶房顶是不是也漏了？我昨儿晚上看见你房顶上有个窟窿。”

“是漏了，回头我自个儿修。”

“你自个儿？”王婶瞪了我一眼，“你都六十八了，还上房顶？你不要命了？让我家老头子来。”

我没再推辞。

我蹲在台阶上，把那碗面条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没剩。荷包蛋是溏心的，一咬就流黄，香得我差点咬着自己舌头。

吃完饭，继续拔草。

下午王婶的男人刘叔真来了，还带了锯子和锤子。他是个木匠，干了一辈子木工活，手巧得很。他帮我修了院门，换了门轴，门开关就不吱吱响了。又帮我糊了窗户纸，裁得整整齐齐，糊得严严实实，风吹不进来。

“刘叔，多少钱？”我问。

“多少钱？”刘叔瞪了我一眼，那眼神跟我欠了他八百万似的，“老李，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了。”

“那不就得了。”刘叔把锤子往工具袋里一扔，“三十多年的老邻居，帮个忙还要钱？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我笑了，没再提钱的事。

可我心里记着。桂兰教我的，别人对你的好，要记在心里，有机会了再还。

赵大柱也来了。

他跟我是老交情，年轻时一起下过煤窑，在山西那个黑乎乎的矿井里，一块馒头掰两半分着吃。后来桂兰不让我去了，他还在矿上干了几年，攒了点钱回来，没娶上媳妇，一直一个人过。

他拎了两瓶啤酒过来，往院子里的石台上一放，也不客气，自己就坐下了。

“老李，你当初就不该去儿子家，”赵大柱喝了口啤酒，“我早就跟你说，自己过自己的，别往跟前凑。”

“那时候不是想帮帮他们嘛。”我叹了口气，把手里的草根扔到一边。

“帮啥帮？你帮他们，他们领情吗？”赵大柱哼了一声，“你看看现在，你走了之后他们咋样？”

“不知道，我没回去过。”

“我告诉你，”赵大柱压低声音，凑过来，“你儿媳这几天到处跟人说你坏话，说你自私、不顾家、有钱自己花。村里人都听不下去了，王婶当场怼了她一句：‘你公公一个月交两千生活费，你自己问问村里谁家老人交这么多？’张丽当时就哑巴了，脸涨得跟猪肝似的。”

我没说话，低着头继续拔草。

“老李，”赵大柱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这回做得对。人就活这一辈子，你为儿子操了一辈子心，也该为自己活几天了。”

为自己活。

这三个字，我活了六十八年，从来没人跟我说过。年轻的时候为父母活，成家了为老婆孩子活，老婆走了为儿子孙子活。什么时候为我自己活过？

“大柱，”我说，“你说得对。”

赵大柱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地承认。他嘿嘿笑了两声，举起啤酒瓶：“来，走一个。”

我也举起酒瓶，跟他碰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躺在烧得热乎乎的炕上，盖着桂兰在世时缝的那床旧棉被，听着窗外的风声，把赵大柱的话想了很久。

桂兰说：“钱攥在自己手里，谁都不给。”

赵大柱说：“为自己活几天。”

我想了一整夜，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最后我想通了。不是想通了怎么活，是想通了以前怎么活的——以前我没活过。以前我是在替别人活，替儿子活，替孙子活，替这个家活，唯独没替自己活过。

从明天开始，我要替自己活了。

第二天一早，我骑上自行车去了镇上。

农贸市场里人声鼎沸，卖菜的、卖肉的、卖布的、卖锅碗瓢盆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在市场里转了一圈，发现一个做藤编的厂子门口贴着张纸，写着“招收手工编筐人员，材料厂供，计件工资，一个筐五元”。

编筐？

我年轻时候就会编筐，这是庄稼人的基本功。那时候穷，买不起现成的筐，都是自己去割荆条、剥柳条，编筐、编篮子、编筛子，什么都会编。

我走进厂里，找到管事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戴着眼镜，姓马，人看着挺和气。

“大爷，你会编筐？”马经理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大概看我这个年纪，有点不放心。

“会，”我说，“你拿材料来，我编一个你看看。”

马经理从库房里拿出一捆藤条，是机器处理好的那种，不用泡不用剥，拿来就能编。

我接过藤条，手指头一摸，就摸出了门道。好藤条，韧性强，编出来的筐结实。我在地上蹲下来，把藤条在手里过了两遍，就开始动手。

编筐这事，看着简单，其实有门道。筐底要打得平整，帮子要编得均匀，收口要紧实。我年轻的时候一天能编十五六个，现在手慢了，但手艺还在。

不到一个小时，一个菜篮子就编好了。底平帮直收口紧，我拎起来在地上摔了两下，纹丝不动。

马经理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眼睛都亮了：“大爷，你这手艺可以啊！比我厂里那些年轻人都好！”

“那可不，”我笑了笑，“我编了五十多年了。”

马经理当场就给了我十套材料，让我拿回家编，编好了送来，当场结账。

我把藤条捆在自行车后座上，骑上车往回走。风从耳边吹过去，我嘴里哼着《朝阳沟》的调子，觉得这日子有了奔头。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就有了规矩。

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先去看看火，炕不能灭。然后喂鸡——王婶又给我送了两只小鸡仔，说是她家母鸡孵的，多了养不过来。我用纸箱子给它们搭了个窝，放在灶房门口。每天早上撒一把玉米粒，它们就围着我转，咕咕咕地叫，跟人说话似的。

喂完鸡，我开始编筐。

我把藤条放在院子里，搬个小马扎坐下，收音机打开，调到戏曲频道。早上放的是豫剧《朝阳沟》，中午放评书《岳飞传》，下午放流行歌曲——我不爱听那些，就关了收音机自己哼。

编筐这事，急不得。一根一根地编，一圈一圈地编，心要静，手要稳。我年轻的时候脾气急，编筐的时候总出错，桂兰就在旁边看着我笑：“你这个人啊，什么都急，连编个筐都急，早晚要把自己急死。”

后来我就不急了。

一根藤条从左手穿到右手，再从右手穿回来，来来回回，像是在跟自己的手说话。编着编着，心就静了，什么都不想了，脑子里只剩下一根一根的藤条。

一个筐底打好了，再编帮子，再收口。一步一步来，不能跳，跳了一步就全散了。就跟过日子一样，一步一个脚印，急不得。

我现在一天能编七八个筐，拿到厂里去，马经理每次都要翻来覆去检查一遍，然后点点头：“李叔，您这手艺没得说。”然后把钱递给我，三四十块，不多，但够我花了。

加上我每个月两千三的退休金，一个月三千多块，我一个人花，绰绰有余。

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个月攒两千，剩下的随便花。想吃啥买啥，想喝啥喝啥。

于是每个周末赶集，我必去王老四的烧鸡摊。

王老四是我发小，一个村的，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他小时候就馋，他妈杀只鸡，他能把骨头都嚼碎了咽下去。后来他干脆自己开了一个烧鸡摊，卖道口烧鸡，在镇上卖了二十多年了。

“老李，来啦！”王老四看见我就笑，露出一口黄牙，“今天来一只？”

“来一只，挑个大的。”

“好嘞！”王老四从铁盘里挑了一只最大的，油纸一包，红塑料袋一套，“三十五。您拿好！”

我接过烧鸡，闻了闻那股子熏香味，心里头美得不行。

王老四看了我一眼：“老李，你现在可想开了。以前你连个鸡腿都舍不得买，现在每周一只烧鸡，阔气了啊！”

“可不，”我笑了，“想开了。人这一辈子，对自己好点，不丢人。”

“说得好！”王老四竖起大拇指。

我骑上车，车筐里装着烧鸡，兜里装着花生米和老白干，哼着《朝阳沟》往回走。

“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

回到家，我把烧鸡切了，花生米炸了，酒倒上，收音机打开。桂兰的遗像摆在柜子上，她还在笑。

我举起酒杯：“他娘，今天又买了一只，你尝尝，王老四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然后我喝一口酒，吃一块鸡肉，听一段戏，觉得这日子，给个县长都不换。

有时候王老四收摊早，就骑着他的三轮车来找我下棋。我们俩在院子里摆开棋盘，楚河汉界，车马炮卒，杀得昏天黑地。

王老四的棋艺不行，十盘能输八盘。输了就耍赖，说我偷他的子，说我趁他不注意挪了棋。

“老李，你这人一点都不厚道！我都六十七了，你就不能让让我？”

“你六十七咋了？我六十八，比你还大一岁，你咋不让让我？”

“你是老大哥，你应该让着小弟！”

“你拉倒吧，你输棋就是输棋，别找借口！”

我们俩斗嘴斗得不亦乐乎，有时候王婶路过，看见我俩吵得脸红脖子粗，就笑着骂：“两个老头子，加起来一百多岁了，还跟小孩似的。”

王老四嘿嘿笑：“老小孩老小孩嘛，越老越像小孩。”

我觉得他说得对。人老了，反倒活回去了，想笑就笑，想骂就骂，想唱就唱，想喝就喝，不用端着，不用装，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以前在儿子家，我连笑都得注意分寸。笑大声了张丽说吵，笑小声了她说阴阳怪气。我干脆不笑了，整天板着脸，像个木头人。

现在好了，想笑就笑，想骂就骂，王老四下棋耍赖我就骂他，他也不生气，还跟我对骂。

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日子就这么过着，转眼就过了三个月。

春天来了，院子里的草又长起来了，绿油油的一片。我那两只鸡也长大了，开始下蛋，一天一个，攒了一篮子。鸡蛋壳是粉红色的，个头不大，但蛋黄黄得发红，煮出来比镇上买的好吃一百倍。

菜地里的葱、蒜、青菜也都冒出了嫩芽，绿莹莹的，看着就喜人。我每天早晚浇浇水、拔拔草，看着它们一天天长高，心里头说不出的高兴。

编筐的活也越来越顺手了，手指头灵活了不少，一天能编到十个了。一个月下来，编筐能挣一千五，加上退休金，快四千块了，我一个人花，花不完。

我甚至开始攒钱了。不是抠抠搜搜地攒，是大大方方地攒。每个月花两千左右，剩下的存着，准备以后看病用。

有时候我会想起儿子，想起小浩。

小浩已经三个月没见了。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在赶集的路上，他坐在张丽的电动车后座上，喊了我一声“爷爷”，那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不知道他长高了没有，学习怎么样，有没有人给他做葱油饼。

张丽不会做葱油饼。以前都是我做的，小浩一顿能吃三张，吃得满嘴油，腮帮子鼓鼓的，我就坐在旁边看着他笑，看他吃得香，我就高兴。

“爷爷，你做的葱油饼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那你多吃点，吃成个小胖子。”

“我才不要当胖子，我要长得高高的！”

“高高的也得吃饭啊，不吃怎么长高？”

算了，不想了。

他要真是想我，会来的。李刚会带他来的。

他不来，我也不会去。

不是狠心，是真的不想再回去了。那个地方，那个院子，那间偏房，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

可我不知道的是，有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悄逼近。